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换拖拉机，国际贸易中并不多见。今日看来，也不免让人心生好奇，怎么用猪肉来换拖拉机？20世纪60年代，我在意大利就做过这笔不太寻常、却很有趣的“生意”。

　　当时，中意两国尚未建交，作为发展双边关系的第一步，首先互建商代处，由我国贸促会与意外贸协会牵头，两国在对方首都设立机构。我就在驻意商代处工作。中国驻意商代处成立伊始，消息传开，不仅好几家大企业捷足先登，而且众多中小企业也都纷纷上门。我们一下做了许多生意，而“猪肉换拖拉机”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文化大革命”让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国家外汇奇缺，但又急需进口一批数量可观的拖拉机。意大利菲亚特早有“水陆空集团”的美称，从汽车、拖拉机、推机，到飞机与船用发动机，样样俱全。我们找到菲亚特集团，他们分外高兴。但怎么付款？我们只能讲实情：财政困难，我们拿不出外汇，建议双方做易货贸易。菲亚特“理解”，原则上表示同意。

　　那时，菲亚特同中国的业务也少得可怜，从打开局面与扩大业务考虑，集团上层也很重视，一位副总专门会见了我们。他认为中国虽有困难，相信是暂时的，他本人对中国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也一直心怀好感。他说，菲亚特早在30年代就同中国开始做生意，中国是个重要的潜在市场，菲亚特公司要抓住机会。他指定负责出口拖拉机业务的经理卡瓦利与我们具体洽谈。

　　从此以后，与我们频繁接触的就是卡氏了。卡瓦利大约50岁出头，戴一副金边眼镜，头发花白，精瘦干练，面含笑容，很好相处。不过谈判桌上有时谈笑风生，气氛轻松活跃；有时也会紧张严肃，你争我辩，针锋相对；遇到难题，时常争得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在卡瓦利先生的办公室，我们的谈判从下午刚上班持续到傍晚，结束谈判，已是暮色沉沦，万家灯火。他带我们进入闹市一家饭店，坐上饭桌，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大家边吃边聊，谈判桌上唇枪舌剑的紧张情绪很快烟消云散。在反复交谈与探索中，终于对这种“三角贸易”模式的可行性增加了共识。

　　所谓“三角贸易”，就是我国猪肉出口卖给一家意大利公司，从菲亚特进口拖拉机，再由这家猪肉公司向菲亚特付款。说来容易，实际操作却颇为费劲。菲亚特原则上同意，内心难免有些疙瘩。如果我国有外汇，直接支付了事，可以省去许多波折与麻烦。但三角贸易就不爽快了，我国猪肉出口意大利，先要经得起意方严格的卫生检查。有一次，一批相当数量的猪肉快运抵意大利的时候，因为猪肉样品检验不合格，意方不让我国货船停靠其港口，要求我们将猪肉销毁于公海。付款方面，“三角贸易”的不测因素也会大增。如果卫生检验不合格，付款时间就要大大推迟，致使菲亚特无法按时收款，还增加了银行间的账目周转。此外还需办理进出口许可证，同外贸部打交道同样颇为费时。没完没了的交涉与谈判，很难想象与预料。

　　后来，为了突破卫生检验这一关，双方商定，由意卫生部派兽医专家来华考察与检查。他们去了上海、青岛几家猪肉加工企业实地考察后，增进了对中国猪肉加工过程的了解。中方听取和接受了意专家的不少合理建议后，作了种种改进，也优化了不少检测硬件。从此意方对我国猪肉质量消除了疑虑，双方增加了互信，最终促成了这笔不寻常的“生意”。因为有了这次合作，上世纪80年代，第一拖拉机厂和上海拖拉机厂与菲亚特公司达成了“轻型中等功率拖拉机的技术转让”，对我国拖拉机行业的技术进步与创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为了这笔“生意”，我与商务副代表刘若明多少个日夜穿梭于罗马、都灵与巴托瓦之间，忙得不可开交。那段时间我们很少睡过一夜安稳觉，哪怕周末或节假期。但今日想来，我真要感谢这段不平凡的时光，能为中意两国发展做出自己微薄的贡献，让我的人生充满难忘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