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事业的开拓者、奠基者和领导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事业创造了丰功伟绩。荣毅仁先生说：“周总理是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典范。他亲自做统战工作，诚挚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运用裕如，功勋卓著。他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中国不但要政治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工业界应推派代表参加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决定施政纲领和修改宪草……

　　周恩来

　　1938年12月，黄炎培请周恩来为《国讯》撰稿，周恩来欣然应允，并连续几天工作至凌晨三点，完成了《今年抗战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一文。文章一万多字，分别刊登在1939年1月和2月出版的《国讯》上。

　　1945年7月，黄炎培、冷�y等访问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热情接待，回渝后黄炎培写成《延安归来》，在国统区引起很大轰动。

　　1945年，以黄炎培为代表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以胡厥文为代表的中国工商界人士，为了坚决拥护中共于8月25日发表的《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民主建国会的筹建活动之中。黄炎培加紧了与各方面的人士的广泛接触和交谈，并随时向中共负责人周恩来、王若飞、徐冰等通报情况。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邀请，发表了题为“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肯定了工商界关心政治是个进步。周恩来的演讲对筹组民主建国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做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官！

　　黄炎培

　　1949年10月11日晚，周恩来亲自来到黄炎培的寓所，诚心诚意地劝说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听了周恩来的请求，黄炎培面有难色，因为他自几次拒绝做官后，曾抱定了“不为仕，不做官”的念头。面对态度诚恳的周恩来，他有些犹豫不决：“1946年我68岁时，就觉得已经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我已72岁，还能做官吗?”

　　听了黄炎培的话，周恩来爽朗地笑了起来，连忙称：“黄任公不老。”周恩来又细心地解释说，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人民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研究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剧本”的确是黄炎培等人参与“编”出来的，各方人士的意志都较为完整地体现在里面了，此时撒手，“不上台唱”，岂不违背“为人民”的宗旨?……第二天，周恩来再次登门拜访，听取黄炎培的思考结果。周总理两次亲自登门拜访，黄炎培感激不尽，欣然同意了总理的请求。

　　对于此事，黄炎培的四子黄大能曾经不解地问他：“怎么年过七十而做起官来了?”黄炎培正色回答：“我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工作，我做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啊!”

　　听他对国内形势的透辟分析，不觉耳目一新。

　　胡厥文

　　1944年冬，周恩来和王若飞出面邀请重庆产业家举行座谈会。胡厥文、刘鸿生、胡子昂等40多人出席了座谈会。在会上，周恩来突出宣传了爱国主义，强调产业家要为国家多作贡献。周恩来在重庆期间特意多次到沙坪坝土湾胡厥文家中探望，送去小米和红枣，鼓励他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抗战到底，为国家和民族多作贡献。

　　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在西南实业协会的星五聚餐会上，以《当前经济大势》为题对200余位工商界人士发表了演讲。演讲中，他明确提出了“国家资本、合作资本、私人资本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的倡导，也重申了共产党“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侵略资本”的态度，要求“关税应当保护民族工业”，“工人和民族工业均受压迫，应当互让，共求发展”。周恩来的演讲，不仅是对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深一步阐述，还初步描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基本原则。这次演讲因听众多、范围广，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国民党对这篇演讲实行了邮检，但《新华日报》还是将摘要登载了出来。

　　周恩来的演讲对胡厥文震动很大。胡厥文后来回忆说：“我有幸同他（周恩来）几次恳谈，听他对国内形势的透辟分析，不觉耳目一新。”

　　胡厥文一生只蓄过两次胡须：第一次是1931年日寇侵入中国后，为铭记国难，留了胡须，直到抗战胜利；第二次就是周总理去世后，当他听到噩耗，不禁失声痛哭，不思茶饭，他留起胡须，以明其志，决心为实现周总理提出的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夙愿而贡献自己的余热。当时已80高龄的胡厥文老人写的一首五言诗《悼念周恩来总理》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

　　周总理是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典范！

　　荣毅仁

　　1950年,荣毅仁和其他首次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特邀人士一起到中南海颐年堂毛主席寓所吃饭，正好坐在第二桌――周总理那一桌。周总理见到34岁的荣毅仁，诙谐地说：“噢，少壮派！”

　　“文革”十年浩劫，被视为“老牌资产阶级”的荣毅仁自然逃不脱厄运。那时荣毅仁既是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又是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1966年夏，社会上的红卫兵先后来到荣家“造反”。他们在荣家安营扎寨，又批又斗。在紧要关头，周总理知道了，立即指示纺织工业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护荣氏夫妇。纺织部马上研究对策，由当时的副部长钱之光秘书陈锦华具体执行，连夜派出了部里的红卫兵赶至荣家，他们对外来的红卫兵说：“我们是纺织工业部机关的红卫兵，荣毅仁是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是大资产阶级，要对他进行批斗，让他老实交代问题，请你们把他交给我们。你们不要管了，都退出荣家，由我们来处理。”就这样，用红卫兵对付红卫兵，巧妙地把荣氏夫妇保护了起来。

　　荣毅仁夫人杨鉴清说：“纺织部的红卫兵要晚来两天，我们都没命了，周总理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哪！”荣毅仁满怀深情地说：“周总理是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典范。他亲自做统战工作，诚挚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运用裕如，功勋卓著。他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

　　古耕虞

　　1949年9月，古耕虞在香港接到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的通知，邀请出席一次全国性的猪鬃会议。10月4日，即新中国开国之后三天，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陪古耕虞来到中南海周总理的家。

　　周总理很亲切地接待了古耕虞。周总理用商量的口气对古耕虞说：“今天时间不多，不能畅谈。请你先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准备把猪鬃公司交给你全权负责，你的意见怎么样？不要急于表态，你可以先考虑。”周总理还说，“抗战时，我们同你多次谈过桐油、猪鬃生意问题。那时，我们共产党不是执政党，所以只能空口支持你，现在我们执政了，相信你一定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好。”

　　古耕虞当时表示可以接受这个任务，又说：“我想把四川畜产公司全部交给国家。”

　　周总理说：“这事要从长计议，我还没有考虑这么多，以后由主管部门具体研究再定。但我还是想请你先把猪鬃公司的事情定下来，以便我通知中央贸易部长叶季壮。”

　　傍晚时，周总理请古耕虞和其他几位客人一起吃晚饭，饭后又请乔冠华通知古耕虞留下。等到别的客人离开，已经夜深了。继续谈话时，周总理又一次向古耕虞提出全权负责猪鬃公司的事。

　　1950年，古耕虞将在美资金全部汇回国内，并把在香港的子女送回北京上学，让他们可以亲身体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怎样建设起来的。后来，有关部门来向古耕虞了解在美资金解冻经过，古耕虞写了一封信，报告他在港、在美的工作情况，并阐述了与周总理交往的经过，尤其是周总理对他的关怀与信任，并在信上写道：“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1955年，我国政府逐步把猪鬃出口的重心由香港转移到北京，古耕虞任中国土畜产进出口总公司经理，主持业务。

　　周总理要她代问父亲好，还说父亲是民族资产阶级，父亲听到后很高兴……我背了20多年的‘官僚资产阶级’出身的包袱也因此而得到解脱。

　　成思危

　　1938年，成舍我以“社会贤达”的身份被遴选为国民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上又结识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

　　1972年，“乒乓外交”之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当时已经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裔美国人研究中心负责人的成露茜，受父亲成舍我的嘱托，从香港过罗湖，北上寻找断绝联系的兄姐。

　　成露茜与美国华侨、美籍华人旅行团的人士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周恩来。大家走了之后，周恩来留下她，问了成舍我的近况。周恩来说:“请你转告你父亲，我们都错了。”周恩来指的是解放后将成舍我定为“人民公敌”和“官僚资产阶级”。

　　这直接改变了一度被下放当锅炉工的成思危的政治处境。

　　成思危回忆说:“1972年，小妹露茜到北京，经周恩来总理帮助才找到我。在北京饭店见面那天，身处逆境的我，听到小妹一声‘哥仔’的亲切叫声，唤醒了我麻木多年的亲情。此后，她带给我们许多雪中送炭的帮助，包括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她帮助许多今天颇有成就的人赴美读书。”

　　成思危在《成舍我的四种精神》一文中写道：“北平和平解放，父亲对《世界日报》被当作国民党CC系的报纸而被没收一事耿耿于怀（这是促使他由香港去台湾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他一直是赞成祖国统一的。……总理要她(成露茜）代问父亲好，还说父亲是民族资产阶级，父亲听到后很高兴，并曾将此事告诉黄少谷。我背了20多年的‘官僚资产阶级’出身的包袱也因此而得到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