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之声 > 正文

【上海解放70周年】新政权与基督教“三自”目标的实现

2019/6/27 9:56:48 来源:浦江同舟 作者:张 化

  编者按

  今年是上海解放70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70年前,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团结各阶层人士合力做好城市接管和建设工作。

  近日,市委统战部专门编印了“统一战线与上海解放——纪念上海解放七十周年”论文集,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撰写文章,在回顾我党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建设上海方面重大成就的同时,对档案史料进行仔细梳理,就当年上海统一战线的特点及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刻阐述,为今天的统战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自口号的提出和差会教会的本色化

  基督教“三自”是指基督教由本国人自治、自养、自传。

  三自口号由差会首先提出。19世纪中叶,由美国公理会海外宣教会总干事鲁福斯·安德森和英国圣公会差传协会干事亨利·樊提出,作为传教运动的方针加以推动,但他们均未到过中国,只能原则性提倡。在华传教士们用带强制性的、以自养换自治的方法推进,取得一定成效。但中国基督徒少且贫,自养不能实现,当然无法换得自治。

  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

  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建议差会教会推行本色化。1922年召开中华全国基督教大会,成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大会发表的《教会的宣言》中有一节专论“本色教会”,标志着本色化理论框架的建立。在教会领导权和管理权问题上,采用“中西信徒共管”的方针。1924年,协进会成立本色教会委员会,发起并推动本色化运动,标志着本色教会进入实践阶段。一些教派在此前后纷纷成立“中华”教会。本色教会一般由差会教会翻牌或联合组成,由中西人士共组教会领导机构,差会向这个机构交权。虽不少主要职务由华人担任,但经济、人事实权始终由差会掌控。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中华基督教会。1949年,该会有17.7万信徒,占信徒总数的18.7%,组织体系完备,附属事业众多。该会典章强调自治自助自传之精神;主要负责人由华人担任。但典章又规定:所属教会的合一只是名称的、组织的、精神的、某些事工的,人事和经济均仍归各级议会自理,原本与各差会的关系不变。经济上主要还是靠各差会津贴。在自养能力最强的上海,1950年度,美国北长老会总差会资助上海相关教会及事业机构125万美元。

  不管怎么说,三自口号已被提出,并得到大多数传教士的认同。华人跻身教会领导层,比纯粹由西人决定教会事务也是一种进步。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欲自立而未成

  1906年,长老会牧师俞国桢在沪创办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核心诉求是挽回教权,即自治。他们与西人争教权,自然“大遭西教会之仇视”,必须寻求中国政府的保护。但清政府政权岌岌可危,怎敢“自启猜疑”?!自立会屡经努力,未得核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仰和结社自由。自立会获得合法性,快速发展,各地响应,形成自立运动。1920年,自立会在上海闸北堂召开全国联合大会,俞国桢当选全国总会会长。1924年,发展到20多个省份及南洋,有310多个教堂;领圣餐信徒2.2万人,约占当时全国信徒的5.7%。发展势头迅猛:1920年,信徒只有万余人;4年平均递增率达21.79%。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会长俞国桢

  自立会成为本色教会发展的关键性障碍。中华基督教会初由16个宗派联合组成,其中,长老会起步最早,始终是主力。1922年,长老会差会提议组织统一教会,“若得有区会三分之二赞成者,即可实行合一。”1924年,长老会有31个区会。因广东、闽南8个区会已经合一,剩下的23个区会中,15个已赞同,苏州区会一票至为关键,赞同则超过2/3,不赞同则不到2/3。俞国桢所在的闸北堂堂会是苏州区会中最彻底实现自立的大堂会,其态度直接影响苏州区会这一票。因此,1923年—1924年间,长老会掀起一场风波,将俞国桢赶出闸北堂。之后,苏州区会“居然一变而为一致赞成。”组建中华基督教会的提议立即通过。

  1920年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第一次全国联合大会合影(摄于商务印书馆)

  闸北堂起初租房设堂,1903年起,俞国桢几度筹款、搬迁,建成上海第二大堂。风波中,长老会使用了教会权威、金钱、神权、法律、舆论、社会力量等办法,软硬兼施,步步紧逼。俞国桢虽得到地方政府和法院的支持,还是被迫放弃了闸北堂。风波后,自立会和自立运动逐渐衰弱;本色教会稳步发展,至1950年,仅协进会旗下就有信徒约55.9万人,占中国基督徒的58.96%,成为主流教会。

  尽管自立会以失败告终,但从自治的主张和教会实践看,客观上成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先声。

  俞国桢迁建宝通路后的闸北堂

  三自运动得到新政权的支持而初步实现三自

  1950年5月,周恩来总理与基督教代表长谈了4次,指出基督教的历史角色和解放后的政治立场问题,希望反省自身,寻找不为人民所容的原因。谈话中,崔宪详回忆起自立运动及三自口号,得到肯定。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与40名教会领袖联名发表“三自宣言”。表明了基督教将拥护共同纲领,服从政府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随后征求全国基督徒的签名。9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三自宣言”和首批签名的1527名基督徒的名单,配以社论,大力支持。

  1950年6月,吴耀宗与毛泽东交谈

  左图:《天风》上刊登的《三自宣言》

  右图: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全文刊登了三自宣言和首批签名的1527名基督徒的名单,并配以社论

  10月18日—25日,基督教协进会将在上海召开第十四届年会,传教士准备另拟宣言,后又拟阻止讨论“三自宣言”。10月9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在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召开基督教界人士座谈会,做了准备。按新政权的有关政策,传教士无资格出席年会。年会决定号召信徒拥护“三自宣言”,吴耀宗当选副会长。随着抗美援朝的开始,12月,美、中政府先后宣布管制对方公私财产,差会津贴断绝。

  基督教协进会第十四届年会代表合影

  1951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积极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和政府积极领导,推进三自运动,明确“任何宗教的管理权应一律确实归中国人掌握,不容任何外人操纵。”4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处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成立了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吴耀宗任主席。讨论中,有人自发批评美国势力对中国基督教的控制和利用,此后逐步形成控诉运动,从思想上消除对美崇拜和恐惧。1953年9月,签名拥护三自者达40多万,占基督徒总数60%以上。

  吴耀宗

  1954年8月,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吴耀宗为主席。少数自称为属灵派的人以没有帝国主义关系、早已三自了等理由,反对和破坏三自运动,有的甚至破坏国家建设。肃反运动中,北京市政府破获王明道反革命集团;上海市政府破获基督徒聚会处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公布罪证,信徒受到教育。1956年4月,聚会处信徒参加三自。三自目标初步实现。


  首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会场

  结论

  (一)差会和传教士的三自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三自内涵不同、性质不同。

  各国、各教派、各时期的传教士对三自内涵的理解千差万别,但其着眼点都在于提升传教效果,是一种宗教行为;主流形成本色化运动。三自爱国运动对原来与国民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接受外国津贴并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基督教来说,是一场改变政治面貌的大变革,“是一个有重要政治意义的群众运动。”运动改变了,也仅仅改变了教会的政治面貌。三自爱国运动的政治属性,是一些属灵派教会不愿参加,甚至反对三自爱国运动的重要原因。

  (二)真正实现三自,争得治理教会之权,必须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撑。

  闸北堂风波发生时,中国国家主权不完整,外国势力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上海的影响极大,影响了风波的结局。按常理,地方法庭明确了该堂的权属;地方政府已接受自立会对闸北堂的备案,且公示保护,该堂已有完整合法性,不应再有权属争议。但当时中国和上海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掌控力均极弱,政局不稳。1924年1月,上海县换了3任知事,上海郊区及闸北正在进行江浙齐卢之战。战争时期,政府更显无力。于是出现政府在管辖范围内保护不了国民、法院判决无效的怪事。风波调停人中,有买办、工部局华人董事、差会教会的牧师,他们离开外国势力将无法生存,当然偏向差会。在弱政府环境中,工商界特别强势。上海广为流传的俚语说:“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因此,长老会可以无视地方政府和法院的权威,成功地用工商界的力量,压垮自立会和俞国桢。而三自爱国运动在发起、征求签名赞同、双方较量、成立组织等关键时刻,都得到党和政府的领导、支持,才初步实现了三自目标。

  作者系上海市委统战部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