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从天降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潘汉年被中共中央先后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刘人寿奉命返回上海，先后任华东局统战部副处长、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主任。
正当刘人寿满怀激情从事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时，一场横祸从天而降。
1955年4月3日，在北京出席全国党代会的潘汉年，被以“内奸”罪逮捕；一个星期后的4月11日，刘人寿在上海被隔离审查，50天后被投入北京的功德林监狱，1960年被移入新建成的秦城监狱。
从1955年被隔离、关押之日起，刘人寿就被要求揭发潘汉年。刘人寿是相信潘汉年的，但更相信党中央。原来在敌占区做情报工作一直是单线联系，组织上交待任务时常常并不说清其目的、意义，不知其来龙去脉，加之十多年间没有系统总结过工作，因此，刘人寿当时对自己经办过的许多事情，只有片面的理解。面对审讯人员的质讯，他只能按当时的了解，把自己经过的人和事罗列上报。他既不能说潘汉年没有问题，也无证据说潘汉年是什么“内奸”、“反革命”。他想反正党中央是掌握全局的，自己的任务只是提供素材，由上级去判断。
1965年，刘人寿被以“追随内奸潘汉年”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2年。刘人寿当时精神有点失常，竞幻想这种判决不是真的，而是组织上对自己的一种考验。他基本上没有为自己辩护：因为他知道凡由公安部门移交法院的案子，都是经过党委讨论决定的，自己辩也无用，反而可能被加重处分。杨帆就是因拒不认罪比潘汉年判得更重的。他听到宣判后，只是痛哭了几次；不久，即被宣布假释，被安排到上海缝纫机二厂监督劳动。
刘人寿被关押期间，当然是看不到中央文件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风骤起，许多中共中央文件被造反派油印后广为散发。刘人寿从油印材料中看到了毛泽东主席写的《论十大关系》，其中说“潘是CC，有可杀之罪”。这句话使他感到如雷轰顶。有人问他：“你看了毛主席的这段话有何感想?”刘人寿说：“毛主席这样说，自有他的根据；但我接触的事实还不足以证明他是反革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林彪、江青一伙为夺取公安、司法大权，下令逮捕了原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徐子荣等人。为搜罗原公安部领导人包庇、放纵反革命分子的所谓罪证，又于1967年夏，将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并获假释的潘汉年、刘人寿等人重新逮捕，投入秦城监狱。
刘人寿再次被捕入狱以后，审讯人员对他审问的范围越来越广，提出的问题也越来越离奇。他们甚至怀疑李白烈士不是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杀害的，而是潘汉年、刘人寿为掩盖罪行，杀人灭口的。他们不仅旁敲侧击地问：“李白的尸体是如何辨认的?”意思是李白夫人当年辨认的尸体是假的；还直露地诬陷说：“你们当年还杀了人。”
有一次审讯人员又问：“有个叫《上海通讯》的党内刊物，上面所刊载的某公司被破坏是怎么一回事?”刘人寿茫然不知所指，心想：他们又怀疑我曾经被捕叛变了吧。他竭力声明白己没有见过这个党内刊物，没有做过买卖，更没有被捕过。隔了很久，他们才出示原件。原来这是经张唯一整理的、由刘人寿发给中央情报部、同时抄报给香港潘汉年和张唯一的全套情报。当年为了防失、便查，刘人寿不仅逐件注明了发报的日期和编号。还给这些电报冠以“上海通讯”的总名称。这本东西是张唯一在全国解放后交黄承珍带给刘人寿的。刘人寿随手放在书橱里，想不到也给公安部门查抄出来了。看了这本东西，刘人寿才想起这家公司被敌人破坏的情报，来源于自己的情报关系从军统上海站获得的内部通报。他同时也联想到：如果潘汉年真是反革命，自己还能安然无恙地给中央情报部发这些电报？
种种离奇的问话使刘人寿痛切地发觉审讯当局越来越脱离实际，这也促使他彻夜反思：最高领导人说潘汉年有可杀之罪究竟对不对?他深夜扪心，反复思考，认定了三点：潘汉年对自己从未进行过反革命的教唆；十多年来，潘的情报系统和上海、香港有关的党组织未受破坏；刘人寿由上海发给党中央、抄报给潘汉年的电报不少是国民党的核心机密文件。即使敌人要掩护―个长期潜伏的内奸，他能容许在决定政权属于谁的关键时期发这种电报?
“这个案子肯定是弄错了!”他得出这个结论，就觉得眼前豁然开朗，四处通明。在极度冲动之下，他不顾严厉的狱规，在牢房里奋力高呼：“毛主席万岁!”监管人员惊问何事，他又不顾一切地对他们说：“快拿纸笔给我，我要写材料告你们!”刘人寿当即被监管人员拖出去用膝盖顶住肋骨，痛打了一顿。如今他肋骨上留下的陈旧伤痕，就是那次毒打所致。但刘人寿没有屈服，他被拖回监房，还是不顾一切地大声陈述潘汉年无罪的理由。他连续呼叫了三天三夜，直至精神失常，昏厥过去。
度日如年的牢狱生活又挨过了8年。1975年1月，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四人帮”的气焰有所收敛，他们控制的“潘汉年专案组”也不得不抓紧结案工作。刘人寿此时精神已基本恢复正常。他想此案的最终结论将涉及许多同志，如果不敢在生死关头坚持真理，将会被后人耻笑。他见监管人员的态度也有所改善，便向他们要来纸笔，毅然写了《对潘汉年全案的看法》的思想汇报。他记得自己所写的结束语是：“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说了自己的话，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但是在那个年代，最高领导人定的案是不能更改的，何况“四人帮”还在为非作歹！这份思想汇报交上去以后，过了半年，来了两位女同志，说这个材料她们不好处理，也没有用，劝刘人寿把它撕了。刘人寿说，他自己不能撕，就放在他的档案里吧!她们竟然说：“不能放在你的档案里。”刘人寿听到这里，忍不住大怒道：“岂有此理!你们应该同我辩论，把我驳倒，杀我脑袋！现在你们不明不白地要我撕材料，这算什么?将来我在法庭上要讲，你们哪一天派人来叫我撕材料!”
1975年初夏的一天，两个女监管人员将刘人寿带到审讯室，宣布维持原判，予以释放，并且说已经给他买了当天下午回上海的火车票。刘人寿继续为潘汉年辩护。她们狡黠地问：“潘汉年是高级奸细，他的事会全告诉你?”刘人寿一时难以回答，只好先问有关自己的事：“你们说维持原判，原来判了我12年徒刑，怎么要我坐18年监牢?”这两个女监管人员笑笑说：“你出去看看再说吧”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中吃冤枉官司的人可多哩，你不要计较被关了多少年了。
真相大白
刘人寿回到上海一年，就传来了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他感到东方露出了一线曙光。这时，刘人寿虽然恢复了公民身份，但是仍然要在缝纫机二厂接受监督劳动，被编入“四类分子”小组学习、改造。
1978年，一场有利于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兴起。刘人寿在劳动之余，利用一切时间写申诉材料。因为所受的冤屈实在太多、太深，他一写就是12万字；材料被送到厂党委，请求向上转呈。厂党委请示有关部门后说，此事已经结案，无法代转。刘人寿只好横下一条心，直接向党中央申诉。考虑到原稿实在太长，他决定大力压缩篇幅，先讲清楚自己从未与任何反革命分子勾结。他自己不便去北京申诉，只好请受到自己牵连、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了苦头的妻子黄景荷(即黄承珍)赴京。当时，一提到有关潘汉年的事，许多人还是避之犹恐不及的，黄景荷想到当年与自己联系工作的地下党员史永还不至如此怕事，就到北京史永家住了下来。史永原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潘案发生后也在拘捕之列，幸亏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要求公安部门拿出证据，这才使他免受牢狱之灾。史永说起陈云的夫人于若木是黄景荷当年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同学，可以托她将申诉材料转交陈云。恰巧这时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张执一来史永处，他知道于若木的工作地点。黄景荷在将刘人寿的申诉材料分别送中央组织部、公安部的同时，又急抄一份直接送于若木转呈陈云。一生倡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陈云接到这份材料后，立即批给胡耀邦、罗青长，要求中央公安部复查。
1979年2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北京即派人代表公安部、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到上海宣布刘人寿无罪。但复查报告在肯定刘人寿成绩的同时，还留有一个尾巴，说他也有一定的错误。这显然是与潘汉年尚未获得平反有关。
当然，陈云等同志为潘汉年平反的努力并未中止。刘人寿夫妇不久就接到史永转来的刘晓同志的通知，说陈云同志要他们去北京为潘汉年写证明材料。1981年冬，陈云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特科工作座谈会上，又当众宣称：“潘汉年不是一个普通的角色，中纪委正在抓紧复查，我坚信潘汉年一定能够恢复名誉。”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复查结果、给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在叙述了他富有传奇性的经历，历数了他的主要功绩之后，对他的一生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证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土，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知还着重指出：“完成特殊任务也容许用特殊手段。”这些公道话，使不少因从事地下工作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流下了欣慰的泪水。
这时，经受了22年冤狱之苦的潘汉年，已于5年前的1977年4月14日，在湖南茶陵县的劳改场所含冤去世。他的爱妻，出身于香港富商之家、一生忠于革命的女共产党员董慧，也在这个劳改场所度过了最后的苦难岁月。当刘人寿与其他三位同志在长沙南郊金盆岭的半山腰里，找到潘汉年夫妇简陋的骨灰小坛时；当潘汉年夫妇的骨灰被重新装盒，由专车送往北京，在北京车站贵宾室被覆盖上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又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时，曾经长期追随潘汉年、又因潘案的牵连坐了多年冤狱的刘人寿，有多少话要向潘汉年倾诉，向党倾诉啊!
如今，年逾80高龄的刘人寿，心情已逐渐平静下来，原复查报告上残留的说他“也有一定的错误”的政治尾巴，早巳被风吹去。在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顾问和离休以后的多年间，他心无旁骛，一直以研究潘汉年的历史和中共党史为己任。他并没有因长期蒙冤而动摇自己的信念，说起过去那段历史，他还是那句话：“过去了，都过去了!”
（本文摘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月1月出版的《扛起地狱的闸门――第二条战线英豪传》。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