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左景鉴生于1909年9月，是先祖左宗棠的第四代孙。他诞辰100周年刚刚过去。父亲的谆谆教导一直铭记在我们子女的心中，我们兄妹三人在父母的墓碑上刻着“爱国敬业，医坛建功绩；言传身教，为国育英人”，这确实是父亲一生的写照。

　　爱国敬业医坛建功绩

　　父亲14岁时考入湖南长沙明德中学，当时他担任学生会的工作。他的老师查夷平是位进步人士，经常以爱国思想教育学生。父亲和几位同学到宁乡、湘乡等地参加了湖南农村和农民生活的调查工作，当时政府要派人抓他们，老校长为了他们的安全，赶紧将他们转到雅礼中学去上学。此后，在老校长的推荐下，父亲只身来到上海，进入上海医学院学习。

　　父亲和母亲都在1937年双双毕业于上海医学院。1938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父亲和母亲都毅然参加了国际红十字总会救护医疗大队，父亲任第38医疗队队长。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他们在上海、南京、南昌、安福、桂林、柳州、祁阳、曲江、灵川和龙川等地积极开展战场救护伤员工作，救护了大批同胞和抗日战士。父母就是在战地相识、相恋和结婚的。

　　建国初期，父亲借调至中央军委卫生部，参加了抗美援朝，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他积极从事志愿军中心血库的筹建，并共同研制了手提式的血液保养箱，不仅为前线及时抢救志愿军伤员作出了贡献，也为以后国内各地医院创建血库提供了经验，对我国解放后的医疗卫生工作起了有益的作用。

　　1956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奉命要到重庆创建一所医学院校和医院，那时父亲任上海中山医院副院长、外科学教授。弟妹们正在上初中和小学，他义不容辞地放弃了上海优越舒适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带着母亲和弟妹坚决响应祖国支援内地建设的号召，为建设祖国大西南，不辞艰辛，勇挑重担，首批赴渝艰苦创业。在他的带领下，大家克服了重重困难，在较短时间内圆满出色地完成了筹建重庆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任务并出任了附属第一医院的首任院长。

　　乐观坚强与病魔斗争

　　1971年父亲突然发现血尿，医生诊断为膀胱癌。从此开始了与疾病斗争的漫长之路。手术后给他的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与困难。医生们从病理切片上分析，肿瘤恶性程度很高，预言生存至多一年。但他毫不气馁，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他试用了各种方法来锻炼如何能控制大小便，终于如愿走出家门，不仅能赴医院继续从事他心爱的医学教育事业，而且还赴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

　　1975年父亲又突发心脏后壁心肌梗死，居然大难不死，他又从死神手中逃脱。1985年左宗棠逝世100周年纪念，湖南省政协邀父母前去参加纪念活动，临行前父亲不慎被自行车撞倒，造成多发性肋骨骨折和前臂桡尺骨骨折，但父亲带着肿胀并上了石膏的上臂，还是顽强地去湖南参加了纪念活动，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1990年我母亲去世，我赶回重庆，当时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父亲的第3、4腰椎骨折，可能是癌症复发、产生骨转移所致。谁知过不多久，父亲又坚强地站立起来，还到北京去观看了亚运会。他风趣地对我们讲：“我多次到‘马克思’那儿报到,但都被‘马克思’拒绝，又将我推回来了。”父亲多次遭受手术的痛苦和疾病磨难，但始终充满乐观，困难时从未动摇他对振兴中华医学事业的责任感，他在70余岁高龄之际仍定期参加临床医学和教育工作。在渝工作期间，他历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还担任过中国农工民主党重庆市委副主委、主委。父亲坚韧不拔、乐观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的精神，使他在癌症手术后，又延长了26年的生命，直至88岁去世。

　　言传身教为国育英才

　　父亲是一名医学博士，著名的外科专家、教授，长期从事外科学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尤其对腹部外科、肛直肠外科造诣颇深，曾在国内外著名刊物上发表大量专著，并参加我国外科学奠基人沈克非主编的《实用外科学》的撰写。他还任过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上海分会的主任委员等职。他治学严谨，知识广博，一专多能，又是一名出色的医院管理专家。即使在身患重病时期，他仍坚持亲自为青年医师授课，甚至赴农村参加带教工作。他一生培养了无数的医学和医院管理人才。

　　父亲自幼父母早亡，幼年和上学时一直很艰苦。他经常教导我们要热爱祖国，他讲：“虽然祖辈做大官，但没给我们后人留下什么家产，留下的就是爱国的精神和勤俭节约的家风。”教导我们生活上要克勤克俭，凡事都要自己去克服困难。在学习上他要求我们认真努力。记得小时候，父亲手把手地教我写毛笔字，他教我悬臂和握笔的姿势，要求如别人从后抽笔杆，你也能用笔自如。父亲赴渝领导建院工作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未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离沪时，父亲还将整套复式的大型公寓房全部交回给组织，要求我住宿学校，独自学习和生活。1962年我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人体解剖教研组，我感到不能做医生，却要整天与尸体打交道，又累又脏，想通过父亲的关系让我调换到别的教研组工作，父亲却耐心地劝导我，并指出解剖学的工作虽然脏累，但是它是医学基础的重要学科，要我克服困难，努力学习。

　　1966年，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遭批斗，但他总是抱着相信党、相信政府、乐观的态度面对阶级斗争。当时正逢妹妹高中毕业，和全班同学一起赴四川永川插队落户；1968年弟弟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也被分配到甘肃山丹军垦农场工作。父亲鼓励弟妹响应国家的号召，积极支持、鼓励和关心弟妹在当地的工作。即使在自己身患癌症重病时，仍带病坚持赴永川农村去看望并鼓励妹妹好好在农村生活。当时，我在上海工作，父母身边没有一个子女照顾，但父亲从未要求组织将子女调到自己身边。

　　1995年，我已在上海医科大学工作长达30多年，任基础医学院院长兼人体解剖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工作。当时组织上要求我调至市卫生局工作，我很犹豫，回家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听后语重心长地讲：“组织上对你信任，你就好好地为老百姓多做些事吧。”1996年2月我在上海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上海市副市长。从政后，我始终牢记祖辈和父亲的教导，要爱国、爱人民，多为老百姓做实事。1997年5月父亲病危临终时，牢牢叮嘱我们子女，丧事一切从简，要将他的骨灰撒入祖国的江河。

　　父亲的一生，满怀着对祖国、人民的深情，对事业的无限忠诚，他继承了先高祖的爱国传统，这种精神也无时不在激励着我们后人。当今，在党中央十七大的科学发展观指引下，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又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国家振兴、民族富强，历史赋予了我们更新的使命。我们要教育自己的后辈，切实牢记继承先辈的爱国传统，并将它们发扬光大。让我们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普照大地，光照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