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人寿，1937年16岁时由上海奔赴延安，193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9起他即在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下入龙淖、闯虎穴，从事情报工作。1955年潘汉年冤案发生后被捕入狱，度过了18年的铁窗岁月。

　　或许是因为面庞特别清秀白皙，或许是同样闪烁着一双清澈而机警的眼睛，或许是长期的情报工作养成了轻言细语的习惯，我一见到潘汉年情报系统的重要干部刘人寿，就觉得他与潘汉年的形象、气质十分相似，全身都溢出儒雅的气息。由于潘汉年冤案的牵连，他在追随潘汉年出生入死度过11年的情报工作生涯以后，又于1955年、1967年两次被捕入狱，含冤挨过了18年的铁窗岁月。令我惊异的是，这位备受冤屈、差点丢掉性命的老人，竟不愿重提“冤屈”二字，只是一迭连声地说：“过去了，都过去了!”

　　相识延安

　　刘人寿是在革命圣地延安与潘汉年相识的。当时，他还是年方18岁的热血青年。

　　原籍四川的刘人寿出生于上海。本来，他只是―个发奋读书的学生，是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他的爱国热忱和革命义愤。在进步书刊、老师和朋友的影响下，他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的剧团，积极投入演话剧、歌咏、募捐等救亡活动。

　　1932年，刘人寿父亲去世，全家只能靠父亲的少量积蓄和姐姐教书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母亲得知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办的格致公学可以为成绩优异的毕业生介绍职业，便要求儿子前去投考。刘人寿不仅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而且有幸成为该校的第一位奖学金获得者。

　　1937年日军大举侵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声中，传来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的消息，刘人寿的心更加倾向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他从《抗战》三日刊上读到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招生的启事，便决心与女友黄承珍等八个志同道合的青年悄悄地离开上海，奔赴延安。

　　刘人寿清楚地记得，他们到达陕北洛川时，南京沦陷，依此推算，他们到达延安的时间为1937年12月中旬。

　　初到延安，第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延安没有讨饭的乞丐。这与途经的大城市西安截然不同。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饭店的服务员也被称为同志，不叫伙计。这些现象都令刘人寿感慨不已。后来他才知道：西北地区原来捐税多如牛毛，加上连年大旱，大批农民饿死田野或者流亡他乡沦为乞丐。红军到达陕北后，立即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并且领导农民分了土地、发展生产、从此，农民生活有了着落，延安街头也不见了乞丐。

　　延安张开双臂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刘人寿和女友黄承珍分别经过考试编人陕北公学六队和八队学习。不久两人都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2月，刘人寿在陕北公学结业，与黄承珍一起被调入延安城外桥儿沟的中共中央党校继续学习。一个刚参加革命的青年，能进人中央党校学习，已经非常幸运了。他在党校学习期间，适逢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中央党校召开。刘人寿在陕北公学时已经听了不少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这次党校又乘群英聚集延安之机，邀请一部分代表向学员做报告，使这一期的学员能亲耳聆听许多重要领导人的教诲，一睹他们的风采。刘人寿说，尽管受水平、经验的限制、他听报告领会有限，但是，这些领导人谦虚谨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还是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他清楚地记得，周恩来到陕北公学讲话时，全校师生都坐在山沟里聆听。学校教务处在周恩来面前放了一张凳子、一杯开水。周恩来考虑到在敌机空袭而紧急疏散时，可能绊倒群众，竟然两次搬开了面前的凳子和水杯。有一次，刘人寿看见朱德总司令在延河边散步，出自内心的敬意，便举手向总司令敬礼并弯腰鞠躬。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位叱咤风云、年高德勋的总司令，竟然收住脚步，给自己回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正是在延安所得到的教诲和留下的美好印象，鼓舞他度过了以后在敌占区从事情报工作的漫漫长夜，熬过了受潘汉年一案的牵连长期被关押的痛苦岁月。

　　刘人寿说，他长期被关押的罪名是“追随内奸潘汉年”，其中“内奸”二字是错的，“追随潘汉年”五个字是对的。因为他在延安中央党校结业之后，就一直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追随”前面，还得加上“长期”二字哩!

　　那是1938年11月，中央党校有几个班宣告结业，许多学员被分配工作或转入马列学院。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兼中央党校校长的康生，亲自找刘人寿、黄承珍谈话，要他们以《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延安通讯处记者的身份，从事秘密工作；不久，又介绍他们见潘汉年，要他们接受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从此刘人寿便追随潘汉年闯龙潭、探虎穴，开始了险象环生的情报工作生涯。

　　长期埋伏

　　1939年初，刘人寿在延安接到姐姐的来信，说她和母亲已逃难至重庆，母亲思子心切，希望刘人寿能去重庆看望她，否则母亲将赶赴延安。刘人寿立即将这封信呈交潘汉年。这时，潘汉年正在思考如何在日伪控制的上海建立情报网，经中央社会部同意，潘汉年要刘人寿、黄承珍利用这个机会，去重庆埋伏―段时间，再伺机返回上海。潘汉年特别关照他们到重庆以后。不能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不与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以及地下党组织发生关系。说话用中间分子的口气，不用延安的腔调；并要求他们争取学会收发报、开汽车、摄影这些技术；还强调他们的组织介绍信只开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为止，以后只能与潘汉年单线联系。

　　1939年初，刘人寿、黄承珍与一批同志登上军车驰抵西安，住入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几天后又乘军车到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他俩脱下八路军制服，换上便装，住进亲戚家中。不久，潘汉年也到了重庆。这时，刘人寿已由亲戚介绍，考入中央储蓄会当练习生。潘汉年听了刘人寿、黄承珍的汇报后，同意刘人寿利用黄承珍表哥陈震在国民党“民权号”军舰上任报务员的关系，到军舰上去学收发报技术。

　　无线电是各级党组织和情报系统与党中央联系的主要工具。多年从事和领导地下电台工作的刘人寿带着自豪的神色说：“我的收发报技术，不是在延安学的，而是在国民党军舰上学的。”

　　“民权号”军舰停泊在东距重庆30里的唐家沱。1939年5月3日、4日，日机连续轰炸重庆，市民纷纷逃离市区。刘人寿即以躲避轰炸和学一门技术以便找待遇较好的职业为由，要求陈震带他住到舰上去学习收发报。外人住上军舰，必须得到舰长同意。这时国民党亦官亦商成风，舰长去宜昌做生意了，主持舰务的副舰长与陈震以及黄承珍的哥哥既是同乡又是同学，陈震愿意花力气帮助表妹的男友学技术，他当然落得做顺水人情。当下，陈震写了个保单，就将刘人寿带到军舰上去了。

　　刘人寿将学习收发报技术作为掌握一种为革命服务的武器来对待。除星期日去重庆看望姐姐和亲戚以外，平时都坚持在舰上刻苦练习。两个多月后，刘人寿已能每分钟发电码120个，超过了每分钟发电码80个的合格标准。他在“民权号”上试发过几次电报，对方都表示满意。

　　潘汉年得知刘人寿已学成收发报技术以后，即令其在香港的情报机构给刘人寿汇去100元港币，要刘人寿、黄承珍离渝赴港。100元港币只够一个人的路费，不足部分全由黄承珍的哥哥支付了。刘人寿说：“当年地下工作人员不仅没有什么出差补贴，连生活费、工作费也是尽量自筹，少用或不用组织经费。我在‘民权号’军舰上学收发报技术，每月20元的生活费，就是由姐姐支付的。”

　　深入虎穴

　　1939年8月，刘人寿和黄承珍抵达香港，到六国饭店向潘汉年报到。当时，大后方的交通十分不便，从重庆至昆明的公路，候车的已排队到半年以上。中共中央社会部为支援潘汉年建立新情报系统，已派出包括董慧在内的十多位同志由延安经重庆去香港。他们由各地八路军办事处逐站安排行程尚未到达，刘人寿、黄承珍利用社会关系反而先到，这件事还受到潘汉年的赞扬。

　　刘人寿后来才知道，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战略情报，即了解敌方以及影响日本和国民党的国际势力的战略意图和动向，供中央决策参考。这就必须在敌区长期埋伏，并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和机会，接近或打入敌方的决策部门和情报机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潘汉年在延安已与中央社会部商定了争取某些复杂关系和特殊关系的计划。1939年9月，刘人寿与潘汉年同船由香港抵达日伪统治下的上海，潘汉年即派刘人寿到其特殊关系所掌握的日伪机关当报务员，企图利用日伪机关的电台向香港发报。潘汉年亲自向刘人寿约定了与我香港地下电台通报的呼号、波长和密码。但时隔不久，该台的呼号、波长被日本海军抄去、不能继续利用，刘人寿即奉命离开这个日伪机关，到潘汉年秘密设置的地下电台工作。

　　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发报，随时都有被敌人侦破的危险。发报时，门窗必须加厚密闭，防止电键声和下半夜的灯光外泄。发报的波长不当，会引起电灯闪光，也要注意防范。刘人寿先是帮助设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的地下电台与延安通报；为减轻该台的负担，潘汉年要刘人寿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襄阳路西)设立一座电台，由国际友人希普夫人掩护。希普为德国进步记者，时赴新四军前线采访，不久在日军扫荡中英勇牺牲。

　　1942年夏，贝勒路地下电台被日本宪兵电侦发现，但还不能确认在哪房、哪室。敌人已几次进屋检查，所幸机器藏在夹壁里，末被查出。潘汉年考虑到立即撤出有关人员，等于宣告“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暴露目标，所以决定报务员张志申在原地再坚持几天。张志申向联络的同志表示：“坚决服从决定，宁可牺牲自己绝不损害组织。”刘人寿说，那时的情境，真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味道。

　　当时潘部情报工作人员，都是像张志申一样，将个人的生死祸福置之度外的。张志申等人撤离上海后，潘汉年在上海的部属中只有刘人寿一个人懂报务，但他并不懂装配。潘汉年介绍刘人寿向老资格的机务人员涂作潮学习。但没学多久，涂作潮即赶到刘人寿的住处告急说，与他有关的地下电台被破坏，要刘人寿报请潘汉年设法送他去解放区。后来才知道，与涂作潮有关的就是龚饮冰领导的李白电台。李白这次被捕后遭受严刑拷打，坚不吐实，后由潘汉年部的华克之设法保释出狱，到三战区埋伏了一段时间。抗战胜利后，李白返沪转入潘汉年系统工作。刘人寿奉命去征求意见，问他是去解放区还是留在上海工作时。已经被捕过一次、差点牺牲生命的李白还是镇定自若地说：“组织上认为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李白从此就在张唯一和刘人寿的领导下继续从事地下电台的工作，直至最后被捕

　　牺牲。

　　1942年底，潘汉年与中共江苏地下省委领导人刘晓、王尧山等人奉命撤到淮南新四军根据地，潘汉年在上海的情报系统由张唯一领导。张唯一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任文书科长和技术部长，党内的代号为“老大爷”。刘人寿在张唯一领导下，负责联络潘汉年从根据地派来的交通员和一部分情报关系，直至取得抗战胜利。

　　我问刘人寿：潘汉年系统在抗日战争时期，向党中央提供了哪些战略情报?刘人寿说，报务员只是按译电员提供的电码发报，并不知道电报的内容。直到20世纪80年代潘汉年获得平反后，他奉命去整编《潘汉年情报资料简编》，才知道潘汉年在抗战期间，确实给中央发过许多事关全局的战略情报，其中最突出的是“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电。据安全部档案室同志说，当年中共中央收到潘汉年和闫宝航发来的内容相同的两份电报，中央转告苏联后，苏共中央曾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感谢。说他们为此得以提前一天进入战备状态。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是北上进攻苏联，还是南下与美国争霸?这是当时影响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关键问题：潘汉年系统得知日军在中国东北搞演习的内容是登陆作战，由此推断其作战方向不是北上，而是南下。这项情报有利于苏联下决心将远东的军队西调，在苏德战争中取得主动。潘汉年系统还探知日本政府在其给驻美使馆的指示中规定，与美国谈判的限期是1941年11月30日。由此推断，日本袭击美国的时间可能是12月7日这个礼拜天。这项情报除上报党中央并转报苏联外。还经重庆国民党政府转告了美国。可惜美国政府未予重视，结果在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时吃了大亏。

　　决战时刻

　　度过了日伪统治下的漫漫长夜，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人民殷切企盼着从此能过上和平生活。但国民党政府却以和谈为掩护，加紧其发动内战的步伐。1946年6月，潘汉年回到上海，借用电影界名人唐纳的住处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形势，要求大家继续长期埋伏，迎接新的任务。不久，国共和谈因蒋介石的破坏而破裂，两党的最后决战已不可避免。周恩来考虑到蒋介石政府在猖狂进攻解放区的同时必将在其统治区大肆镇压，决定凡已经暴露或不宜继续长期埋伏的同志都要撤离。当年在上海周公馆讨论此事时，李维汉当着周恩来的面向潘汉年提出：张唯一年老有病，又曾经被捕判刑，为保护干部，应该撤离上海。潘部此时已撤走一批打入日伪机关的人员，正感干部短缺，所以潘汉年沉吟了一下，没有立即表态。李维汉又追问了一句：“是不是刘晓不同意撤退张唯一?”潘汉年见此情景，只好表示同意。这样，刘人寿就接替张唯一，成为管理潘汉年上海情报系统的负责人。这时，刘人寿才27岁。

　　刘人寿说：“我在潘汉年情报系统中，以前只是一个学生、一个助手，遇事都有领导人把关。从1947年起担起领导责任，就不能不独立思考和处理许多事情。主观能力与客观要求距离太大，有时候不免捉襟见肘。好在革命形势日益向胜利的方向发展，加上本系统有好几位老同志，曾经受过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培养和熏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又有不少新关系在我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投身革命，所以在张唯一撤离之后，我部还是搜集上报了不少重要的军事、政治和敌特情报。”他举了一些例子。

　　招商局船务处副处长陈天骏、国民党港口司令部少校鲁令子、国防部会计处处长邬时坻等同志，向刘人寿提供了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大量向东北运兵的情报以及国民党陆军补给情况的情报。

　　打入国民党军统的同志及时提供了军统在被我军占领的几个城市中所设潜伏台的呼号和波长。这几个潜伏电台被我军破获后，有位领导人在收发报纸上批了这样的话：“敌特的口供与(刘人寿发来的)电文完全一致。”

　　淮海战役前夕，刘人寿还发出了老同志吴仲禧深入徐州剿总作战室调查后所提供的《徐州剿总情报》。近年由权威机关编写的《李克农传》中说：“1948年9月，潘汉年上海单位所发《徐州剿总情报》，包括该剿总所辖兵团、番号、将领、驻地，敌对我方方针的估计及敌方措施，是解放军收到的有关淮海战役最早、最完整的情报，对我军决策有参考价值。”

　　刘人寿还及时转发了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向中央请示敌空军起义的降落地点和联络信号的电报，并及时收转了中央的复电，促使国民党空军直属八大队飞行员俞渤驾机起义成功，并由此促成好几次敌空军驾机起义。

　　当然，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各地区、各部队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由潘汉年领导、刘人寿具体负责的上海情报系统，只是众多情报系统的一部分。但由此也不难推断，正是依靠这众多无名英雄的努力，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才能在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民解放战争中，指挥若定，料事如神。

　　决战的胜利是在战争大幕前面和后面的战士用鲜血换来的。就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发生了刘人寿所领导的李白电台被破坏的事件。

　　当时国民党为逃脱已经形成的败局，正在酝酿由李宗仁替代蒋介石，与中共进行和谈的阴谋。李宗仁想了解自己上台后中共肯不肯与他进行和平谈判，便派人到上海找他的老关系刘仲华，请他去南京商量此事。刘仲华曾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认为此事责任重大，未经中共中央同意，他不能去南京。而一些老同志认为应该动员刘仲华去做李宗仁的工作，建议刘人寿去说服刘仲华。刘仲华以实相告，说他已通过有关方面将此事上报中共中央，但迄无回音。刘人寿见此事己迫在眉睫，便与他分析了去南京的利弊得失，劝他立刻启程去摸清底细。考虑到事关重大，刘人寿当即打电话给李白夫妇，询问当晚能否给中央情报部发报。出乎意外的是，李白夫妇没有来接电话，接电话的人说他们生病，住医院去了。刘人寿意识到李白可能被捕，立即挂断电话。以后他才知道，这个电话是掩护李白电台的房东乘监视的敌人不备时答复的。如果不打这个电话，直接去找李白发报，刘人寿也有被捕的危险。

　　李白这位老红军第二次被捕以后，虽备受酷刑，仍然坚贞不屈，没有泄露任何机密情况。刘人寿曾托人设法营救，但终因蒋介石亲批了“坚不吐实，处以极刑”，李白在上海解放前夕，与中共中央上海局电台的秦鸿钧、张困斋一起英勇牺牲。

　　李白被捕后不久，潘汉年为保护干部，命令刘人寿等同志离沪赴港。刘人寿自责说：“自己将主要精力用于收集情报，对敌方电讯侦破的技术能力估计不足，以至李白台在同一地点发报达两年多之久。新台建成后才与上级通报一次，李白台即被破坏。这是我缺乏远见所致。”但潘汉年对他还是慰勉有加，并未责怪。

　　（本文摘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月1月出版的《扛起地狱的闸门――第二条战线英豪传》。作者丁群。标题为编者所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