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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航海人”陈吉余 九旬勾画“后浦东”

2014/5/19 16:06:52 作者:俞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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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生践行“服从真理,揭示自然,承担重担”的理想,力排众议为上海市民找到优质水源,提出打造“南隧北桥”方案。
  当你在炎炎夏日回到家中,惬意地喝上一杯优质的清水时;当你通过现代气派的浦东国际机场,飞往世界各地时;当你在周末乘坐私家车,和家人一起驶过南隧北桥,上崇明岛度假时,你是否知道,这一切都得益于一位老科学家?他在青草沙水源地寻址、浦东国际机场选址和南隧北桥方案的建议上,为上海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60年来,他践行自己“服从真理,揭示自然,承担重担”的理想,取得了一系列造福世人的科研成果。他就是九三学社社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研究院教授陈吉余。
  近日,记者来到华师大丽娃河畔,见到了91岁高龄的陈院士。老先生一头白发,气色很好,拄着拐杖能独立行走。在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中,他侃侃而谈,没有一丝疲惫的迹象。
  涨落起伏的潮水、细软难走的泥滩……大江大河的入海口,是陈吉余一生最牵挂的地方。“我和长江口打了50多年的交道,我是亲眼看着它如何变过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变,将来会怎样变,我心里有个谱。就像老的航海人,从水里捞出一块泥,手里摸摸、嘴里尝尝,就知道在什么地方了。”陈院士的话语里,透着智慧和自信。
  大科学家李四光提出“杭州冰川学说”,他质疑――
  他说,我有质疑应该提出来,科学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杭州冰川学说”因此没有继续发展
  面对记者,这位老“航海人”讲起了他的身世。
  1921年农历九月十七,陈吉余出生于江苏省灌云县的一个耕读人家。父亲是淮阴的挂牌律师,在陈吉余和其兄弟姊妹的眼里,他是个不苟言笑、为人正直的人。小时后,他们见到父亲都会害怕,而母亲则很慈爱,从来没说过孩子们一句重话。
  陈院士说:“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亲人是祖父。”他的祖父陈百川是清朝的举人,后被公派到日本留学。学成归国后,陈百川在家乡出资创办了一所小学――百川小学,陈吉余当年就在该校就读,“‘九一八’事变后,我记得祖父写了一幅对联挂在学校里,‘爱国须学凯米尔,立志当如马志尼’,用土耳其、意大利的民族英雄激励师生,把一种抗战到底、保家卫国的精神传递给我们这些孩子。”
  在祖父创办的小学里,年幼的陈吉余在那里第一次展露了他的地理学天赋。当时,祖父在他的床头挂了一幅中国地图,“我每天一有空,就看这幅地图。小孩子玩嘛,我就喜欢这个。”在玩儿的过程中,当时全国2000个县的名字,小吉余几乎都记得。有一次,老师考他:“中国的河都是从西向东流的,有没有哪条河是从东向西流的?”“有啊,大汶河!”小吉余脱口而出,令老师刮目相看。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吉余为了继续求学,一路辗转来到湖北沙市,就读于江苏多所中学组建的联合中学。在重庆,他读完高中,考取了浙江大学史地系。据陈院士回忆,当时是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四所高校联合招生,同学们来到重庆沙坪坝,在当时一所学校进行高考。“那时,一百多个学生在一间大教室里打地铺,早上四点考试,大家要自带蜡烛,还要注意防空警报,因为敌机随时可能来轰炸,考试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最终,陈吉余如愿考上了自己的第一志愿。
  当时的浙大,地理学大师辈出,竺可桢、张其昀、叶良辅……他们的精彩讲课和人格魅力,让陈吉余对地理这门学科愈加如痴如醉。
  大学一年级时,浙大史地系的专业课只有一门――中国通史,由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的弟子谭其骧讲授。这门课讲得精彩之极,不但学生们都去听,很多老师也去听讲。大二时,史地系主任张其昀为他们讲授中国地理,他告诉学生,为什么地理、历史合为一系?因为中国古人治学推崇“左图右史”,左手边放地图,右手边放史书,一个关乎空间,一个关乎时间,把时间、空间统合在一起治学,才能形成宏观而精准的概念。“张其昀真的是一位大师,学识渊博。”陈吉余说,“有个国学基础不错的学生问他:‘我手上拿的东西为什么叫东西,不叫南北?’张其昀回答他说:‘古人之室,坐北朝南,东面放东西,西面放东西,所以事物都叫东西。’”
  对陈吉余影响最大的老师是地质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理学硕士叶良辅教授。叶良辅曾在中央研究院工作,可惜后来得了肺病,只好在老家杭州静养,便被张其昀聘为浙大教授。叶良辅在浙大有很高的威信,他教书不用课本,讲解每个地质学概念都非常清晰,为陈吉余之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尽管身体不好,但叶教授还经常带学生去野外考察,指导他们研究地貌。
  1946年,叶良辅还让陈吉余参与钱塘江地质调查项目,把他领进了河口海岸学这一研究领域。“所谓河口海岸学,就是研究在海陆相互作用条件下,河口海岸的演变规律和河口海岸的生态环境。”陈院士解释道,“河口海岸是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的前沿,所以这门交叉学科对国民经济、国家安全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浙大求学期间,陈吉余还与李四光有过一段师生之谊。
  陈院士回忆说,那是在他写学士论文期间,他来到贵阳的贵州地质矿产测勘处,研究当地的山地地形,恰巧李四光也在那里。听说这个学生是研究地形的,李先生便带他在那一带考察了一天,并借给他一本自己写的尚未出版的书《冰期之庐山》。1947年,李四光来到杭州,带浙大史地系的师生进行了地形考察,提出了他的“杭州冰川学说”。然而,年轻的陈吉余对这位大科学家的学说并不认同,他撰写了一篇论文《冰川置疑》,指出这个理论的论据存在不足。结果,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杭州冰川学说”也就没有继续发展下去。
  谈起这段往事,陈院士感慨地说:“浙大的校训‘求是’对我的影响很大,求是就是求真理,科学研究如果不求真理,服从权威,那不就成了伪科学吗?所以科研人员要敢于讲真话。当年,对于李先生的学说,我想我有质疑总是应该提出来,科学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 
  1969年崇明治深潭,冒着“反革命”风险,他直言――
  他说,一整夜思想斗争后还是决定履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他的方案节省了200多万元经费  
  在日后的科研生涯中,陈吉余一直把“讲真话”作为他的人生信条。有时候,敢不敢直言真相,是对科学家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考验。
  1969年,崇明的施翘河前的长江底出现一个深潭,深度达到51.5米,由于崇明电厂就在附近,一时间人心惶惶。上海市很重视这件事,拨了250万元用于深潭治理。那时的250万元,可是一笔相当大的经费。然而,已经夺权的革委会组织的人员对深潭研究了半年,也没能拿出解决方案。无奈之下,他们叫来了陈吉余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陈先生分析了三天后认为,深潭的发展趋势已经稳定,只要对北面的丁坝进行加固就行,不必大动干戈。
  “这是我的科学分析结论,但敢不敢把这句话讲出来,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知道,万一深潭的威胁加剧,那‘反革命’罪名我就逃不掉了。”当时,陈吉余的处境相当困难,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是华师大地理系的重点批斗对象,大热天被逼在太阳底下下跪,在校园里扫地拖地板……吃了很多苦头。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真话是说还是不说?在做了一整夜的思想斗争后,陈吉余还是决定履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把真相说出来。他把自己的分析结论写成报告,交给了市水利局和崇明革委会。最终,方案得到通过,丁坝加固只花了40万元,为上海节省了200多万元财政经费。    
  决策部门将松浦大桥一带定为新水源地,他反对――
  他说,那里的江水中出现不利健康的成分,我们要对全市人民负责啊!青草沙可以成为未来水源地    
  在陈院士看来,“我们搞科研的人应该在深入调研、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把真实的情况向上面反映,不能有半点私心杂念,也不能在反对声浪中退缩。”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上海水源地争议问题上,他坚持的正是这个原则。
  1989年,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了高级顾问委员会,李国豪、谢希德、谈家桢等一批知名科学家加入,为上海市重大问题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高顾委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饮水,因为当时上海的黄浦江污染比较严重,自来水水质不佳,寻找新的水源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作为高顾委委员,陈吉余提出了向长江引水的观点,高顾委一致同意,上报市领导部门。
  然而,这个方案很快遭遇反对意见。原来,当时相关决策部门已基本决定,将黄浦江上游的松浦大桥一带作为新的水源地。对于这个方案,陈吉余很不认同。“那时候,上海的污水回荡已经到闵行了,再往上就会到松浦大桥,而上海、江苏交界处的淀山湖也已出现污染。继续选择在黄浦江上游取水的风险不是很大吗?而且我们检测发现,松浦大桥一带的江水中已出现对人体健康很不好的物质成分,我们要对全市人民负责啊!”
  于是,经过陈吉余等人的论证,市科协高顾委将长江取水方案提交给了市领导,两种观点的交锋就此展开。由于在黄浦江上游取水的方案已基本确定下来,在争论中,高顾委是不折不扣的“少数派”。1990年春节过后,陈吉余和翁史烈、马远良两位教授一起作为高顾委的代表,参加了市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那时我在锦江小礼堂讲了15分钟我们的观点,一讲完,反对意见就出来了。”陈院士回忆道,“有个专家把装着厚厚一叠资料的皮包在台子上一摔,说‘这个问题我不比你清楚吗?’”
  1990年4月,在松浦大桥一带取水的方案还是获得了通过。但那年夏天黄浦江大旱,污水上移,回荡到松浦大桥那里。陈吉余派助教去调查,发现取水处的鱼和底栖生物全死了。于是,拍照取证,写报告,他继续向市里反映情况。
  “说真的,那段时间我受到的压力很大,一些人讲,陈吉余又跳出来了!不过在学术界,我的观点还是得到很多人认可的。”压力之下,陈先生继续研究向长江引水的问题。1990年10月,在上海市科协组织的上海市引水水源讨论会上,他提出了“干净水源何处寻,长江河口江中求”这个论断,指出长江河口江心部位的冲积沙洲――青草沙可以成为上海未来的水源地。
  令陈院士感到欣慰的是,在1992年市科协高顾委第二届专家组的成立大会上,他听到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徐匡迪在讲话中这样说道:“事实证明,高顾委提出的向长江引水的建议是正确的。”
  如今,青草沙水源地工程已经竣工,取自长江江心的优质原水惠及上海的千家万户,为这座国际大都市的供水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他为浦东机场选址潮滩,还为鸟儿建九段沙乐园――
  做河口研究的人,不能只管人,不管自然,要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六十多年的科研生涯中,陈院士提出的工程方案和建议远不止青草沙、崇明施翘河两个。
  20世纪90年代,在浦东国际机场的选址问题上,他建议把机场建在海堤外的潮滩上,这样可以为上海节约大量土地,而且不会对周边居民区造成噪音污染。“对上海来说,土地太金贵了,如果把机场建在海堤外,就不会占用农田。发达国家建机场也遵循这个思路,比如美国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就建在海滩上,日本东京机场也是建在海边的湿地上。”为此,并未参与机场选址工作的陈吉余写了一封信,交给了时任上海市长的徐匡迪。一周后,他就接到通知,说有关部门认可了他的建议,表示堤外的滩涂要充分利用。
  这项建议绝对是“金点子”,机场场址由此向东平移640米,可少征农田约7488亩,少征农田后增加了滩涂填土费用,两者相抵,陈吉余的建言相当于为国家节省投资3.6亿元人民币。
  在该建议得到采纳后,陈吉余又提出,机场占用的堤外湿地是鸟类国际迁徙路线上的一个重要“驿站”,既然把这块地占了,就应该在附近的某个地方“种青引鸟”,作为对鸟类的生态补偿。“我们做河口研究的人,不能只管人,不管自然,要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造机场把鸟赶跑了,就得为它们另安排一个去处。”陈院士如是说道。
  这个为鸟儿着想的建议也得到了采纳。于是,陈吉余开始主持“九段沙生态工程”,和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将芦苇等促淤植物引入这个长江口新生成的沙岛。如今,水草丰茂的九段沙湿地,已成为鸟类迁徙路上的一个乐园。    
  “三倡”全国海岸带调查,是他提出建“南隧北桥”――
  在评价自己一生的所有成果时,陈吉余认为,“全国海岸带调查,是我人生中从事的最大一件事。”    
  1979年初,当拨乱反正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时,陈吉余来到国家科委二局,向庞文华局长提出了开展全国海岸带调查的构想。此前,陈先生分别在1959年和1963年两次提出这一构想,但都没有做成功。这次,他的心情更迫切了。全国海岸带调查的目的是什么?能取得怎样的成果?应该如何开展?陈吉余说得如数家珍。“海岸带调查是这么回事啊,好,你回去写一个报告,我帮你送到国务院。”庞局长表示支持。于是,陈吉余在同年2月写出了一份建议开展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调查的报告,不久就得到了国务院发文。同年5月,全国海岸带调查温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陈吉余出任调查队队长。
  从1980年到1986年,此次大调查历时七年,前后共有2万人参加,为我国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系统的科技资料。海岸带调查后,陈吉余在报告中写下了这样的建议――打造“南隧北桥”。在上海市海岸带综合报告中则提出:在芦潮港建立城镇。如今,这两个前瞻性方案都变成了现实。
  谈到“三倡”全国海岸带调查的心得,陈院士说,做科研必须要有全局观、综合观。在他倡导的全国海岸带调查中,共有15个专业的研究人员参与,对这么多专业,陈先生不可能样样精通,但他拥有的是宏观的视野,能敏锐地判断出各项专业调查在整个项目中的地位和价值。“这就叫系统科学。地球是个系统,河口海岸也是个系统。”
  陈院士觉得,这种系统科学的眼光,是如今很多科研人员所欠缺的。“他们的研究做得很细很深,但缺乏宏观的视野、综合的观念,这样就无法对世界形成全面地认识。就拿长江河口来说,现在有很多专业研究,但综合研究却开展得很不够。    
  他正勾画海上人工岛,打造长江口亚三角洲――
  浦东开发已经二十多年,下一步上海将向哪里发展?陈吉余相中了这块宝地    
  带着这种治学理念,陈院士一次次辗转于河口海岸,用他的脚印丈量着这条祖国的“生命线”,用他的智慧为沿海地区的发展出谋划策。如今,虽然年过九旬,但陈吉余仍然在对长江河口海岸做着深入的思考,勾画着上海未来发展的蓝图。
  2010年,他向上海市领导递交了一份报告,指出长江流域的现状――上游蓄水、中游拦水,下游引水,加上跨流域调水,势必会对上海的供水产生影响。为此,他建议本市开展长江河口的系统监测、综合研究。这份报告得到了俞正声书记、韩正市长的批示。目前,市水务局正在开展系统监测,华师大专家则在做综合研究。在上海的供水安全问题上,陈院士一再提醒:“即便有了青草沙水库,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要早日形成多库联动的格局。”
  2011年,陈吉余又提出了在长江河口外建海上人工岛,打造“长江口亚三角洲”的宏伟构想。
  在地图前,陈院士为记者指出了这个亚三角洲的位置,它由长兴岛、横沙岛、横沙东滩、九段沙等天然岛屿和一个人工岛组成。根据设想,人工岛建在天然岛屿的东面、水深20米左右的海上,它的土地“原料”来自长江口的大量淤积泥沙,面积为40平方公里。在人工岛上,能建成一个水深在23米左右的深水大港,并通过隧桥,将人工岛与天然岛屿连接起来。
  陈院士说,大小洋山港的水深是15米―16米,但如今集装箱船的运载量已达到18000箱,需要18米水深的港口,所以上海要建成国际航运中心,应兴建一个水深在20米以上的大港。不仅如此,人工岛一旦建成,还将与周边的天然岛屿组成串珠状的“长江口亚三角洲”。经过围垦促淤,它的面积将达到500多平方公里。这块“长”出来的土地,有望带动上海新一轮的经济发展。
  “浦东开发已经20多年了,下一步上海将向哪里发展?我觉得就是‘长江口亚三角洲’,这是块宝地啊!在‘后浦东时代’、‘后洋山时代’,上海依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潜力!”陈院士的话语里,流露出兴奋和憧憬。
  站在地图前的他,用手指圈点着他构想中的亚三角洲,让人仿佛依稀看到,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又一次来到了长江入海口,凭海临风,挥斥方遒……
  【对话陈吉余院士】
  上海光有青草沙还不够
  培养通才比专才重要,现在大学的通才教育比较薄弱
  记者:当年您在浙江大学得到过很多名师的指点,为日后走上科研道路打下了基础。您觉得,与当时的高校教育相比,如今的教育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陈吉余:我在大学里既学自然地理,也学人文地理,既懂地质、地貌,也懂水文,这就为我今后从事河口海岸这一交叉学科打下了基础。而如今大学生的专业知识面,似乎比我们那时要窄。现在的高校教育我没有直接参与,但我感觉,这种情况和大学的通才教育比较薄弱有关。
  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培养人才是培养专才重要,还是通才重要?我觉得是后者重要,因为知识面窄了,思考问题往往就不会从宏观角度出发,对研究对象无法形成全面的认识。所以我感到,解放后我国高校的学科专门化有问题,如今我们应进一步加强通才教育,课程涉及的知识面要广一些,这样才能让学生今后做出大学问来。
  另外,我发觉现在很多大学生的基础不够扎实,比如在写论文时,使用科学名词的随意性比较大。在文字表达上,许多学生的文章不够简练,一句话可以写得很长,我看他们的文章,先要做“断句”。这些毛病,可能跟我们基础教育的一些缺失有关吧。
  职称评定标准太量化,科研人员不能把发表论文作为终极目的
  记者:您认为在如今中国的科技界,是否存在不利于科技发展的外部阻力?
  陈吉余:我觉得在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定上,我们的标准太量化了。现在评教授就是打分,一个人发表过多少篇论文,就得多少分,分数够了,就能当教授。至于这些论文为国家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那就不管了。
  我认识的一名学者,为解决一个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写了一本书,但评职称时他被告知,书不能算作论文。我对这样的规定很不理解,书为何不能代替论文?评教授以论文和打分为主要标准,这是误导。
  所以说,我们要制订出更合理的职称评定体系,不仅要量化,更要“质化”,激励科研人员用他们的才智为国计民生服务,而不是把发表论文作为终极目的。
  过去我们常去野外做调研,现在不少科研人员从网上拿别人的资料来做研究,自己从来不去野外
  记者:从科研人员自身来看,他们应如何进一步提升自己?
  陈吉余:做科研应该提倡“学以致用”,但如今的学术界比较浮躁,有一种学以致名、学以致利的不良风气。既然追求的是名和利,他们就不再坚持真理,不再关心自己的研究是否对国家有用。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学术腐败、学术造假事件屡屡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拿我从事的学科来说,我觉得地理学其实是“经济学”,即经世济民之学。过去,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我们经常去野外做调查研究,再高的山,再大的浪,也要去。但现在,不少人是从网上拿别人的资料来做研究,或者是派学生去调查,自己从来不去野外。这么一来,写论文的速度是快了,但写出来的文章往往是“无病呻吟”,缺乏新的观点。
  如何才能扭转这种风气呢?我感到,科研人员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把学以致用作为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把“服从真理、揭示自然、承担重担”作为自己的使命,这样才能不受名利的诱惑。
  父母和老师至少要在孩子的内心划出一条道德底线,让他们知道有很多东西比金钱更重要
  记者:的确,对一个国家来说,科学家被赋予了重要的使命,但如今,许多孩子不再把“长大后当科学家”作为人生理想,您对此怎么看?
  陈吉余:确实如此。我的重孙读小学二年级,有一次我问他,“读书是为了什么?”他说,“是为了以后挣钱。”我吃了一惊,可是你知道,小孩子的想法都是受社会影响的,当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把金钱奉为最高追求目标的风气时,孩子就不会把“长大后当科学家”作为理想了。
  时代决定意识,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生活在民族危亡的年代,所以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觉得读书是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当年,我的祖父在学校里挂上亲手书写的对联“爱国须学凯米尔,立志当如马志尼”,把爱国主义精神植入了我们这些孩子的心里。而现在,我看在青少年教育上,世界观、人生观已经不怎么谈了,只有分数观,还有来自社会的金钱至上观。我们的一些大学,热衷宣传培养出了多少亿万富翁,大学教育的目标难道是培养富翁吗?
  因此,思想教育恐怕还得抓一抓,特别是在儿童成长阶段,父母和老师至少要在孩子的内心划出一条道德底线,让他们知道,有很多东西比金钱更重要。媒体也有很重的责任,电视节目要传递健康的价值观,以文化和道德为导向,否则就会污染孩子的心灵。
  当年提出三峡水库可能会给上海饮水造成影响并作出建议,事实证明判断是正确的
  记者:您担任过三峡工程生态环境专家组成员,当时在专家论证时,您提出了什么观点?
  陈吉余:三峡工程对长江河口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三峡水库在蓄水期,可能会引起长江口咸水倒灌,给上海的饮水造成影响。另一方面,是使得长江的泥沙含量减少,河口就要产生海岸侵蚀问题,上海的土地增长速度会慢下来。这方面的例子是不少的,比如,埃及尼罗河上建了阿斯旺大坝后,引发了尼罗河三角洲的侵蚀问题;海南岛的南渡江建了松涛水库后,南渡江三角洲海岸就发生侵蚀,每年后退9米。
  当年,三峡工程成立了14个专家组,我作为生态环境专家组成员,提出了这些观点,还出了报告,建议延长三峡水库的蓄水时间,蓄水时段不要太集中,这就能减少长江口的咸水入侵。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判断是正确的。2010年,我向上海市领导建议,要开展长江河口的系统检测、综合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上海面临的咸水倒灌、海岸侵蚀问题。
  上海光有一个青草沙还不够,我们还应该有几个水库,水资源问题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记者:作为一位为上海市民找到水源的科学家,您觉得,在青草沙水源地工程建成后,上海的供水安全是否有了根本性保障?
  陈吉余:我觉得,上海光有一个青草沙还不够,我们还应该有几个水库,形成多库联动的格局。在水资源问题上,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上海有2300余万人,青草沙能解决1000万人的饮水问题,那还没有完全解决。如果来了个突发事件,该怎么办?这样大的城市不能出一点差错,对水源地我们不能满足于“相对安全”,而是要追求“绝对安全”。
  2003年,我们提出了关于没冒沙水源地的构想。这个潜在的水源地位于南汇东滩外、长江口南槽南侧边滩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对比,我认为青草沙基本满足了水源地的各项条件,而没冒沙的资料还不足。于是我写了篇文章《两库并存,多库联动》,交给市领导,建议先上青草沙,在规划上为没冒沙留出建库范围。
  总之,我们可以把青草沙水库作为一个母库,还应该建一批子库,共同确保上海市民的饮水安全。另外,黄浦江水源地现在还在用,我们要进一步改进净化技术,把优质自来水送入千家万户。
  记者手记
  经世致用儒之大者
  采访中,陈先生告诉我,他在大学一年级时看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学著作,遂萌生了将来做文学家的想法。“不光是文学家,那时候我还想成为一名大儒。”而到了大二,他开始学地理专业课,就意识到地理学才是他的最爱,便一心一意钻研这门学科了。
  在笔者看来,陈先生虽然没成为一名大儒和文学家,但在他的科研道路上,儒家的精神气质、治学方法贯穿始终。他崇尚学以致用,主张依靠科学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为国计民生服务。这一点,不正体现了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就像陈先生所说,“地理学其实是‘经济学’,即经世济民之学。”纵观他60年来取得的科研成果、提出的工程方案,都为这句话做出了生动的诠释。而且笔者发现,有很多方案和建议是陈先生主动向有关部门提出的,单单是他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市领导写的信件,就有20封左右。这些信件,无不浸润着这位科学家心系天下、敢于谏言的儒家情怀。
  陈先生注重综合的治学方法、追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也和中国传统思想十分契合。这对于更偏重分析、主客体二分的西方科学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这些思想,对年轻的科研人员来说会很有启发。
  他一生践行的“求是”精神,敢于说真话的勇气,更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孟子曰:“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无论是在分析崇明施翘河深潭的过程中,还是在面对青草沙水源地的争论时,陈先生都把公众利益、老百姓的福祉放在个人得失之前,履行了一个科学家对社会的责任。就像他说的,他的使命就是“服从真理,揭示自然,承担重担”。唯此,科学家才能在复杂的现实世界里闪耀他们的光辉。
  在陈先生眼里,当前,包括学术界在内的整个社会有一股名利至上的不良风气,这让他感到忧心。笔者认为,如今我们很多人最缺乏的,恐怕就是陈吉余等老一辈科学家所具有的爱国爱民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缺少了这种精神气质,做人、做事往往会遗忘真理,为功利所累。
  经世致用,儒之大者。陈先生已用他的人生为国人谋得了福利,如今,愿他在91岁高龄所讲的这些诤言,能给予我国科研人员,乃至全社会的人们一种鞭策,为我们注入精神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