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之声 > 正文

【上海解放70周年】亲历上海解放,迎接新中国

2019/7/11 16:15:54 来源:浦江同舟 作者:赵祖康

  赵祖康

  1900-1995

  1949年5月24日凌晨,我勉强接受了上海旧市府“代理市长”一职。之后,至5月30日办理移交帮助接管告一段落为止,我经历了难忘的七天。

  担任上海市“代理市长”

  1949年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面临崩溃时,旧市府市长吴国桢先于4月14日逃往台湾,4月28日旧市府秘书长陈良告诉我:“张维、张晓崧、张仁滔三局长已由吴市长批准辞职,你的辞职他没有批。”5月初,陈良接任市长,他发表了一批新局长的名单,如社会局陈保泰、民政局陶一珊等。

  5月24日凌晨1时,陈良对我说:“我们要走了,上海市长职务想请你代理”,要我承担“维持治安”和“办理移交”两项任务。我因事先曾得到地下工作同志指示,所以同意了。24日上午,陈良邀集各局负责人(当时大多是代理局长或处长)宣布,市长由我代理。会议结束时,陈说,各局负责人哪些人要离开上海,哪些人要留下来,可以自己考虑,再由他决定旧市府留下来的各局、处主管的名单。面对这一局面,我当时对如何“维持治安”是有顾虑的。现在回想起来,国民党当局从上海仓惶逃跑之后,上海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的维持,以及后来旧市府及各局移交工作比较顺利,一方面是由于解放军纪律严明,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依仗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和地下党组织在解放之前就做好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

  5月24日深夜到25日拂晓,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入上海市区,势如破竹,很快解放了苏州河以南整个地区。这一夜,为维持治安和秩序,我通宵和各方面联系。

  25日上午,我到紧张地区访问颜惠庆,在其寓所遇见了李思浩等人。下午1时,旧工务局副局长徐以枋(民革中央原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原主委),专员侯砚圃(民革上海市委原顾问),我的秘书陆槐清等冒着危险来到市府。据说,他们坐小汽车从建国西路出发,途经大世界附近,解放军正在肃清国民党残余散兵,不能通行。他们就步行到西藏路想转入汉口路,听到前方枪声密集。这时,路上有人劝阻,他们只得绕道福州路、河南路勉强在冷枪声中走到市府,所以一路耽搁很多时间。我看到他们很高兴,便一同上二楼秘书长办公室。简单谈了一些情况后,我决定要徐以枋去工务局,并嘱他设法把住在苏州河南的重要职员找回办公,分别通知局属各工务所抢修一些急要工程,确保交通。我又决定留侯砚圃、陆槐清两人在市府,协助我处理紧要的工作。陆即分别打电话给八个局(工务局已通知)传达了我三点指示:一、各局员工应固守工作岗位,紧急的公务必须继续维持;二、必须确保档案和一切财产安全;三、移交需整个办理,应事先联系。还通知各局明天上午8时起,指派高级人员到市府集中公办。侯即分别对旧市府7个处室作了同样传达。下午2时左右,我在李思浩家中会见了中共代表李公然。这次会见很重要。李公然同意我的大部分意见,又经过商讨明确了八点原则:即关于移交手续,照常工作,从速恢复公共交通,动员商店、工厂、银行复业等。恢复交通一事,最为重要。我当晚就访问公用局局长刘锡祺,要他第二天就设法恢复。

  苏州河北和平解放及欢迎先遣部队

  进驻市府

  5月26日上午,我召集各局负责人举行会谈,我在会上把八点原则作了布置,说明这是和中共代表李公然同志商定的。这天早晨市内公共交通已经恢复。会后,我集中精力设法解决苏州河以北青年军204师的缴械问题。这一问题得以迅速解决,我很感激军管会军事联络员刘光辉的极力支持,他耐心等待我和邮政总局局长王光裕的联系,经过两个多钟头在电话中反复劝说磋商,才解决了五点停战缴械条件。邮电大楼首先竖起白旗。接着,河滨大楼、百老汇大厦以及屠宰场附近一带的国民党残余武装经过我们从旁协助,也以同样的方式先后停战缴械。

  这天下午,宋启荣(西北公路局管理原局长宋希尚的侄子)同钱明(地下党组织负责调查统计工作的同志)、晨钟(解放军先遣部队派驻市府担任警卫、监督的同志)三人来市府和我相见,我以旧市府“代市长”的身份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要我陪同到市府档案室察看,我因工作忙,便嘱咐陆槐清与晨钟联系,尽量协助他工作。晨钟当时要陆陪同巡视旧市府各重要办公室,如市长室、秘书长室等,各大小会议室,详细检查有无异样装置和危险品。

  当天下午4时,晨钟有任务去四川路桥南堍,要陆通知总务处派一辆吉普车同去。当车驶近四川路时,突然被暗藏路旁楼上的敌人用机枪扫射,车胎打坏。当时,晨钟十分机警,拉陆急忙跳下车避进一家小店,幸未受伤。我嘱咐侯砚圃负责与旧市府各局、处联系,检查执行八点原则的情况。各局集中市府办公的大部分是主任秘书、科长一级,只有地政局局长沈振家亲自参加。侯和他们联系的主要是移交清册应包括哪几方面内容和具体要求,清册一式几份和交来的截止日期。清册除了本单位及负责人盖章外,还应一律送市府加盖旧市府的印章再移交。

  档案、财产与印信的移交

  负责办理旧市府及各局、处档案、财产的移交,本来应该是我这个“代理市长”的一项主要工作。各局、处在侯砚圃的联系检查督促下开始移交清册,有的送来加盖市府印章,也有的来不及送来。其实,加盖市府印章是一种形式,我们没有力量去审查,也无法核实。后来,军管会的接管代表奉陈毅市长之命宣布,凡旧市府及各局的移交手续,一律由派驻所在单位的军事接管人员直接办理,陈毅市长还特别关照,移交问题“不要找赵祖康先生管这件事”。因为我除工务局外,对其他各处情况都不了解。因此,后来一律遵照这一指示各单位直接与军管干部办理移交。实际上,接管和移交,只是一种手续,党对各局情况早已掌握。以工务局为例,对于该局机械、车辆、材料、人员情况,党早已了如指掌,分单位进行接管验收。其中工务局的移交,由我交副局长徐以枋办理。事后听潘汉年同志在一次大会上谈到“工务局人员基本上都未走,移交办理得较好”,得到这样的评价,我感到十分高兴。

  旧市府有大印一颗,市长小方印一颗。5月24日深夜,陈良一面写“手令”委派我“代理市长”,一面叫秘书处长郑瑜把红布包的这两颗钢印交给我。25日下午,我把印章交陆槐清收存保管。5月30日,我请人民政府周秘书长派人接管,他就派了周森来,我亲自将印章移交他“启收”。

  上海解放时街景

  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5月28日,这是上海全市人民难忘的一天,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这天上午,军管会先派熊中节来市府看我,出示盖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之章”的命令,上面写着“著总务处熊处长前往旧市府布置有关接收事宜,并通知原负责人作应有准备。”我和熊会谈之后,即介绍与侯砚圃、陆槐清相见。熊处长向他们详细询问了关于移交的准备工作情况,此后几天中,他们经常向熊汇报并请示解决一些问题,同时也向我作了汇报。

  下午2时左右,陈毅市长同曾山、韦悫、潘汉年、刘晓、周林等领导同志到市府,我表示热烈欢迎。陈毅市长先在办公室内招呼我,询问了24日白天和晚上的情况,主要是国民党在上海部分军政人员逃跑的情形。下午3时,举行旧市府职工大会,陈毅市长作了诚恳亲切的训话。当时开会情况和陈市长讲话内容,就陆槐清所记和我的回忆,大致是晨钟先嘱陆通知,凡在市府的职员、工役、司机等集合起来到会议室,各局已在市府的负责人员也参加,约有三百余人。我和各局、处负责人坐在前面,职工立着站满了会场。3时许,穿解放军服装的7、8个人来到会场时,大家热烈鼓掌欢迎。这时,一位解放军干部走到桌子前,他自我介绍说:“我叫周林。”随后请副市长潘汉年讲话。潘简单地说:“这次承赵代市长和旧市府各位欢迎我们,表示感激。现在请陈毅市长讲话。”这时,大家再一次热烈鼓掌欢迎。当时,大家都十分惊讶,想不到陈毅市长亲自来和我们见面。陈毅市长的讲话,好像和朋友谈话一样,态度和蔼,讲话大意是:

  “

  “诸位朋友,你们没有去台湾,我们表示欢迎。这次解放军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与过去甲打倒乙,乙打倒甲的胜利不同。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中国已有二十二、三年历史,搞得民不聊生,并没有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彻底实行,相反地压迫人民,把三民主义完全搞糟了。他怎么对得起他(说到这里,他用手指着身后墙上挂的孙中山遗像)!八年抗战中,蒋介石并没有和敌人打仗,却培养了压迫人民的武力;但在发动的三年内战中,被人民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历史就是这样无情的、残酷的。国民党经过几次大败之后,是不是甘心?不,我看不会甘心的,还想用种种方法来破坏和捣乱的。

  诸位老市府的朋友们,你们都受过高等教育,你们要深切了解这次解放军胜利的意义。古代有句成语‘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希望你们加强学习,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否则,逆着革命潮流就会有覆没的危险。你们更要提高警惕,防止反动派的一切阴谋。

  其次,诸位要固守岗位,安心工作,协助接收,将来量才录用。我们一定照‘主犯必惩,胁从不问,有功必奖’的既定政策执行。希望你们与解放军切实合作。”

  ”

  陈毅市长这番话,凡是到会的人听了都深受感动。大家消除了种种顾虑,安心做好本职工作。会后,陈市长又和我谈了20分钟,主要是劝导我,要我担任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局长。我谈了我个人的自卑想法,即能不能在人民政府中做好工作。直到现在,我始终牢记他出自肺腑的一句话:“我们一定能很好合作的。”这一巨大的鼓励和鞭策,对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此后,我全力以赴投入于新上海的市政建设工作之中。

  1980年民革上海市委举行纪念上海解放31周年座谈会,图为部分参会者的合影:赵祖康(前排左三)、武和轩(前排左四)、刘昌义(前排左二)、徐国懋(三排左三)

  作者系民革上海市委原主委,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工务局局长、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规划建设管理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来源:《铭记与传承——上海多党合作事业光影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