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汪道涵老市长

　　1977年某个秋日，我和原一机部任总摄影师的同事，在北京木樨地附近偶遇一位文革后刚被“解放”了的老干部，从他们不多的对话中，我了解到他们是安徽巢县同乡，且都在一机部工作。虽只有一面之交，但这位长者气宇轩昂、谈吐优雅，给我印象深刻。事后我才知道，他就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汪道涵。

　　一年后，我由第四机械工业部调到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工作。一天正在开会，有人说新上任的市长来视察走访，我起身发现这位上海市人民政府的一把手，竟是心中早已仰慕的长者汪道涵。当时，我在水质处办公，经常要把黄浦江水系情况写成简报，送市政府办公厅，其间也曾见过老市长，但都是迎面匆匆而过。

　　七十年代后期，上海的城市发展遇到了“瓶颈”：人口过密，住房缺乏，交通拥挤，港口阻塞，环境污染，电话难通，绿地稀少，用地不足……上海怎么办？这个大问题困扰着上至市长下到百姓，牵动着每一个上海人的心，社会各界为此纷纷献计献策。这段时期，市政府召开过多次市长（扩大）办公会议，集思广益地讨论上海城市改造问题。大约1980年，我代表市环保局参加了一次由汪道涵市长委托倪天增、阮崇武两位副市长主持的办公会议，内容是有关利用外资建设黄浦江大桥的问题。而不少个人也纷纷建言献策：市建委主任叶进明，市规划局陈坤龙，市经济研究中心於品浩，市环局刘远交、金嗣骢，市社科院陈敏之，市规划设计院陆怡椿、黄富厢，同济大学董鉴泓等专家、学者都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有价值的建议。

　　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亦深感“匹夫有责”，在上海城市经济学会的浓厚学术气氛中，集战友们的专业特长，我大胆执笔为上海发展贡献自己的“一砖一瓦”：1982年12月发表了《开挖浦东运河――综合解决上海城市改造问题》一文；1984年10月发表了《上海的曼哈顿区在哪里？――结合城市改造，在外滩建设新的金融贸易中心》一文；1985年6月发表了《上海的特区在哪里？――结合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外高桥建设经济特区》一文。百川千流归大海，经过全上海五年的殚精竭虑，1985年底大家都迫切地感觉到，已经是该把各种意见与方案集中的时候了。

　　1986年2月19日至20日，在上海衡山宾馆召开了“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研讨会”第一次会议，出席单位约112个，出席人员约300人，发言个人约120人。汪道涵市长兴致勃勃地参加了会议，在休息时间和会后，他与很多同志交换了意见。我作为会议秘书长之一，工作之便与老市长又多了一些见面机会。两天的会议意犹未尽。仅过了一个月，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上由我执笔、规划院陆怡椿、规划局陈坤龙、环保局金嗣骢、园林局沈文玮等几位同志联合作了《结合开发浦东，建设上海新城》的发言。经过两次会议的充分讨论，新区方向终于水到渠成，开发浦东已是众望所归。回顾这两次会议，大家都认为当时对浦东这个新区方向最关心的领导就是汪道涵市长。看今日浦东新区之流光溢彩，可说是浸透着老市长的期盼和辛苦。

　　“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研讨会”后，我与老市长有了比较近距离的相聚。几年中，经常会收到市政府通知，让我们去老市长的办公室汇报浦东开发研究的有关事宜。老市长平易近人，从不对下属用教训的口气，无论说什么话题，也从不打断别人的发言，而常在笔记本上作认真记录，有时还对发言的同志频频含笑、点头示意，让人倍感亲切、深受鼓舞。领导同志的“不耻下问”、“广开言路”，也使大家摆脱了拘谨，自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种场合不下十次，有时於品浩在，有时陈坤龙在，每次离开后，大家都会被老市长礼贤下士的风采所折服。今天再回忆这些感觉，的确是在工作中很难遇到的一种“有幸”。不得不承认，领导人有这样的人格魅力弥足珍贵。

　　1986年6月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委托九三学社上海市委，承接《新市区建设和老市区改造》的总课题以及东进、北上、南下三个分课题，指派我担任总课题兼东进分课题的负责人。1987年2月11日，在陕西北路186号礼堂召开了《浦东新区建设方略》课题评审会，汪道涵市长不仅自始自终地参加会议，还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对上海浦东的开发，我一直是很感兴趣的，浦东开发有前途，新加坡、香港等（四小龙）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研究。浦东新区的开发要依靠老市区，以新市区开发带动老市区的建设。开发浦东要有指导思想，要有全国观念，要有创业精神，这样浦东开发才有意义。

　　这个讲话明确了方向，加深了认识，教益匪浅。当时的与会者和知情人都无不为之赞叹：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市长，不辞辛劳地全程参加一个由民主党派承接的课题评审，应该说十分少见。这不仅是他对“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身实践，而且充分展现了他本人礼贤下士的人格魅力。

　　针对浦东开发已完成的三个研究成果，老市长在1987年9至10月合刊的《城市经济研究》上，亲自撰写了前言《共议开发浦东大计》，现转录如下：

　　开发浦东，建设现代化的新市区，以推动老市区的改造，促进上海经济振兴，使上海早日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经济贸易中心之一，这是上海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多年来，他们就如何开发浦东写了大量文章，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特别在经济研究中心、市科委的组织下，计委、经委等主要委办，九三学社、社科院、城市规划设计院、同济大学等一大批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同志，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有见解的报告，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浦东开发的预可行性报告提供了基础。

　　1988年5月2日至4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上海市三任市长汪道涵、江泽民、朱�F基都出席了会议，我有幸担任大会的会务组长，在贡献微薄之力的同时，又和老市长一起度过了难忘的几天。从这次会议以后，浦东开发开放就成了全世界所瞩目的政府行为。萌芽的禾苗终于出土，我们这些“民间人士”的工作也就划上了一个句号。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老市长虽已离开市长岗位，但为了上海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他不顾年逾七十的高龄而东奔西走：外经贸委举办的学术沙龙上，老市长到场发言；社科院召开的学术研讨会，老市长欣然加入讨论…每一处都留下他的身影和风采。上海市政府开发浦东联合咨询小组的办公地点，就设在离老市长办公室不远的大厅边上，老市长一有空闲就会来看望大家，畅谈浦东开发开放的方方面面。他要求工作人员只称呼他为“道涵同志”。在交谈中，他谈笑风生，平易近人，还善用典故来启发对方。每个人都认为，他既是上海1300万人民的一市之长，又是和蔼可亲的前辈长者，亦是值得尊敬的良师益友。汪道涵老市长喜欢和百姓在一起，他那礼贤下士的人格魅力永远地留在了人民心中。如果说我们这些“民间人士”曾以一己之力为浦东开发开放出过一点力的话，那是老市长礼贤下士的风范所致，亦是我们对知遇之恩的一个自然回报。

　　2005年5月，老市长在会见台湾两党主席时，面容消瘦，看了电视后，我心里有点疼。7月20日随几位同志一起去医院为老市长拜寿，那天老市长看上去脸颊饱满一些，亦有精神焕发的感觉，大家很高兴畅忆往昔，笑谈今朝。在病房里欢聚了将近一个小时，直到医生护士来催促才告别，每个人都以为老市长还会向期颐之年冲击……如今，老市长离开我们已有四年多了……思绪万千，难以割舍，谨献此文，以�I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