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9月间，我从参加了邓小平同志召集的一次科学与教育座谈会的苏步青教授处得知年内即将恢复高考的信息，关闭了十一年之久的高考，终于有望打开大门，让知青们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已命运了，这是何等重大的喜讯呀！我思索着应该为考生们提供合适的读本。

　　在那特殊的年代，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混乱不堪，知青们其实只是名义上的中学生，大多很少受过系统的课堂训练，即使上过一点的，所读课本多为《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之类，实际文化水准有的只有初一、甚至高小。要迎考总得学习、复习，起码要有合适的课本？按理说，复习是指重新梳理过去已经系统学习和训练过的知识，而如今的他们，根本就未受过系统的学习，如何"复"呢？按现行的课本，肯定不行；新编，一时又来不及；若用当时理工科院校为"工农兵学员"补习中学数理化基础知识的材料加以出版，由于这些材料太简单、不够严密、系统，无师自学恐有困难。反复权衡下来，还是十多年前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是最合适的。

　　该书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年8月着手组织，聘请市内有丰富中学教学经验的教师参与，每人撰写最擅长的部分(分册)。《丛书》的编写宗旨是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青年通过自学读懂、学好高中数理化基础知识。它从1963年起至1965年出版社开展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止，《丛书》全套17册，出版了除《立体几何》外的16册。在“四清”运动中，《丛书》遭批判，说它为升学服务、传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文革”中，又批判它与“上山下乡”唱反调，还对其“斩草除根”，将所保存的《丛书》全付纸型通通焚而弃之。若要《丛书》起死回生，想到这些，真是忧虑重重。编辑室内议论时，有的提醒说：“难道一波三折地挨批还未尝够？”也有的提疑问：“十多年前编的书早已不适合现行教学大纲了，与往后的教学大纲偏离就更远，况且纸型都全毁了，花九牛二虎之力去重排一套早已过了时的读本，划得来吗？”言之有理，风险不小。可是，总不能让考生们“赤手空拳”赴考场呀！科学知识的掌握是需要系统地学习的，学习的节奏可加紧，学习的过程却是省不得的。临考在即，现实的急需就是动员令、冲锋号，抓紧出版是唯一选择。经编辑室内再酝酿，提高认识、消除顾虑后，认为：传授数理化基础知识能错到那里去吗？管不得那么多了！在出版社分管副总编辑蔡明的支持下，全室齐心协力，决心按原版样书发排，突击重排出版全套《丛书》。

　　那时的排版印刷工艺仍是传统的“热排”，排印过程要从铅字架上一个个铅字撮起，工序十分繁杂。为了将好事办得更好，我们还想方设法降低书的定价。为了能降低书价的百分之二十，趁重排的机会，从原版的大32开本缩改成了小32开本；定价标准按当时最低的学习文件类，每印张(32面)0.08元，全套(17册)11.73元。为了能赶上1977年冬的第一次恢复高考，等不及整套出齐就逐册出版、陆续上市发行，这样虽然给读者购书添了麻烦，却为第一批考生多争取宝贵的复习时间。终于，在出版社、印刷厂和新华书店的通力协作下，出版社从发排起不足一个月《代数》(一)就上架发行了。《丛书》重排本出版发行的消息传出，各地新华书店顿时排起长龙，广大知青和他们的家长、亲友犹如久旱逢甘霖，激动、企求和兴奋难以言表。出版社接连安排重印，仍供不应求，印了435万套，合计六千多万册。为便于各地及部队租印，我社破例地拷贝了十三付纸型提供便利。后来知道，1978年12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向全军发出的《关于部队开展科学文化教育几项落实措施的通知》文件中，把科学文化教育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提出当时以普及中学数理化知识为主、以干部为重点。他们印发了《丛书》20万套，共300多万册，发至连队，帮助连队文化教育顺利进行。

　　至今，许多为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的回忆文章中时常深情地提及《丛书》，《丛书》见证了一代人的奋斗之路。有位广西的刘姓网友说，1977、78年《丛书》再重印，对我们被"文革"耽误了学业的人来说真是及时雨，《丛书》是使人进步的阶梯，既帮我达到了高中文化水平，还提高了良好的自学能力，至今我一直珍藏着它。《新民晚报》魏姓读者撰文说：他是70届初中，文化程度也就是小学五年级，77年《丛书》真是雪中送炭，我如获至宝，成了我的“家教”。辛勤耕耘终于得到了收获，帮我考取了南京航空学院飞机系。方志敏烈士孙女方丽华说：1978年刚好初中毕业，爸爸给她买了一套《丛书》，功夫不负有心人，1980年7月终于考上了她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梅姓院长撰文说：他在贵卅遵义上高中时，自学了《丛书》，做《丛书》习题的草稿叠得有近人高，1980年帮他考上了大学。有位旅英生物科学家江林华博土2007年3月19日撰文说，他出身农家，1976年升入初中，渴望《丛书》，如获至宝。《丛书》知识系统全面，既弥补课本知识，又培养自学能力，帮他1982年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在2006年5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建社50周年庆祝会上，一位市领导的讲话中说：“上世纪70年代末，我有一套《丛书》，靠着它，改变了自已的生活命运。后来，这套书借给了两位朋友，他们的命运也得以改变。现在这套书还放在家里的书架上，几次清理，都没有舍弃。”

　　《丛书》1977、78年重排本的突击出版，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许多考生在这套《丛书》的帮助下，通过考试进入了大学学习，后来，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成长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骨干力量。这些“文革”前的中学生、甚至小学生，怎么一下子竟能考出如此优异的成绩？不是靠的学校，也不是靠的天才，主要是靠的自学。从这些读者们对《丛书》的真切体验，可见，自学也是一条向知识进军的有效途径。1979年8月14至20日中国科学普及创作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我以《编写出版自学读物是加速培养建设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为题目，给大会撰写了书面发言稿。我认为，即使在今天，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尚很不平衡，地区或学校间教学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作为服务全国、联动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的上海，如果能组织有丰富经验的教学和科技人员，下功夫多编写一些便于自学的读物，对提高民族的文化和科学知识素养、加速培养建没人才仍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作者原系上海文史馆馆长。1977、78年时任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理科编辑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