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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统战史 浦江涌春潮

2021/6/15 14:13:33 来源:政协头条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兴业路树德里石库门里弄举行,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一年之后,1922年7月,在上海老成都路辅德里石库门里弄举行的中共二大,制定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由此发端。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已走过近百年征程。历史一再昭示,中国共产党越是力量薄弱之时,越是重视、需要和依靠统一战线;越是力量强大之时,越是焕发着统一战线的雄浑伟力。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作为党的诞生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祥地和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爱国民主运动主要堡垒,上海石库门里弄蕴含着丰厚的统战历史文化资源。值此庆祝党的百年华诞之际,《联合时报》、政协头条策划推出庆祝建党百年主题报道“百年统战在上海”,以赤子情怀重访百年统战的上海印迹,以融媒方式重温百年统战的上海场景,志在引导广大委员和各界人士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

  沐浴新时代阳光,致敬建党百年,我们倍感自豪。

  “我们会师了!”对于父亲周谷城常常提及的这句话,上海市政协原副秘书长周骏羽始终难忘。

  这是72年前新上海首任市长陈毅说的一句话。1949年6月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九楼举行上海文化界代表座谈会,知名民主人士、时任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应邀出席。上海解放前夕,周谷城因进步言行,曾遭国民党军警迫害,失去自由整整一个月。

  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周谷城发言说:“上海解放了,我也被解放了。”陈毅插话道:“不是我们解放你们,而是我们会师了!你们知识分子从里头打出来,我们背枪从外面打进来。”

  “我们会师了——这句话对父亲有很大的心灵触动。”周骏羽说。

  陈毅市长“每到必讲”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这座特大城市回到了人民的怀抱。5月28日下午2时,陈毅走进位于黄浦江畔的原工部局总部大楼,开始了新上海首任市长的城市管理工作。如何管理好这座国际大都市,成为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全新挑战。

  “当时,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自觉、认真并富有创造性地运用了统一战线这一法宝,成功地展开了统战工作,为巩固新政权、建设新上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姜义华说。

  翻阅新上海首任市长最初10天的工作日程,几乎是被各种“说”填满了。陈毅市长几乎有请必到、每到必讲,讲必痛快淋漓,鲜明生动有力,在宣传政策、稳定局面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6月1日上午,全市各界青年召开纪念“五卅”代表大会,同时成立上海民主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出席大会的有工人、学生、职员、教师、科学工作者等代表共2200人。

  同日,上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宴请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领导同志,邓小平、陈毅等到会。陈毅在致辞中指出:新时代已经开始,在今后的伟大建设中,当与大家共同努力,团结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来合作,打文化经济建设的大仗。

  6月2日,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邀请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刘靖基、蒉延芳、侯德榜、陈巳生、吴觉农、王志莘、颜耀秋、蔡承新等出席,陈毅等市领导对上海产业界多年来为建设民族工商业而奋斗表示同情与慰问,提出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切实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会议消除了工商界人士的疑虑,产业界代表还提出了不少建议。

  同日,市人民政府在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再次召集上海各行各业的200多名资本家座谈,开诚布公地解释了党对工商业者的政策方针,鼓励他们要跟着党和政府走向光明大道,要爱国守法,改善同工人群众的关系,搞好生产经营,积极支持国家恢复国民经济。

  6月3日晚,邓小平、陈毅等设宴答谢上海各民主党派人士。张澜、罗隆基、史良、闵刚侯、冯亦代、陈铭枢、吴艺五、郭春涛、杨虎、胡厥文、杨卫玉、陈巳生、谢仁冰、连瑞琦、王寄一等应邀参加。宾主交谈,十分融洽。

  6月9日,陈毅出席中央研究院纪念大会,向各位科学家提出“多难兴邦,同心同德”;6月12日,出席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大会;6月15日,出席上海各界耆老名流座谈会,陈毅称之为“耆老策杖观太平之集会”;6月21日,为出席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饯行。在此前后,陈毅还出席大学教授联谊会的全体会议、医务工作者会议等,利用各种场合宣传政策、安定人心。

  “在解放军进城后的几天中,陈毅等人还专门拜会宋庆龄、张澜、张元济、颜惠庆、沈尹默等,亲切慰问他们,并征询关于接管、改造和建设上海的意见。”姜义华说,“各界人士在各种场合听了陈毅市长的讲话后,莫不深受鼓舞。”

  八仙桥座谈会群星璀璨

  作为一个工商业城市和文化重镇,上海不仅在工商业方面占了全国总量的一半,文教事业上也属“半壁江山”。解放上海时,中共中央特任命陈毅在担任军管会主任之外,还亲自兼任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可见中央对上海文化界统战工作的高度重视。

  “6月2日,陈毅市长主持召开的上海工商界座谈会,让广大工商业者吃了一颗定心丸。随后召开的上海文化界座谈会,则让文化界人士如沐春风、如饮甘霖。”党史研究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上海解放之初,陈毅市长主持召开的这两个会议特别重要,使得许多动摇和徘徊中的前政权人士、资本家、知识分子放心留了下来,接受中共的领导,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

  6月5日,陈毅、潘汉年等在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九楼举行上海文化界座谈会,应邀出席的有科技教育、新闻出版、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各界人士162人,其中包括吴有训、陈望道、巴金、周谷城、周仁、吴若安、蔡尚思、冯雪峰、章靳以、陈白尘、周信芳、舒新城、曹未风、周予同、张乐平、梅兰芳、赵丹、秦怡、周小燕、袁雪芬、黄家驷、赵超构、徐铸成、杨刚、王芸生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可谓名家云集,群星璀璨。

  选择这里作为会场,并非随意为之。抗日战争时期,爱国进步人士在这里举办过不少讲座、音乐会和戏剧演出活动。吴耀宗、胡愈之、王任叔、雷洁琼、陈鹤琴等曾在此发起“星二聚餐会”,郑振铎、许广平、梅益、顾执中、王纪华、赵朴初等积极参加。名义上是聚餐,其实是座谈,商讨对日斗争对策等。

  参会人员也是慎重确定的。陈毅指示夏衍拟一份出席者的名单。夏衍编制了一个范围很广的名单,陈毅与潘汉年仔细商量,对名单又作了充分的研究和细致的增补,最终名单上列出了160多人。“这是我第一次与上海文化界见面,要讲讲党的政策,让大家安心工作,所以要记住团结面越宽越好。”陈毅当时说,“所有在上海的文化知识界代表人物,都要请到。当前最重要的事是团结。解放区来的和地下党的、党内的和党外的,都要团结。在不团结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是吃过大亏的,现在胜利了,更要特别注意。”

  会议从下午2时一直持续到晚上9时。穿一身黄布军装的陈毅,敞开心扉与上海文化界人士交心。他说:“我这个共产党人,不是天生的,我也算是知识分子出身。我翻译过波特莱尔的诗,写过小说、诗文。我个人的改变就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头是地主出身,信孔夫子那一套;后来接受了新思想,改信了‘德先生、赛先生’,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最后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经过矛盾、消沉、碰壁,才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这几步我走得都不容易,有别人推动,也有环境的逼迫。”不是训话,不是自得,而是促膝谈心,上海文化界的名流对陈毅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也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会上,吴有训、陈望道、巴金等十多人发言,一致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新中国文化建设共同努力。

  “我父亲周谷城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后来父亲常常回忆起参会时的情景。”周骏羽说,“在那次会议不久之后,父亲收到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邀他赴京参加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

  统战大潮激荡浦江两岸

  1949年6月1日,上海解放数天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建立统一战线工作部,由陈毅兼任部长,潘汉年兼任副部长。

  “这可以视为上海城市统战工作的开端。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度化,让留在上海的各领域精英,成为新政权的同路人。”苏智良说,“当时上海安排了大批的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担任市、区政府和各部门的领导职务。在新生政权中,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共同应对各种困难。”

  统战春潮起浦江,奔流不息。

  吸收党外专业人士参与上海城市管理,有效地弥补了在各领域的经验不足,更有利于团结和带领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克服困难,为建设一个新上海而共同奋斗。

  1949年12月2日,经周恩来提名,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任命盛丕华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通知书。1950年1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党外人士马寅初、颜惠庆和盛丕华先后被任命为副主席,胡厥文、陈望道、金仲华、荣德生等20人被任命为委员,有13人担任部、委、局领导职务。1952年12月,增补无党派人士金仲华为副市长。1957年1月,市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增选荣毅仁、赵祖康为副市长。

  “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新解放区在中共领导下实行民主建政的重大举措,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苏智良说。

  1949年8月3日至5日,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简称上海各代会)举行。8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复华东局电文中说:“现在你们已在上海开了一次各界代表会议,收到了良好效果,并已于八月二十四日给所属发了指示,你们因此就在此项问题上恢复了主动权。中央看了,极为高兴。”

  1949年9月30日至10月4日,松江县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简称“松江各代会”)举行,286名经协商产生的各界代表聚集一堂,协商决定减租减息、劳资两利、城乡互助等重要政策,亲身体验“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松江各代会”开了县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先河,也是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10月11日,中共华东局将会议胜利成果电告中共中央。10月13日,毛泽东亲拟电文,称“松江会议成功,极为欣慰”,特别强调“这是一件大事”,要求各中央局负责同志“看了松江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同时指示将这份电报转发各中央局参照执行,并要求将松江经验推向全国。

  1949年12月,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正式成立。1950年6月,市协商委员会开始代行人民政协地方委员会的职能。

  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主题是研究建国初期统战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各方面统战工作的基本政策。会议提高了全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积极作用,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1950年3月,中共上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成立。1951年5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各区建立统战部,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坚持和巩固多党合作,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加强民族团结,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

  “上海解放后之所以能够迅速走向稳定和发展,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党接管上海后,统战政策把握准确、统战措施有力得当。”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说。

  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期原定半个月,实际开了一个半月

  1950年3月16日,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统战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各方面统战政策,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代表共93人。

  由于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又处在一个历史转变的时刻,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研究,致使原定半个月的会议实际开了一个半月。

  会上,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作了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与会同志根据报告,联系本地本部门统战工作情况进行了认真讨论。争论最多的主要问题:一是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斗争为主还是团结为主?是节制资本还是搞垮资本?二是关于民主党派的性质及其存在的必要性:有的认为,对民主党派不应在政治上去抬高他们、在组织上去扩大他们,为我们找麻烦;有的认为,民主党派是为争取民主而成立的,现在有了民主,其任务已尽;有的认为,民主党派只不过“一根头发的功劳”。三是工会和其他人民团体是否带有统一战线性质。

  毛泽东听取了会议情况的汇报,针对会议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毛泽东指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要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到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关于民主党派问题,毛泽东指出: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士不重视,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要向大家说清楚,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民主党派。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要给事做,尊重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手掌手背都是肉,不能有厚薄。对他们要平等,不能莲花出水有高低。

  毛泽东还针对共产党内严重存在的“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强调要在党内广泛开展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教育,使大家认识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中国工人阶级单求得自己的解放不行,必须求得四个阶级的共同解放。”这一概括,把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

  4月12日、13日,周恩来到会连续作了两次报告,主要讲国内外形势和如何处理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和上下级关系的问题,并就大家在讨论中争论较多的问题作了回答。

  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明确了新中国建立后统一战线工作的新任务以及各方面统战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提高了人们对新中国统一战线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着重纠正了“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也指出了敷衍主义和迁就主义的危害,为统战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毛泽东亲自致电点赞“上海各代会”

  ▲当年举行“上海各代会”的逸园饭店主体建筑(资料照片)

  1949年8月3日至5日,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简称上海各代会)在逸园饭店(今复兴中路597号,原址后改建为文化广场)召开。8月26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等的电文中说:“你们已在上海开了一次各界代表会议,收到了良好效果……中央看了,极为高兴。”

  上海各代会在长三角地区最早召开,具有示范效应。那时上海刚解放两月余,受到国民党的封锁和轰炸,工商业遇到多种困难,上海各代会就是在这一严峻形势下召开的。这次会议代表共656名,其中工人、工商界和文教界代表人数居多,各民主党派代表有81名。

  会议期间,代表们递交了关于工商产业、劳资关系、救灾、航运、文教等方面的59件提案,其中有刘靖基领衔的“关于生产问题”,盛丕华领衔的“请组织工商联合会”,陈巳生领衔的“请建立华东区航务总局”,陈叔通领衔的“请在文管会之下设立古物保管处”,周谷城领衔的“请建立学校内迁及精简机构”等。

  陈毅在致闭幕词时说:“经过各界代表会议,使上海市各界反对敌人封锁和建设新上海,在方针上、政策上取得一致,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各界代表会议的一致,也就可造成上海市民的一致,这个政治上的一致,必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

  “我的父亲梅达君时任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副处长、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参与了会议的组织安排工作。”已是耄耋之年的梅均说。

  上海各代会,可谓申城人民政协工作之肇始。8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庆祝上海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说:“我们与上海六百万人民,以极度兴奋的情怀,来庆祝这个大会的成功……它将成为上海市军管会及市人民政府经常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大公报》在发表《上海人民大团结》一文中说:“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胜利闭幕了。陈市长说这是‘上海的新政协’。”

  1949年12月11日,上海各代会常设机构——协商委员会(简称市协商委员会)成立,共有52名委员。根据上海城市特点和中心任务的要求,委员中工商界和文教界代表占较大比重。在党派比例上,中共党员14人,占27%;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38人,占73%。12月17日,市协商委员会在市政府大礼堂(今福州路210号)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毅当选主席,刘长胜、胡厥文当选副主席,许涤新被推聘为秘书长,严谔声、梅达君被推聘为副秘书长。12月27日,市协商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常委会会议,陈毅主持,会议决定成立冬令救济委员会、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和税制委员会,通过《上海市1949年冬季房捐征收办法》《上海市劳资争议仲裁委员会组织规则》《上海市工厂安全卫生委员会组织规程》《上海市私营企业雇用临时工的暂行办法》,一并报送市军管会核准施行。

  市协商委员会从成立起,至1955年5月1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一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历经三届,陈毅连任主席。共举行全体会议38次,常务委员会会议54次。起初下设3个专门委员会,后改为下设6个专门小组。

  解放初期,上海各代会及市协商委员会卓有成效地开展着工作。

  当年,周恩来曾指出:“现在各地召开的各界代表会议,实际上就是地方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可以说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方委员会。”上海各代会代表采取商定邀请和协商为主的方式产生,各民主党派代表占相当的比例,比较鲜明地体现界别,初步凸显咨询、协商的职能。这些特点,对此后申城人民政协工作具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