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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70周年】劳资两利政策在上海解放初期的实践及其启示

2019/6/21 14:22:20 来源:浦江同舟 作者:顾行超

  编者按

  今年是上海解放70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70年前,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团结各阶层人士合力做好城市接管和建设工作。

  近日,市委统战部专门编印了“统一战线与上海解放——纪念上海解放七十周年”论文集,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撰写文章,在回顾我党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建设上海方面重大成就的同时,对档案史料进行仔细梳理,就当年上海统一战线的特点及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刻阐述,为今天的统战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刚解放时的上海,工人失业、物资匮乏、社会混乱。在百乱待理、百废待兴之时,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坚决贯彻了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及时处理了尖锐对立的劳资矛盾,妥善理顺了错综复杂的劳资关系,为恢复和发展上海的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对于发展新时代和谐的劳资关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劳资两利政策的由来

  1949年9月29日,一届政协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向世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动、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劳资关系问题长期探索的硕果。

  (一)劳资两利政策在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转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往前追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政权把民族资产阶级也作为打击对象,其结果是把民族资产阶级推向了敌人方面,缩小了苏维埃共和国的阶级基础。只要工农联盟,拒绝和反对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严重“左”倾错误,使工农民主共和国难以为继。

  吸取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时期关门主义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的教训,抗日民主政权把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土纳入统一战线内部。1940年3月6日,在总结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布了名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首次明确提出了政权的“三三”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三三制”政权在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政策。这一政权内涵将经济的、政治的、多党合作的政策交融在一起,争取了民族资产阶级、开明人士和其他中间力量,团结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组织了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不断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劳资两利政策随着共产党人关于国家学说的探索臻于完善

  简而概地叙述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学说上的探索和实践,其经历了工农民主共和国——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演进。

  选择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是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启示。根据列宁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十多年的探索,到1948年12月30日,明确提出中国人民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与之相对应,中共中央在1948年4月30日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宣布:“解放区的职工和经济工作者坚定不移地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运政策和工业政策”。差不多一年以后,《共同纲领》进一步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动、内外交流的政策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

  劳资两利政策在上海解放初期的实践

  劳资两利政策在上海解放初的实践是成功的。探析成功的因素中,统一战线功德无量,它使执行这个政策的过程和结果臻于完美。

  (一)上海解放初期劳资双方的基本状况

  上海刚解放时,对于一些上层工商业者来说,即使得到中共“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承诺,私下里仍然半信半疑,惶惶不安。“他们还完全不相信我们的保护工商业政策,他们还怕我们‘只说不做’,怕贸易自由没有保障……怕税收没有底……怕农村的反霸斗争牵连到他们身上,怕公营企业把他们‘吞并’、‘排挤’。此外,还怕将来共产……”在恐惧心理支配下,少数人则抱着“吃光、用光、蚀光”,散厂了事的态度。有的则抽逃资金、设备,以至逃亡海外。相比较,私营企业的广大职工没有那么多的担忧和不安。一些人用少拿工资、奖金的方式来帮助厂方维持和恢复生产。以上状况,特别是一些私营工商业主因疑虑、恐慌而采取停工、停产的方法,从而引发出新的劳资纠纷,加上国民党政府遗留的许多劳资悬案,再加上“二六”轰炸(农历乙丑年十二月二十,正临阴历年关)造成的诸多困难,使解放初期的劳资关系异常错综复杂,大量的劳资纠纷成为威胁当时社会生活的不安定因素。

  陈毅、潘汉年视察杨树浦发电厂

  (二)市主要领导娴熟地把统一战线运用于劳资两利政策

  作为市长兼华东局统战部部长的陈毅,对形势的认识一直比较清醒。其主要表现在恢复和发展经济中如何切实执行劳资两利政策,怎样发挥上海资产阶级在迅速恢复经济中的作用等问题上。1949年6月2日,在中国银行四楼的会议厅里,在上海首次举行的工商界代表座谈会上,陈毅市长以“工商界的朋友们”这句称呼作为开场白,立刻使80余位工商界代表感受到一种温情暖意。他在讲话中,耐心细致地向与会的工商界人士讲解了党和政府关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政策。他恳切地告诉与会人员:“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找我谈,让我们共同努力,尽快把生产恢复起来。”接着,副市长潘汉年(1950年3月兼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作了解放、建设大上海的伟大意义的讲话。他着重解释了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要求工商界人士把惶恐的情绪安定下来,积极配合人民政府,发展生产、恢复市场。陈毅、潘汉年的讲话,稳定了许多工商业者的情绪,使他们开始萌生放弃“跑路”和观望态度。

  解除上海工商业人士的疑虑,尤其是工商大佬们的疑虑,不是开一次会议就能够解决的,而是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对此,陈毅经常邀请工商界人士促膝谈心,坦诚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潘汉年则经常亲自家访、及时解除他们思想疑虑的同时,还十分重视为工商界人士排忧解难,通过帮助他们度过难关等行动来体现党的统战政策。

  陈毅的虚怀若谷、坦荡直率,潘汉年的满腔热忱、急人之困,让许多工商业者深受感动。每当市政府邀请工商界人士召开座谈会时,大家都畅所欲言,对恢复、发展生产,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些意见建议,只要是合理且可行的,陈毅、潘汉年等市领导总是爽快地采纳。其从善如流,使工商界人士越发愿意倾心吐胆。

  1949年7月至8月间,上海港口遭到敌人封锁,一些私营企业停工、关厂,致使劳资纠纷迭起。对此,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及时制定了上海反封锁的六条方针。落实这六条方针,陈毅提出了面向国内、面向广大人民,用国内原料、国内销售市场来改造和发展上海工业的思路。对于叠起的劳资纠纷,陈毅要求按照劳资两利政策进行处理。他提出“厂方的困难,工人要照顾;工人的困难,厂方要照顾;资方劳方的困难,我们人民政府要统一照顾。”

  1949年8月,市军管会发布《关于复业、复工纠纷处理暂行办法》《关于私营企业劳资争议调处程序暂行办法》等文件,帮助企业解决劳资纠纷等问题。至1949年底,国家银行对私营企业发放贷款500余万元,66%的私营纺织印染厂,70%的面粉厂等都得到了收购产品或加工订货的扶助,从而帮助一大批私营企业恢复了生产。年底,全市68个主要工业行业10078家私营工业企业的开工率,由刚解放时的25%上升到67%。

  (三)市工商联、市协商委员会在“劳资纠纷”中的贡献

  1949年8月,市工商联筹委会成立了。之后不久,就成立了调解、法规研究等6个专门委员会,设立辅导、调研等4个专业处室,就指导、调解劳资关系和处理劳资纠纷做了大量工作,当年协助调解劳资纠纷20余件。市工商联正式成立后,从1951年10月至1953年2月,直接调解的有2000余件。1949年12月,市协商委员会(市政协前身)成立后,参与调解了不少复杂的劳资纠纷案件。

  构建新时代和谐劳资关系

  以上所述启示我们,构建新时代和谐劳资关系,依然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当下劳资纠纷的基本情况

  在新时代,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主要是裁员、关停等情况而导致劳动者权益受损。发生在大量的民营中小企业的劳资纠纷,主要是用人单位拖欠、克扣、截留劳动者工资,压低工价引发的劳动争议。

  劳动与资本权利的不均衡是劳资纠纷的深层次原因。当下劳动与资本权利的不均衡突出表现为“弱劳动、强资本”。仰视资本、俯视劳动者是当下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在不少地方政府的指导思想中,资本就是一切,发展似乎就是单纯的资本扩张,由此而导致劳动者权益被侵犯的现象屡见不鲜。

  (二)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

  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可借鉴解放初期上海在执行劳资两利政策中创造的许多经验:一是主要负责人能够炉火纯青地把统一战线运用于经济工作之中。二是及时制定法律、法规或有关文件,从法律、法规入手处理劳资关系及纠纷。三是在组织建设上,建立较完善的政府有关部门、市协商委员会、工商联、工会等参加的条块结合的组织网络和协调机构等。在新时代,统一战线依旧可以像解放初期上海的实践那样大有作为。

  作者为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