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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赵祖康向新市政府移交政权(赵国通)
2014-5-19 16: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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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是把5月28日作为上海解放日,事实上,1949年5月27日上海就已全境解放,之所以将“解放日”定在5月28日,一个重要的缘由就是在这一天,举行了新旧市政府的交接仪式。我父亲赵祖康先生虽是民国最后一任上海市代理市长,然他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自觉遵从中国共产党的指示,配合完成上海解放和移交的任务,成为了新旧政府更替的直接参与者和历史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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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生前多次这样表述:“自己是学土木工程的,离开学校后,抱着‘交通救国’、‘工程建国’的信念,在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机关从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战后担任上海工务局局长,仍想以‘致力工程、为民服务’八个字为志愿。但在当时政权统治下,这种愿望只能是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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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前的这三四年“宦途”经历,父亲对国民党统治深感失望,临近解放,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处”,是走南洋还是留上海,是搞工程还是去教书,一时拿不定主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如何,再也不当国民党的官。下定决心不当“官”,却偏偏又“升官”,而且是在国民党逃离之时、上海即将解放的那几天里,父亲竟答应当了“代理市长”。为什么?虽说是始料不及,但这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分不开的。

  那是在1948年冬天,我家的一个亲戚名叫钱挹珊,她同丈夫曹石俊频繁造访我家。钱挹珊父亲钱春江与我爸爸是松江同乡,五四运动时期结下深厚的友情。那时,一起搞学运、出刊物、办学堂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便是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的早期领导人侯绍裘,父亲对这位同乡、学长终生怀着深深的敬意。1927年“四一二”事变时,侯绍裘在南京被国民党逮捕,英勇不屈,慷慨就义。从此,父亲与国民党在政治上始终保持着距离。钱春江也英年早逝,但我们两家关系一直很好。钱挹珊夫妇同我父亲“聊天”中,讲述了不少有关时局和解放区的情况,言者有意,闻者有心。一天,钱挹珊对我父亲说,要介绍“进步人士”见见面交个朋友,父亲欣然同意了。“进步人士”指什么,彼此心照不宣。差不多就在此时,工务局一位副局长在办公室悄悄告诉我父亲,他听到解放区的电台广播,中共中央指名欢迎我父亲和另外两人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父亲强压着内心的激动,回到家里细听广播,虽然没有收到,仍抑不住高兴,感觉到眼前终于见到一线曙光了。

  1949年2月4日,钱挹珊约我父亲到她复兴西路绿村的家里吃晚饭。一进屋就看见坐着两位素昧平生的人,钱挹珊介绍说,一位是“朴先生”,另一位是“李小姐”。寒喧之后,钱对我父亲耳语:“他们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一晚的会面,父亲如沐春风,他多次对我说过:“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次会见——1949年2月4日,在我生命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自此,“李小姐”经常在钱挹珊的家中与父亲联系。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指示,为上海的解放,父亲竭尽其所能。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当时,这样的接触,无疑是出生入死。

  解放后,我们才得知“李小姐”的真实姓名叫王月英。记得1980年代初,王月英和钱挹珊来看望我父亲,三位老人手拉着手,父亲高兴地连声说:“老战友啊老战友!”在一旁的我,还为他们拍了一张合影。

  与中共地下党接头以后,王月英悄悄送给我父亲看一本封面印着“美军登陆”的书,内中收载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论联合政府》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夜深人静时,父亲便秘密地仔细研读。精辟的形势分析使父亲长期压抑的心境豁然开朗,进一步认清国民党统治的灭亡不可避免,中国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定然系于共产党。留在上海,站在人民一边,父亲的决心下定了。就在与中共地下党接头后的当月,王月英告诉我父亲,希望获得国民党军队在郊区所筑碉堡的位置地图。然而父亲在警备司令部没有知己朋友,无从得手。他想到工务局里有一张保密的《市郊大桥地址图》,这对解放军进军有用处。于是找了个借口从主管处借出来,又要了一张市区地图,一起带到钱挹珊家。王月英与钱挹珊连夜将大桥位置复绘在市区地图上,黎明时即交给了中共地下党。第二天上班,父亲便把那张大桥地图不动声色地“物归原处”。1949年3月25日,轰动一时的中国工程师学会五代表赴南京请愿之举,父亲就是主要策划者之一。五位公推的工程界著名人士侯德榜、茅以升、恽震、顾毓瑔和我父亲,共同拟写了一份《请愿书》,提出要求当时国共双方在和平未实现前,不以工矿地区为作战据点;不损坏或迁走工厂设备;维持生产、安定社会等五项主张。以当时国共政治、军事力量对比,这些要求无疑是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出力。行前,父亲专门就此向中共地下党详述《请愿书》的内容,得到了首肯和支持。从南京请愿返沪的当天,父亲即刻将与李宗仁、何应钦、邵力子见面的情况向王月英汇报,她听了,也很高兴,地下党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淮海战役结束后,大势已去的国民党,企图以长江天堑和上海的外围工事负隅顽抗。那个汤司令(汤恩伯)为在市郊构筑碉堡,几次三番向父亲任局长的工务局“征借”石子。在地下党的指示下,父亲采用“拖”的办法与汤扯皮。先是推诿市政备料不可移用,尔后又要军方自己标购所需材料,设置种种障碍,尽其可能拖延了时间。依照中共地下党的要求,父亲将自己的交大同学、时任浙赣铁路局副局长王元康介绍与王月英接头,为大军渡江后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情报。虽说过去是同学,但在当时特殊时期,个中风险不言而喻。父亲当年的秘书陆槐清曾经亲口对我说,你日后有机会为你父亲写平生事迹,不要忘了添一笔:上海解放前夕赵老冒了极大的风险,最终将国民党市政府的档案材料完整地移交给了解放军。同时为营救被捕的进步学生,他以自己的社会地位,八方奔走,虎口救人。其中就包括陆先生的外甥女。

  1949年5月,解放军兵临上海城下。为迎接解放,里应外合,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下,父亲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他清楚地记得,那是5月23日(即上海解放之前的第5天),这天黄昏,他将花费几个夜晚写就的一份《接收上海市公用事业计划大要》连同“上海电力公司重要技术人员名单”一起秘密地交给了中共地下党员田绥祥同志。几个小时后,他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确切地说,此时是5月24日凌晨一时半。国民党市政府社会局局长陈保泰在电话中十分紧张地对我父亲说:“陈(良)市长请你立刻去市政府,有要事商量!”

  这么晚了,市长急着要见工务局长,会是什么事呢?父亲推说“司机不在”,无法出行。电话那头的陈保泰马上接口,他派自己的轿车立刻来接!20年后,父亲在一份回忆材料中这样写道:“我当时考虑了大概有三种可能:1、上了“黑名单”,与地下党秘密联系,东窗事发;2、列入“白名单”,要我一同逃到台湾去;3、如要自己表态决定留去,则以两个女儿不愿走为由,留下来。父亲镇定地交待了“后事”,如他遇不测,就请好友上海交大的梁伯高教授立刻找茅以升等知名人士营救等等。不一会儿,来接他的车子到了。为探虚实,父亲叫车子先开到陈保泰的家,只见里面一片忙乱地收拾细软和行李,正准备逃跑。陈保泰只是匆匆地说:快去快去,陈市长找你。马上叫司机将我父亲送到陈良处。你们可能对陈良这个名字感到陌生。1949年国民党危如累卵,连政客们都无心“恋栈”,4月30日,市长吴国桢“请辞”,陈良在这个位子上也没有坐满一个月。此时,旧市府的命数可以小时计了。陈良半夜召我父亲,原来就是要父亲出山“临危受命”接替他出任“代理市长”。主要应对时局处理两件事:一是国民党出走后维持社会治安,二是向“对方”移交。父亲当即先推辞一番,并提出几位社会名人谓之堪当此任。陈良说他们都不妥,还是坚持父亲继任最为合适,理由是任局长时间最长,无政治派系,操守和办事都属“标准官员”,另外还有一条:父亲是搞工程技术的,“对方”不会为难,易被各方接受,云云。陈良还特地给父亲看了“行政院长”何应钦的手令,大意是南京撤退时秩序很乱,外侨受损,国际影响不好,上海撤退时要找好人维持社会秩序,警察局可以不解散,等等。这时候的父亲,其实心里有了主意。地下党曾对我父亲说:如有机会,可以设法把国民党市政府的机关接过来,配合大军解放上海。

  陈良迫不及待,父亲胸有成竹。几番推托之后,时机成熟,父亲这才答应接受“代理市长”的任命。陈良如释重负,马上取笔,当场写下委任“手令”,又忙叫人取出红布包裹“市政府大印”和一颗“市长印”塞过来。父亲推说等天亮了到市政府当众交印不迟。陈良忙不迭地说:“接了吧接了吧!”,他生怕夜长梦多。此时已是凌晨3时,一夜无眠。24日上午,陈良在市政府会议室开会宣布他要“撤退”了,市长移交给赵祖康。早有准备的社会局长陈保泰率先表态,“支持赵祖康出任代市长”,其他人纷纷效仿,这就“一致通过”了。

  两件事父亲感到棘手,他对陈良说:“我是文官,军警怎么办?”陈良一心想快点脱手,所以对我父亲有求必应。陈良先将毛森叫到办公室,父亲故意刺激一下,说道:“毛局长你留下来当代市长维持治安吧!”这个毛森哪里敢啊,他可是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他也倒说了实话:“我不行!对方来了我要挂灯笼的(即杀头)。”父亲逼问毛森:“那社会治安谁来管?”当着陈良面,毛森无奈,想了一下,提出由主任警官陆大公来做代理警察局长。他冷冷地说:“早已怀疑陆大公和共产党有关系,本来要‘办掉’(即枪毙)的,事到如今,只好当作不知道,正好派上用场。”当父亲听到毛森说到这句话时,心里不由一震,自己同中共地下党有联系,毛森也察觉了吗?下午,父亲又拉着陈良去见警备司令陈大庆。父亲当面提出,要求军方在撤退时,不要发生大的冲突,并请将此要求转告其顶头上司汤恩伯。大势已定了,陈大庆总算口头上表示接受。

  这天虽然异常繁忙,但父亲还是见缝插针地去与社会贤达见面,以争取各界支持。其中两次拜访德高望重的颜惠庆,听取如何顺利向解放军移交意见。24小时没有合眼,深夜才回到寓所,电话铃又不绝于耳。用父亲的话说:这一天,始终处在“既紧张又极兴奋”的状态之中。

  5月25日零点刚过,陆大公来电话,称两个警察分局已被解放军占领,请指示。父亲答复:不要进行任何抵抗,向解放军缴械投降。旋即与还在苏州河北的陈良、陈大庆通话,希望他们下令撤退部队,免得危害老百姓生命财产。凌晨两点半,陆大公又来电话,告之解放军势如破竹,已经到达八仙桥。父亲当机立断在电话中告诉他:务必保护好市政府大厦,马上在市政府和警察局大楼上升白旗,向人民解放军投降。又是一个无眠之夜。一大早父亲来到市政府,看到白旗已经挂起,枪支列放在大门口,平静如常,他放心了。对局处人员作了工作布置后,父亲又赶到颜惠庆老先生家中,商讨请教有关事宜。九点半左右,知名人士李思浩也来了,告诉我父亲,中共方面将在下午派人商谈政权交接之事。父亲再次赶回市政府,又布置了抢修道路、正常上班和系统移交等任务,通知明天(26日)各局处主要负责人到市政府集中办公,以便联系。下午2点,父亲按约赶到李思浩寓所拜见中共接收代表李公然同志。因一直繁忙无暇进餐,此时饥肠响如鼓。父亲简单吃了几块点心即和中共代表进行亲切而又严肃的会商,很快达成有关移交资料、维持治安、防止破坏、保管档案、恢复交通、厂店银行复业、补发工资等八点共识。一切重要事宜均由军管会全权处理,有些具体事项可由赵祖康负责执行。

  晚上,父亲在家中向中共地下党介绍了会商经过,并得到党的进一步指示。尔后又外出落实明晨起全市电车、公交汽车恢复运行事宜。晚10时,接到颜惠庆电话,告之苏州河北岸邮政局大楼有国民党残部据楼顽抗,望能说服他们放下武器投降。我父亲马上同解放军师部一姓何干部取得联系。午夜12点,何同志复电:解放军于明晨9点起,暂停军事进攻。仁义之师宽宏大量,父亲闻之深为感动。

  5月26日这天上午,父亲在霞飞路市社会局大楼主持最后一次局处负责人市长办公会议,要求不折不扣执行与军管会会商的有关各机关各要害部门向军管会“移交”的八项决定,又特别提出须妥慎保护尚未保释的18名学生人身安全。中午他与解放军军事联络员会晤,紧急处理残敌劝降之事。在解放军的指导下,父亲于市府大楼里接通了苏州河北岸邮电大厦的电话,他请邮政局王裕光局长就近对顽守在该大厦的国民党兵劝降。经过3个多小时紧张反复的电话谈判,达成5条放下武器协议。接着,父亲又协助解放军与各方面联系,相继解决了盘踞在苏州河北河滨大厦、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以及八角亭屠宰场内的国民党残余部队,使几座历史悠久的标志性建筑得以完好保存。回顾这段往事,父亲总是说,这是大军的威慑,是正义的感召,是人民的力量,自己只是协助出了一份绵薄之力。翌日,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苏州河北岸,上海市全部解放了。父亲是这样形容当天的申城:“全市人民一片欢腾,整个上海成为了兴奋欢乐的海洋。”

  就在5月27日这一天,陈毅司令员派周林同志带着他亲笔手信到市府大厦,要我父亲作好准备,明天正式移交。这一历史性的庄严时刻到来之时,父亲的内心是极其复杂的。他从心底为大上海的新生感到由衷的高兴与欣慰,但同时又交杂着难言的苦涩——一生埋头筑路架桥的自己,竟是作为旧政府的代表,去面对新上海的诞生。

  5月28日下午2点,新市长陈毅准时步入那间80多平方米的旧市长办公室。其他党政军负责同志相继走进来,依次坐定。交接仪式正式开始,军管会熊中节同志将我父亲引进办公室。没有片刻的相恃,陈毅市长立即非常客气地站起身来与我父亲握手,微笑着请我父亲在他对面入座。“赵先生,那个陈大庆、陈良是怎么跑走的?”一句亲切、诙谐、拉家常式的开场白,使我父亲紧张的心情顿时消除,一股暖暖的感觉油然而生。陈毅随后即席作了一番讲话,大意是对我父亲在迎接解放、准备移交期间内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简短的交接仪式就完成了。

  然而,父亲心里非常明白,新旧政权的更替,这是100年来仁人志士为之前仆后继的结果,这是28年来共产党人浴血奋斗的胜利,这是中国4.5亿同胞的人心所向!

  这天下午的两件事是我父亲始料不及的。交接仪式结束后,陈毅市长要在市府作讲话,周林同志让我父亲的秘书通知旧市府人员到会议室集中开会。没想到陈毅市长为此特别关照:让所有勤杂工也一起来参加。这在旧市府里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父亲真切地感到:世道变了!

  会议结束后,陈毅市长请我父亲到他的办公室里单独谈心,开门见山希望我父亲出任新上海政府的工务局局长。这又是父亲事先没有想到的。他已经有了打算,完成历时5天的“代理市长”使命后,心甘情愿在共产党领导下,留在上海,教书育人做学问,以此为国家效力。现在,一天之间又要他转换角色,到人民政府当干部,可自己对共产党的理论、政策知之甚少,能否相处共事把工作做好,心里实在没把握。陈毅早看出我父亲的顾虑,掬诚相见地说:“赵先生,我们一定能很好合作的!”至真至诚感人肺腑。父亲表示,回去仔细再想一下。因为,个人事小,市政乃大啊!隔一日,父亲再次与陈毅市长交心,坦诚地说出自己的顾虑,因为长期在旧社会工作,恐怕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望能允许他花两个月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如果过得去,再出来任职。陈毅市长一如既往,非常耐心地解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再三表示对我父亲出任工务局长充满信心,“勇敢地担负起改变旧上海市政面貌的任务吧!”如此的盛情,如此的信任,父亲也不再犹豫了,他不由自主地站起来,紧紧握住陈毅市长的手……后来,陈毅同志去世后,父亲在怀念陈毅时写过一首诗:“庄言谐语扣心弦,神采英姿忆往年。最是沁人心扉处,海涵‘合作’到今天。”这确实是父亲的心声。

  上海解放后,父亲相继出任工务局局长、市建委副主任、民革上海市委主任委员、上海市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自始至终铭记着共产党的信任、陈毅市长的嘱托,把自己所有的才智和精力奉献给上海的市政建设,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鞠躬尽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