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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父亲在“周公馆”的日子

2017/7/3 14:32:47 来源:民盟市委

  我父亲孙桂梧1946年2月加入民盟,在民盟总部组织委员会副主任辛志超领导下从事盟务工作。在当年周公馆工作生活的那一段日子深深地铭记在他的脑海里……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政府强迫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全体代表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3月3日下午3时20分,董必武在南京电告中共南方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副书记钱之光,中共在沪财产移交民盟保管,并由陈家康通知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3月4日,周恩来致电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商请民盟代管中共在沪、宁、渝等地的财产。当晚6时,张澜、黄炎培电约陈家康至永嘉路321弄8号张澜寓所商谈财产移交之事。

  3月3日清晨,中共代表团上海联络处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在《文汇报》、《联合晚报》记者为他们摄影留念后告别了“周公馆”,在我父亲的记忆里,他们留下了几乎全部的财产,包括从周恩来乘坐的轿车到西装领带,从办公桌椅到钢笔江湖,从成箱成匣的山东解放区“四美德”纸烟,到洗净补好,折叠整齐的衣袜被单,样样俱全,应有尽有。董必武还特地关照即将来上海的民盟中央委员冯素陶,请他将摆放在“周公馆”客厅里一个配有木架、玻璃罩的淡绿茶色如意转交沈钧儒。

  3月17日中午12时,民盟中常委沈钧儒、罗隆基前往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与宣铁吾洽谈接管中共在沪财产事项。两天后,周新民代表民盟,点收了中共在沪财产。当晚,周新民等即迁入“周公馆”,随后李文宜、辛志超、陈新桂我父亲等人先后迁入。

  当时的“周公馆”,大门右侧的平房是传达室,它不仅起了保卫的作用,还接待过许许多多民盟同志;底层和二楼各有一间相当大的会客室,民盟人士的各种集会多在此举行。二楼还有一间房是周新民、李文宜的卧室。工作之余,周新民总是手不停笔,撰写《新中共大学丛书――法学新论》。二楼和三楼之间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东头的一小间,是辛志超同志的卧室;两端的小屋里,住着陈新桂和我父亲等人。

  国民党当局没有因中共代表团的撤离而放松对“周公馆”的坚实,父亲清楚地记得每到夜晚,“周公馆”对面那座原上海妇幼医院的大院楼房内便透露出了黯如鬼火的灯光。每当“周公馆”有人进出,那座大院便有人伸头窥视。大院东端的十字路口,有两个焊铁壶、配钥匙的“小贩”。只要“周公馆”稍有动静,他们即停下手中活儿,鬼头鬼脑地张望。这俩“小贩”常常调换,时而是背刺青龙的大汉,时而是拱肩缩背的人物。为防不测,在辛志超卧室靠东窗的书桌上,安置了一只通往二、三楼的报警电铃。每天深夜,辛志超都要到院中巡视一番。

  1947年10月1日,国民党政府新闻局长董显光宣布民盟是“中共之附庸”;10月7日,国民党当局公然枪杀了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主任杜斌丞;10月13日,“中国文化界戡乱救国委员会”污蔑民盟参加“叛乱”,“应与共匪同在讨伐明令之列”,民盟危在旦夕。

  10月17日,辛志超将祝公健移交的上海全体盟员名册交给民盟上海市支部组织部长尚丁,授命他将民盟上海市组织转入地下。10月25日,国民党警官闯入“周公馆”查视。第二天,辛志超约见父亲,请他保管全国盟员名单和其它重要档案。10月27日,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两天后即派员接收“周公馆”。当时周新民因遭特务搜捕被迫隐蔽,沈钧儒毅然承担了出面点交的任务。从此,“周公馆”落入国民党手中。

  然而不到两年,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周公馆”又回到人民的手中。

  父亲一生为人低调,很少对人提起当年为党为民盟所做的工作,但民盟与中共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往事,始终深深地印刻在他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