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尧昌

　　
汪东与谢稚柳合作的水墨扇页，书法为汪东所写，山水为谢稚柳所画。
　　
　　

革命需要放枪，革命也需要写字。汪东狼毫一管，同样擎起千钧。

　　在所有的辛亥革命元老当中，汪东看起来不是很典型。与其说他像个职业革命家，不如说他更像是书斋里的文人。他曾担任《大共和日报》总编辑，替孙中山在上海掌管舆论阵地。留在上海之后，他当上了“上海文管委”委员，常在家中与吴湖帆、陈佩秋、谢稚柳等切磋诗画。

　　一叠《梦秋词》让一百年后的人看到，最初的革命者能铁血，也能风雅。

　　汪东（1890~1963），原名东宝，后改名东，字旭初，号寄庵，别号寄生、梦秋。江苏吴县人。早年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1904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结识孙中山，参加同盟会，鼓吹革命，任《民报》编辑、主编。1908年，师从章太炎习文字学，与黄侃、钱玄同、吴承仕同为章门四弟子。1910年回国，参与江苏光复活动。后任《大共和日报》总编辑、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1938年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50年当选苏州市人民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1954年起，任苏州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苏州市委员会主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民革江苏省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汪东又擅书画，与沈尹默等交厚。

　　汪尧昌是汪东之孙，对于爷爷的回忆其实并不多，还好有一本影印版的《梦秋词》，里面的1380多阕词是生活的侧记。其中有一首记录了他与爷爷游少年宫夜会的场景，读到它，所有的思绪就此打开。

　　一叠《梦秋词》

　　勾起生活回忆

　　那是差不多60年前的一天了，爷爷带汪尧昌去了一次少年宫，玩得很尽兴，很晚才回家。那会儿汪尧昌只有十岁出头，爱玩爱热闹，也爱忘事。所以那次少年宫之行，他很快就不记得了。直到1966年，他回了一趟苏州老家。

　　那时候，爷爷去世3年了，留下来一大堆遗物，放在老宅子里，奶奶守着。但眼看就要守不住了，抄家的人真的就抄着家伙来了。等汪尧昌从上海赶到苏州，一进院子就看到杂七杂八的东西堆得跟小山包一样，就等烧了。天色将晚，火苗渐起，混乱中汪尧昌趁人不注意，随手就近地捋出一卷，丢在院子墙角的几株灌木下。等火烧完、人都散了，他再去捡起来看。那是一叠爷爷的手稿，小楷字，写得漂亮。原本冒险偷出一卷东西来，只为留个念想，没承想却把一部《梦秋词》给救下了。

　　《梦秋词》就是“梦秋”写的词，“梦秋”是爷爷的号。他还有别的号，寄庵、寄生云云。爷爷的大名，叫汪东。其实汪东也不是本名，爷爷在自己的名号方面十分“狡兔三窟”。汪东的本名，是汪东宝，还有个哥哥叫汪荣宝，弟兄两个按照“宝”字“并驾齐驱”。等哥哥离世了，汪东宝觉得有些寂寞，一个“宝”孤掌难鸣，索性去掉，就成了大名鼎鼎的汪东。而汪尧昌，其实是汪荣宝的嫡孙，因为汪东无嗣，直接隔着辈过继了一个孙子。过继汪尧昌之后，就有了汪东带着孙子逛少年宫的往事。

　　让汪尧昌想起这段往事的，就是他自己从火堆里救出来的那一叠手稿。《梦秋词》里有这么一篇，《少年游・与尧昌赴少年宫夜会》：狂游不觉晚寒侵，疏雨霁园林。电逐虹流，乐催狐步，舞向月西沉。提携娇女扶肩立，人在画堂阴。射覆占灯，门��分局，还似少年心。从词里面，汪尧昌回忆起来，那天天气不太好，下着一点小雨。爷爷对那些声光电的玩意也挺好奇，看大家唱唱跳跳的，觉得很有趣。此外似乎还有不少猜谜棋牌之类的游戏。总之，他们玩得很尽兴，回家挺晚。

　　这首词唤起了汪尧昌的记忆，也唤起了他后来整理出版《梦秋词》的决心。如今汪尧昌手头的一部影印版《梦秋词》，收录了汪东从1909年到1962年离世之前，几乎所有的词作，一共有1380多阕。即便在1962年中到1963年春卧病期间，也创作了28阕。

　　周瘦鹃先生所作的《姑苏书简・�露歌传两月前》中写，1963年，汪东写下了一阕绝笔词《蝶恋花》。因为抄录有遗漏，少了四个字。周先生专门到医院去询问，汪东加了四个字。最后，这首词中完整的那句话便是“日月风云皆变色，……截胃刳肠，稍验丹心得……”由这词可见，尽管病魔缠身，汪东也并不怕死，毕竟是个革命党人。

　　给孙中山当文胆，做喉舌

　　汪东参加革命很早。他早慧，16岁就进了东京早稻田大学读书。那时候孙中山常在东京活动，是他们这些年轻学生的偶像。孙中山曾经到早稻田大学演讲，先“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完了之后请年轻学生一起吃饭。孙中山的人格魅力无可抵挡，尤其在和他近距离接触之后。所以，和很多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一样，汪东早早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知人善用，既然汪东文笔好，写得一手好诗词，时事社论也都拿手，汪东就成了《民报》首屈一指的笔杆子，给孙中山当文胆做喉舌。回国之后，又担任《大共和日报》总编辑，替孙中山在上海掌管舆论阵地。革命需要放枪，革命也需要写字。汪东狼毫一管，同样擎起千钧。

　　所以，在所有的辛亥革命元老当中，汪东看起来不是很典型。与其说他像个职业革命家，不如说他更像个书斋里的文人。或者，这两种角色只有在他身上才显得并行不悖。汪东有个名气大得吓人的老师叫章太炎。章太炎当年有四个高徒各有所专，所专领域常胜乃师，所以人称“四大天王”。汪东便是以诗词、音韵、文字学和训诂学见长。他一边革命，一边研究学术，写了《吴语》、《法言疏证别录》、《唐宋词选》、《词学通论》之类一般人看不懂的专著。

　　汪东后来在国民党的“中央大学”文学院当院长，兼着中文系主任的职位，还是礼乐馆馆长，他也有了几个大名鼎鼎的学生。解放之后，唐圭璋是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教授，殷孟伦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作为革命者的导师汪东，带出来的学生都是学者，在辛亥元老当中倒是相当稀罕。更有意思的是，汪东的院长当得不轻松。

　　汪院长不好当，因为学生不好管。解放战争炮火没到南京，但红色思想在南京无处不在，尤其在“中央大学”。所以，老蒋总抓他的学生。老蒋一抓人，汪院长就要开始通路子，结果经常前脚抓人后脚放人。其实这也不一定非得上升到什么阶级意识、同志感情，如果学生没什么错，那老师去营救也是天经地义的。学生抓光了，老师给谁教书去？所以这时候的汪东，更像一个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个政治人物。

　　能救学生于牢狱，

　　也自结罗网于无形

　　应该说，“中央大学”的文学院院长还不算什么政治人物。但辛亥革命元老加上监察院委员的头衔，就足够政治了。这样的人物有影响力，能救学生于牢狱，也自结罗网于无形。国民党要去台湾了，这些人就在名单上。当时监察院长是于右任，对汪东青睐有加。一个公认的行书草书第一人，一个篆书高手；一个院长，一个委员。所以，于右任费了不少口舌，劝汪东同去。汪东就是不同去，他觉得去了也白去，没希望，不如留下来做点事。这一留下，汪东当上了“上海文管委”委员。

　　从国民党的监察院委员，到新中国的文管委委员，后来的苏州人民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协委员……终其一生，汪东当了很多委员。但很可能，文管委委员的职位跟他的专业最对口。这个新组建的机构的主要任务，其实就是在上海解放的过程中接管、征集各类文物。其中，汪东就主管字画、古籍和手稿。更重要的是，当了这个委员之后，苏州人汪东住到了上海，住进了汪尧昌他们家，一住就是8年。

　　这是一个很和气的老头儿。治的学，都是传统文化，但是思想却很开明民主，不搞家长制和封建权威，所以汪尧昌和这个爷爷在一起没压力。

　　8年中，汪东有了孙子，汪东带着孙子去逛少年宫，汪东还跟一群好朋友做一些文人雅集。在汪尧昌的印象里，爷爷的活动范围是以书桌为圆心的。早上起来看到他在写东西，很晚了睡觉前看到他在写东西，时不时有朋友来了也在书桌边上会客。文管委是“SOHO职业”，不坐班不打卡，有事去一下，没事家里待，所以大家都有空相互走动。那时候来家里造访的人，现在看来都挺有名气，吴湖帆、陈佩秋、谢稚柳、沈尹默、陈去病、柳亚子等人，那时候就是爷爷的朋友。大家有时候谈点文管委的工作，有时候就切磋些诗词字画的评点，兴致好的时候没准就一起合作个作品。那几位都是丹青好手，汪东主要写字，写他最负盛名的篆书。完了之后大家都盖个章，兴尽而返。可惜的是，这些东西汪尧昌只是小时候见过，后来都在1966年那场大火中毁了。

　　现在汪尧昌没法靠着回忆去清点那场大火中失去了什么，反正有汪东的古体诗和随笔的手稿，还有很多画。比如说，徐悲鸿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的时候，和时任文学院院长及中文系主任的汪东交情不错，送了他好些作品。再比如说，汪东去北京参加辛亥革命纪念活动的时候，跟毛泽东、周恩来和董必武的合影。这把火烧得，让汪家人当年是提心吊胆、噤若寒蝉，今天是痛彻心扉、惆怅万分。

　　但这就是历史。作为革命者的汪东，参与过创造历史，也明白被历史左右是每个人的宿命。好在，至少，汪东的很多东西被收集起来了，程千帆教授藏有老师的很多字画，汪尧昌帮着爷爷整理出版了《梦秋词》。他全部的学术贡献可能已经无法复还，但这些字画和宋词，能让一百年后的人看到，最初的革命者能铁血，也能风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