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1924年生于安徽，核物理学家。父亲邓以蛰，北大哲学教授。

　　13岁，经历卢沟桥事变。16岁，跟着姐姐从沦陷的北平流亡，经上海、香港、越南到昆明。17岁，考入西南联大。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邓稼先科学救国图存的信念，终身如一。

　　1950年8月，获美国普渡大学核物理博士学位九天后，启程回国。

　　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

　　1999年，当邓稼先被追授“两弹一星”元勋称号时，他已辞世整整13年。而这时距他1958年投身原子弹的研究也整整过去了41年。

　　许鹿希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58年8月的一天，夜深了，辗转反侧的邓稼先久久地盯着窗外，窗外的夜色中一轮明月。她回忆说：邓稼先喜欢月亮，常望着月亮出神。突然，他坐了起来，将一只手轻轻放在我的手上，眼睛却盯着窗外的月亮，轻轻地说了声：“我要调动工作了。”我以为他是从这个科研单位调到另一个单位，所以问他调哪儿去，但他说不能说。我说为什么，他说不能说，我说在不在北京可不可以通信联系，他说不行。后来，他就说他连家也顾不了了。他说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是什么样的工作要他下这样的决心，邓稼先没有回答，却说道：家里的一切都托付给你了。那一夜，许鹿希哭了。但她还是没想到，为这次调动付出的代价，将是夫妇俩寂寞的人生。

　　第二天，向来不爱照相的邓稼先走进了照相馆，与妻子和一双儿女留下了一张全家福。这时的邓稼先34岁。

　　邓稼先被任命为中国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但许鹿希以为只是普通的工作调动。他根本想不到丈夫是去造原子弹。因为邓稼先的专业虽然是核物理，但建国初期，新中国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能把小麦磨成面粉，还能造纸。毛泽东说，“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没有人知道邓稼先在哪里工作。他白天消失，晚上神秘地回家。其实，他那时工作的地方与家只隔着一站路。有一回，许鹿希骑车过去，正好看见邓稼先，就问他怎么在这，许鹿希根本不知道这是他的单位。邓稼先骗她说：啊，我去看人，在这儿下错车了。然后他看见公共汽车来就赶紧上车，许鹿希从没想到他是骗她的。

　　严格的保密纪律，让邓稼先的生活方式完全变了。此后，他没有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没有作过一次学术报告，甚至，亲友间的聚会也避开了。

　　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掷2颗原子弹，使世界真切地看到了原子武器毁灭性的力量。2002年，美国解密了41份绝密文件，文件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曾多次企图对中国发动核突袭。朝鲜战争期间，装有原子弹的导弹一度运至日本冲绳岛。美国人扬言要将核武器当做普通炸弹来用。国际舆论称，自广岛、长崎被毁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新中国一样临近核威胁。居里夫人的女婿，一生为和平而战的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通过自己的中国学生转告毛泽东，“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必须自己先有。”

　　邓稼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任核研究院理论部主任。理论设计是制造原子弹的“龙头”，邓稼先接受任务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行吗”。这时理论设计小组，只有邓稼先和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而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科研队伍，仅诺贝尔得主就有14人。

　　1957年，《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苏联表示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中国用农产品交换苏联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中国人充满期待，希望在苏联指导下缩短研制周期和战线。但事实上，即使在常规武器上，苏联老大哥也只允许中国人仿制他们将要停产的武器装备。

　　邓稼先的工作任务，是向苏联专家学习原子弹的设计理论。但苏联专家的这一招就好比将邓稼先的理论小组带进了一个迷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竺家亨回忆当时的情景：“苏联专家说你们不要太急躁了，你们现在技术也不行啊，你们就好好把书念一下，包括俄文念一下，于是他们给我们指定了14本书。老邓自己归纳了几个关键问题，也跟我们讨论过，希望能够及时得到苏联专家的帮助。基本上得到的答案是零。所以我们后来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哑巴和尚’。”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说：哑巴和尚不传真经，却列举出和制造原子弹有关的上百个专业，其中还包括学习“花儿匠”。邓稼先很谦逊地向“老大哥”讨教，花儿匠和造原子弹有什么关系？得到的回答是：“你为什么不问原子核物理家要不要在开满鲜花的环境里工作呢？”竺家亨回忆：苏联专家不允许我们马上动手……老邓是支持我们的，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一边开始调研，开始推测……万一苏联专家来检查，赶紧把工作本往抽屉里一放，把教科书放桌子上，让他看不到。

　　我们现在难以体会，在一穷二白的中国，一无所有的中国，邓稼先所承受的压力。尽管他是留美博士，学的是核物理，但做原子弹同样一无所有，还要受制于苏联专家。但很快，连这样不合格的老师也没有了，因为中苏关系彻底逆转。赫鲁晓夫甚至说：没有我们的帮助，你们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毛泽东则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很难还。”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党委书记李英杰说：“我们的原子弹为什么叫‘596’，就是苏联撕毁协议的那个日子（59年6月），所以我们的原子弹又叫‘争气弹’。”但争气只是个口号，理论小组已组建一年多了，仍然没有人知道原子弹究竟是怎样的，应该怎么办。据说，邓稼先每天深夜回家，总是坐着愣神，愣神地看着月亮。许鹿希回忆说，那时的邓稼先很沉闷，他好像有无穷的重担在身上。他经常靠在床上，背靠着棉被的垛，两个手这样支着，眼睛就盯着老远老远，你可以觉得他在想什么东西，小孩不管怎么玩，他好像就看不见小孩在那儿玩。

　　作为妻子，许鹿希还是全然不知丈夫干的是什么。她只能常常看见丈夫背着包，拿着书，像是去工作，又像去学习。问他上哪儿去？邓稼先回答：“老地方”。“老地方是什么地方？”“你忘了，老地方就是保密。”

　　邓稼先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但温文尔雅的邓稼先不知是性格，还是压力太大的原因，接近他的同事都感受到他内心的紧张。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回忆那时的情景：要画出一个原子弹的设计出来谈何容易，而且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学科，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数学问题，物理问题，中子问题，力学问题，哪一个问题如果出纰漏的话，这个原子弹就出不了。

　　后来的历史表明，苏联的断援竟成了分水岭，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核武器的道路。但这是一种怎样的艰难！摆在邓稼先面前的问题很现实，首先要在“迷宫”中找到方向。终于，他将目光锁定在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这也是对中国原子弹研究的最大贡献。

　　方向确立了，邓稼先晚上备课，白天给年轻人补习专业知识。有时上完课，站在黑板前便睡着了。这支年轻的科学家队伍，每个人专长不同，性格各异，相同的只有“争气”的劲儿和工作热情。胡思得形容当时的气氛：“谁都可以上去讲，非常开放，非常自由，非常民主，并不是说哪个专家，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也可以和专家讨论，你说我这个错了，我说我这个对的，我为什么对的，所以这个学术民主可以说一直保留到现在，我就说这是中国的原子弹为什么搞得比较快的一个原因。”

　　他们为讨论技术问题经常通宵熬夜，邓稼先也常跟年轻人拍桌子辩论。但就像他们对原子弹艰难的摸索一样，学术民主也是需要学习的，讨论常常成了争辩，而缺少了倾听、吸纳和修正。许鹿希说：“他很忠厚，他并不用那些刻薄的话反唇相讥，从来不这样，所以有时候人家也说这人挺窝囊，你怎么老受气啊，他有时候回家也跟我说气得要命，可是我们在家里随便聊些别的事儿，讲讲开心的事儿，他就马上笑容满面，就开心起来了。”

　　就这样，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在两年中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在朝着邓稼先确定的方向迈出了大步。他们走到关键之处，寻找制造原子弹的一个关键参数。当年，苏联专家曾给过一个参数，竟导致邓稼先他们首先用“成千上万的数据”去验证这一数据的准确性。“工作量很大，有上千个点，”竺家亨说，“而且每个点都要算五六个方程。”胡思得回忆：“机器那时候也很少，机器不停，人那时候三班倒，有一拨人算题，有一班人画图，把计算结果画在图上。”

　　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时，科学家们造精密、复杂的核武器，用的竟都是最原始的工具。炼制炸药用的是铝锅，精确计算时用的是手摇计算机，计算尺和算盘。这里有邓稼先和那一代科学家天才般的创造，有他们义无返顾的热情。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办公室主任胡干达对那时的情景记忆犹新：24小时倒班，带个军大衣，带面包，带着军用壶的开水，饿了以后就吃点面包，或者吃点冷馒头，或者水。睡在那个计算机边上的地板上。

　　上万次的方程式推算，用麻袋装，堆满了几个仓库。但结果却与苏联专家的参数相差一倍。竺家亨说，当时怀疑年轻人状态参数是不是算对了，计算方法是不是算对了，计算当中有没有误差啊？但是，邓稼先突然意识到，苏联专家给出的参数莫不是他们随口一说而已。终于，关键性的参数被确定了，整个核武器研制的“龙头”昂起来了。数学家华罗庚说，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

　　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邓稼先和他的小组于1963年2月转战青海221基地。基地在海拔3200多米的高原上，空气稀薄，年无霜期仅40天。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每天靠酱油膏泡酱油汤就饭。一米八个头的邓稼先很快就全身浮肿。工作到深夜，突然有同事拿出几个火烧，惹得大家一阵哄抢。邓稼先忍了许久，终于还是禁不住说道，你们吃，也给我留一小块吧。

　　这是一个极度贫乏的年代。在北京的妻子听说“那边”没什么吃的，所以每当“那边”有人过来，许鹿希就骑40多分钟单车，用自己节省下来的粮票买回油炒面，托人带去。许鹿希在回忆中说：“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同事很喜欢晚上开会，而且不在会议室开，也不在办公室开，经常到老邓的宿舍去开，每个人都约好了，去了以后先找糖，每个人口里含一颗糖，然后自己自备碗和勺，提着开水壶去打开水，一人冲碗面茶。

　　但这时，比国内粮食短缺更严峻的，是紧张的国际局势。1963年，美苏英签订条约，禁止大气层核试验，以阻止中国核试验。美国的探测卫星徘徊在罗布泊上空。1964年，美国人探测到中国核试验正在临近，国际形势相当紧张。与国际形势一样紧张的还有邓稼先的神经。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说：“那个时候他给周总理汇报工作，他的手都在发抖。后来总理跟他开玩笑，稼先同志，你这么紧张，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万一心脏病发了可不得了，跟他开玩笑，他稍微放松下来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胡仁宇回忆说：“记得有一次，热试验以后，他紧张得都休克了，一下子血压都测不到了。”

　　一穷二白的国家，为科学家提供的条件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物质的匮乏，技术的落后，乃至粮食的短缺和封闭的环境，同样转化成压力加剧了邓稼先的紧张。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高潮这样讲述：“作为那一代人，只要把他放在这个岗位上面，他都要去这么做，我们这一代人讲精神，就是敬业、奉献，把你放在这个岗位上了，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哪怕我的生命都不要了，我都要把它做好。”

　　终于，中国第一个原子弹爆炸了。时间是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

　　几乎在同时，美国总统约翰逊在被窝中被人叫醒。但他在随后发表的广播讲话中称，红色中国爆炸的原子弹是一个非常差劲的东西，它要达到做核武器的能力还有很多年。

　　然而，美国人通过大气云层的取样分析，得到的结论却是中国原子弹爆炸当量远超过美国当年砸在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

　　有了原子弹，打破了美苏核垄断。一个月后，在中美大使级第123次会谈上，美国代表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谓。日本记者这样写道：“在中国罗布泊这团蘑菇云的辐射之下，人类的战争即将放慢脚步。”

　　“当天晚上一成功，好家伙，北京的街头满街都是人，外面一车一车的号外，大家抢着号外。我父亲许德珩他拿着号外高兴极了，恰好严济慈来了，严济慈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跟我父亲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是法国勤工俭学的老朋友，所以我父亲就问严济慈，谁有本事把中国原子弹搞出来，他这么一说，严伯伯就哈哈大笑，你还问我，去问你女婿吧。”许鹿希经常回忆起这段往事。

　　就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第二天，组织上送来了一张回北京的机票，邓稼先母亲病危。其实，原子弹爆炸之前就已病危了。邓稼先赶回北京，母亲已不能说话，他跪倒在病床旁，捧着母亲苍老的双手，长跪不起。

　　每一次核试验后，邓稼先都要回北京向中央作报告。这使他与家人有难得的相聚，多少年，这是他惟有的探亲时刻。

　　邓稼先说自己的梦里常常会有两个场景：一个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时的蘑菇云，一个是妻儿们欢笑的景象。

　　许鹿希终于见到了丈夫。丈夫已是一头白发，穿着灰布衣服、部队的便鞋。她伸手去接丈夫的皮包，邓稼先也习惯性地紧紧拽着包。两人面对面抓着同一只包，彼此相望却无言。“他已经把自己生命，不惜自己生命，全部的精力和才智都贡献出去了，我觉得他这一生活得是很有价值的。”

　　1986年6月24日，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邓稼先的名字，知道他是两弹元勋，知道他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方案设计者，知道了他是一个英雄。许鹿希说：“很多人给我打电话问，他一辈子这么隐姓埋名，全都不说的，怎么一下子全说了，他就问了一句，邓稼先出什么事儿了，还活着么？”

　　此时的邓稼先躺在301医院。他已是癌症晚期。住院的363天里，他动了三次手术；363天里，他一直疼痛不止，止痛的杜冷丁从每天一针发展到一小时一针，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他的癌症已经扩散，一切办法都没了。

　　邓稼先真的走了。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力量能留住他的生命。追悼会将隆重举行，但这时，却找不到一张像样的照片。

　　后来，人们在邓稼先的档案里，找到了一张证件照，作为遗像。照片拍摄于1971年，邓稼先47岁，正经受着“文革”的折磨。但就在这时，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应邀回国，他要见的第一个人就是邓稼先。

　　邓稼先与杨振宁一起长大，就读的都是西南联大，赴美留学主攻的方向同是理论物理。1950年，两人的轨迹岔开了。邓稼先为中国研制原子弹隐姓埋名，杨振宁则因诺贝尔奖名震世界。这是阔别21年的挚友重逢。

　　许鹿希回忆这一段说：“杨振宁和邓稼先在一起的时候妙极了。都是邓稼先听杨振宁口若悬河，邓稼先问他，哪个科研方面国外是怎么做的，哪些研究室做到什么程度，杨振宁就说这个研究室谁谁谁做到什么程度，他碰到什么问题，然后用什么办法去解决。他们说到最要紧的，或者说不清楚，两人就在纸上画，公式就出来了。”荒诞闭塞的年代里，这次会面竟救了邓稼先全家。而杨振宁带来的国际著名实验室的种种信息，让邓稼先又浸润在科学的乐趣和少年的情谊中。

　　两人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一个最敏感的问题，邓稼先的工作。要上飞机了，杨振宁突然转身问出了一个问题。“他就问这句，稼先，我在美国听说，中国的原子弹是美国人帮着造的，是不是真的，杨先生这句话是绝顶聪明。你想他这么问邓稼先怎么回答啊。”无论邓稼先的回答，肯定还是否定，都可以证明邓稼先的工作。因为他太了解邓稼先了。但邓稼先的回答是：以后再告诉你。

　　后来，邓稼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信告诉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是中国人自己研制。杨振宁读后泪流满面，不能自已。因为他知道，是这位好友实现了海外游子的梦想。

　　在邓稼先生前，中国进行了32次核试验，有15次是他亲自指挥。既然是试验，就有可能失败，但又怎么能失败呢！另一方面，薄弱的工业基础，严重不足的经费，难以想象的落后，但又不可能慢慢来，每一次试验必须做到大跨度的技术进步。最后，总共45次的核试验，就基本达到了核大国上千次核试验才到达的水平。胡仁宇说：“在这么短的时间，怎么用更少的钱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这点是逼出来的，我的理解，是逼出来走这条路的。”

　　邓稼先生前，进行的核试验多由他最后签字。过去有作品描写邓稼先签字总是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但同事们说，这不是邓稼先。每次老邓签完字后，手都是颤抖的，冰凉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志磊回忆说：“压力太大了，我们邓院长从头到尾一直是第一负责人，你想这有多大的压力，你们看电视有时看到10，9，8，7倒数到零，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听来是心上压力沉重啊，邓稼先在这种场合里，压力最大。因为他在承担最终的，所有的问题的最终的责任。”

　　整个核武研制在当时需要900多家单位的通力协作。研制的理论设计在当时就需要百余家单位的通力协作。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存在未知的因素和失误的概率。一次，就在临近爆炸的关键时刻，后方传来急报，说理论设计有计算错误。要不要停止核试验？千军万马都摆好了，效应物都摆好了，就等核弹下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一支笔，一张纸，还有计算尺，什么都没有。打一个手电筒，中间有个火墙，生着火，就在这种情况下，邓稼先用他的学问，做出一个判断，就是计算是有错，但是错误的幅度不会让这次核试验失败。他得出这样的粗估后，他说继续做。这种科学地综合各种因素，在理论上确定一种参数的范围，叫“粗估”。这需要物理直觉。科学史研究表明有这种直觉的就是大物理学家。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竺家亨说：“邓稼先有几个传统的法宝，一个就是粗估与正确计算相结合。一个是理论与试验相结合，都结合得很好。还有一个是学术民主，大力协同。还有一个是严格的科学管理，这四方面他都是做得非常好的。”邓稼先的物理直觉，数学见地、勇进的胆识、稳健的判断都证明他是完全应该登上物理学高峰的人。当年在美国，有著名物理学家执意请他去英国做研究，就是看到了他是站在科学的前沿，能够登上高峰的人才。但邓稼先却隐姓埋名。

　　核试验最危险的，是为核弹插雷管。如果发生意外，人立刻化为气体。每一次，邓稼先都是无声地站在现场，操作工人换班他不换，有时一站就是一天一夜。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傅依备说：“他是战战兢兢的啊，生怕出问题，所以每次试验之前，他觉都睡不好，连续几天觉都睡不好。”

　　困难重重的研制路上，是长年的紧张和不安。这种极度的紧张和连轴转的工作状态、极不规律的生活，消蚀着他的健康。邓稼先的警卫员游泽华回忆：“在科学界，我跟着邓院长，好多老科学家知道生活，会保养身体，他都不会。他不会保养身体，他只知道工作。他也不讲究那些，经常稀里糊涂地过日子。”

　　在离世20多年后，同事们仍然有一个强烈的印象，邓院长衣着不及一个普通的老农。除了当年北京新街口的狗不理包子，他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最好吃的。游泽华说：“他家里面一个最大的笑话，就是他们家做面条都做不好的，面条都煮不熟的。”高潮回忆，有一次邓稼先对他说：“下面条要等水基本开了才能下，我过去下面条啊，都是把水和面条同时放进去，把面条都煮烂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党委书记李英杰也是同样的印象：“他这个人憨厚、实在，你要找他喝酒，你倒一杯他就喝，你倒一杯他喝一杯，他也不讲。那一般的人到了一定量就不喝了，他喝醉了他也喝。”

　　杨振宁说，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看他是最有中国农民朴实气质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或许正是他的“纯”使他身上的智慧之光愈加明亮。

　　但这位大科学家说：“在我们这里没有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都是大事情。小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酿成大祸。”

　　然而，大祸真的来了。

　　1979年，空投核弹。飞机携带核弹直飞爆心。时间分秒过去了，核弹却没有爆炸。这次核试验也是邓稼先签的字，签字就是向国家保证试验的成功。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张彩华回忆说：“老邓就站在我旁边。他没有声音，大家都没有声音，鸦雀无声，我就思考了一会儿，大概也没有多少时间，马上转过去要问老邓，不见了。哎呀，这个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老邓可别冲进去啊。”有将军拦住他：“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值钱。”但现场没有人能拉住他。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要陪他进去，他坚决不让。“他了解冲进去的危害性，比我们要了解得多。现在它没有响，也许是冲到地下去再响呢，也许触碰了地面再响呢，也许摔碎了呢？”

　　摔裂的弹片散落在荒垣上。防化兵没有找到核心部件。邓稼先来了。他找到了。他用双手捧起。傅依备说：“那种情况之下，应该是要求防护很高很高的，因为那是散布在地上，那个粉尘啊浮到空气里，很容易呼吸到里面去，而这个钚239最怕的就是跑到身体内部去。”邓稼先回到车里就告诉赵敬璞，他说平安无事，这句“平安无事”四个字，是对全中国老百姓平安无事，可他自己就完了。

　　人们沉重地迎接了从辐射核心区归来的邓稼先。不知为什么，邓稼先违反规定，主动要求与赵敬璞合了影。

　　在捧起碎弹体的刹那间，邓稼先生命的倒计时被点燃了。他已经受过多次辐射伤害，但这一次是致命的。邓稼先被送进医院。检查结果，白血球内染色体呈粉末状，尿液有极强的放射性。许鹿希说：“当时大夫就问我，是吃了什么毒药了，中了什么毒了，能破坏这么厉害，邓稼先不肯说，我也不敢说。他身上所有的指标都一塌糊涂。”

　　事故的原因是核弹掷投时降落伞没有打开，核弹呈自由落体，还没有爆炸就摔碎了。后来查明，“降落伞问题”正是文革十年混乱酿造的恶果。

　　三年后，邓稼先又回到了这个因降落伞没及时打开而失败的试验场。戈壁滩上风沙依旧。大自然中放射性钚元素的半衰期是24000年。邓稼先的随行医生李锦秀说：“当时反对阻止，但是他不听，他说既然来了我们就必要把它搞清楚，必须要看到它现在是怎么样一个情况。这个失败的现场去的人很少，因为那是绝对封锁的。当时他去看这一片残迹，而且还用手去刨坠落的东西。他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1984年的冬天，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整整20年，邓稼先指挥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核试验。这次试验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第二代核武的重大突破。然而，这时的邓稼先已被癌细胞严重侵蚀，但没有人知道。胡仁宇说：“他路都走不动，从装配工房到他住的地方，有时候就趴在我身上，背也不是背，我也背不动他，就是整个人靠在我身上，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得这么重的病，我就觉得他比较累。”

　　通往试验场的途中，他采摘下一朵马兰花。李锦秀说：“他特别喜爱这个马兰花。这种花的生命力特强，就是在那个戈壁滩，那种环境当中，这种花还长得非常好看，非常的茂盛。”游泽华常念叨一句话：“邓老一生太可怜了。他没有享受到科学技术给生活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他一点没有享受到。”

　　邓稼先为中国的核事业最持久的付出，竟是他不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享受生活。张彩华说：“邓老很富态，也很魁梧，很高大，谈笑风生，我们就跟他讲，老邓啊，你是一个老寿星，你会跟你父亲一样，他父亲听说是活到九十多岁，北大教授。他说我不会，我肯定比我父亲先走。”

　　就像每次核试验完成后，都要按惯例向中央报告一样，邓稼先回到了北京。老将军张爱萍见到邓稼先，吃了一惊。李锦秀说：“张爱萍将军知道了以后说不行，你把会议停下来也要去体检。”作为邓稼先住院期间的司机，任长义回忆：“人家给他检查的时候，肛门的手指都捅不进去了，癌已经成那样了。最后人家说，你不能走了，赶快住院，给他办手续，他说我请假了，我请了半天假，我还开着会呢，他说你请假也不行，你既然到我们医院看病，必须得听我们的，你这个不住院不行了，医生说你是他什么人，我说我是他司机，他说，他今天不能回去了。”1985年，邓稼先回到了北京。他回到了妻子的身边。但这时，生命却已走到了尽头。他进了医院，他再也没能走出来。他住了363天。生命最后的时光，占据他脑海全部的仍是中国的核事业。“在他意识还比较清楚的时候，他跟我聊了很多，他想搞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他和他的同事都已经看到了这点，一方面中国搞核武器是为了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兴旺，另一方面，搞核武器不只是几个弹，原子核这一套系统搞清楚了以后，再往前面走，和平利用是无穷无尽”，许鹿希回忆说。

　　体内在不停地出血，疼痛难以忍受。邓稼先坐在能减缓压力的橡皮圈上，写他一生的积攒，写他最后的思考。游泽华说：“他写啊，他痛的难受，歇一会儿又写，歇一会儿又写。有时候他写的不满意就撕了，纸篓里面我每次要给他倒多少啊。”《建议书》完稿时，邓稼先交给妻子，让她亲手送到九院。“那是底稿，很大一包。我抱着这一包走出病房的时候，他叫我希希，他说这个比你的命还重要。我懂。”

　　《建议书》的内容至今仍是保密的。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在生命的终点，邓稼先着重思考和平利用原子能。他已无法亲自实现了。杨振宁曾这样评价邓稼先，“他的一生是有方向的、有意识地前进。”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走完了他62年的生命旅程。

　　在医院，他请求警卫员带他去一次天安门。望着长安街的车水马龙，他似乎感到陌生，他问道：三十年后，人们会记住我们吗？

　　……

　　人类不需要原子弹，但中国不能没有邓稼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