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南阳路10号（今南阳路154号，已不存）的“惜阴堂”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孙中山远在国外，一片混乱的大清帝国行将分崩离析……在其后救亡的三个月内平定乱局的中国政治谋略中枢，不是孙中山，不是袁世凯，不在北京，亦非湖北，而是在当时上海南阳路10号的一座小洋楼――“惜阴堂”，他的主人，就是被后人称为“民国产婆”的赵凤昌先生。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冯天瑜曾说：“如果在一百年前，没有惜阴堂，没有赵凤昌、张謇、庄蕴宽等一批人物的鼎力相助，孙中山先生即便回到中国，也不大可能立即平定诸多纷繁乱象，统一各省自立为王的诸侯人马，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民国、位居总统。历史将彻底变成另一番模样。人民将陷于无边战火……”

赵凤昌（左一）、杨杏佛（右一）和家人在上海惜阴堂合影。

　　93岁的杨小佛是赵凤昌外孙。1933年，15岁的他在上海随身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委和总干事的父亲杨杏佛乘车外出时，目睹自己的父亲被4支手枪射杀在车内，而他正是因为父亲以命相护才得以存命，鲁迅曾盛赞杨杏佛以自己身体保护儿子的品质，并写下著名的《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而今，被鲁迅赞为“有后代，就是有将来！”的杨杏佛之子已93岁，虽然是九旬高龄，然而老人却算是耳聪目明，讲话时中气极足，几乎看不出老态，在与早报记者聊起辛亥记忆时，杨小佛聊得最多的不是他的父亲杨杏佛，却是他外祖父的惜阴堂与民国之间的关系。

　　惜阴堂缘起：

　　张之洞的“替罪羊”

　　“惜阴堂”其实是杨小佛外祖父赵凤昌在上海南阳路10号的私宅。近代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曾言，“晚清到民国初年，东南之局有大事，必与惜阴老人有关。”其中缘由正在于赵凤昌曾是张之洞最信任的幕僚及其在上海交往的人脉。

　　赵凤昌字竹君，晚号惜阴老人，1856年生于常州望族，赵家其家族中此前最有名者，要数提前50年预言了满清垮台的曾国藩幕僚赵烈文。

　　对于赵凤昌其人，姚崧龄所写的《民国人物小传》记有：“赵凤昌（1856―1938年）少时家贫，失学，入钱庄习贾。嗣以挂欠，被斥退。富户朱某鉴其聪明伶俐，为纳资报捐杂职，分省广东候补，时年甫二十。旋入粤藩姚觐元（彦侍）署中，任书启。光绪十年（1884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凤昌夤缘充督署文巡捕（侍从）。日久受之洞赏识，升充文案，参预机要。光绪十五年（1889年），之洞移督两湖，遂随赴武昌，益见信任，升充总文案。凤昌读书虽少，而记忆力强，且富忍耐性，工于迎合揣摩。与之洞朝夕相处，久而久之，极能了解之洞心性，悉其癖好，居然能代拟公牍，符合旨意，摹仿其书法，几可乱真。”由于赵凤昌足智多谋、处事灵活，极受张之洞重视。

　　“当时曾有一句戏言‘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说的就是我外祖父极受张之洞的器重。”杨小佛回忆说，但到了1893年，有人向慈禧太后进谗言，说张之洞开矿炼铁，乞留巨款，还用人不当，如“候补直隶州赵凤昌，声名甚秽”等。

　　“当时弹劫共三个人――张之洞、黄子春、赵凤昌。但是后来两个不同的地方官先后撤查，都说张之洞很认真、奉公守法、很勤劳。黄子春好像也没查出什么来。他们觉得这个赵凤昌，如果也没事，那就不好交差了。所以他们采取的办法是‘丢卒保车’，就是认定‘名声不好’的赵凤昌有问题，建议‘永不叙用，放回民间’，虽说结果是‘放回民间’，赵凤昌心里肯定是不平衡的，张之洞不是糊涂人，他对赵凤昌很清楚，这明明是帮他做替罪羊嘛。所以张之洞后来在上海找了一个电报局的挂名工作让他做，都不要上班，就是领工资就行了，而且还买房子买地资助他，而且要他在上海继续办事，因为上海是通商口岸，湖广衙门要办什么事情，买什么东西，上海比较方便。”杨小佛说，当时他外祖父寓居上海，实际上相当于湖广督署驻上海办事处一般，为张之洞办理通讯、运输诸务，借此与当地官绅、外国领事建立联系，赵凤昌还在上海公共租界买下10亩地，建造了一幢花园洋房，取名“惜阴堂”，前门为南洋路10号，后门开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堂前一块大草坪，张謇为之撰联：“有闭关却扫之风，左顾孺人，右弄稚子；以运甓惜阴之志，门有通德，家藏赐书。”

　　事实上，因为张之洞的关系，赵凤昌的“惜阴堂”不仅成为张之洞搜集内外信息的基地，更成为当时工商经营、政治交际的一个沙龙，赵凤昌也因此建立起广泛的中外人脉，社会影响力日渐壮大，与革命党人、立宪派、清朝汉官均有交往，友朋中包括盛宣怀、张謇、何嗣、沈瑜庆、陈三立、汤寿潜、施炳等，并与外国驻华使团相沟通，在戊戌变法、东南互保、《苏报》案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赵凤昌也逐渐对清廷失望，在上海一直积极为社会的进步而奔走。

　　杨小佛说，他是1918年出生的，对于辛亥革命前后外祖父的旧事，只是听家里人说过一些，“其实我小时候对于惜阴堂的记忆就是那里很大，花园尤其大，小时候学自行车就在那个花园里学的，因为四周有水泥路，中间有一个小亭子。而对于外祖父交往的记忆是，经常有很多外地人住在那里，外祖父还管吃饭。外祖父有个书房，每天早晨都要去书房，桌上有个电话，电话号码我至今都记得――30313，有人打电话过来，接电话的就一定是外祖父。”

　　惜阴堂盛事：

　　首义后力促南北和局

　　武昌起义爆发后，赵凤昌通过电报局第一时间获知首义胜利的消息，当天即邀约在沪上的工商巨子、社会名流来“惜阴堂”彻夜商谈，预判形势发展，并声援义军，表明“上海据长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为武汉之声援也”。其后赵又访问上海商会，通知外交使团，革命军一定会保护外商在沪利益，洋人绝不能干涉革命军，免生冲突引致大乱。各国公使最后集体决议，“清廷已病入膏肓，不会有所作为，各国不会主动帮助清廷”，同时宣布“严守中立”。

　　赵凤昌原属立宪派，何以同情革命，台湾历史学者张朋园在其《革命与立宪》一文分析说，立宪运动是和平的改革运动，但它的发展，又具有革命的特性，因为立宪派人持论与政府相对立，于不知不觉的演变中倾向同情革命，有利革命。赵凤昌尝说：“清室以立宪诳国民，国民亦以立宪诳清室，所求在此，所得在彼。”（赵凤昌《“惜阴堂笔记”》）。结果立宪运动为之变质。立宪派最后卷入了革命。由于失望于清廷，他们放弃了拥护帝制的初衷。此一改变，关系着革命爆发的时间点，因为政治的稳定与否，常视上层社会的心理状态而定。这也是武昌起义后，由于他们心理上的变异，大多站在革命一边。

　　也正是这样的背景下，赵凤昌很快邀约“立宪派”中的名流张謇、庄蕴宽等，到“惜阴堂”商议，试图力促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和谈。彼时全国陆续已有湖北、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贵州、江苏、浙江等11个省份先后宣布独立。满汉之间的斗争逐渐转变为南方与北方汉人之间的斗争，南方的主力是张之洞创建的湖北新军，北方的主力是袁世凯的北洋系，袁世凯亦接受其幕僚常州人洪述祖的建议，开始实行“以南压北，以北压南”，既谈讲和，也兼用兵，以剿促抚，软硬兼施之计。一来可用南军名义逼清朝退位，二来可为其争总统大位做好威权铺垫。当南北会谈转移至上海时，南北双方不约而同，以“惜阴堂”为消息中转汇集中心。

　　对于各方选择“惜阴堂”的原因，杨小佛认为，这不能不说是张之洞与赵凤昌的影响：湖北方面，新军是武昌起义的主体力量，其领袖与赵凤昌关系密切，而北方，袁世凯等人也与赵凤昌等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赵凤昌的妻弟洪述祖在袁世凯政府中也是高级幕僚，赵凤昌的老友张謇与袁世凯关系更非同一般。近代史专家冯天瑜则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惜阴堂”参议者便代表了“东南财赋”，这是“惜阴堂”意见举足轻重，无论孙、黄还是袁世凯，乃至外国人必予重视的原因之一。

　　杨小佛说：“其实原来是想在武昌进行南北会谈的，因为黎元洪那时候在武昌，代表革命军队，袁世凯军队代表清朝，可那个地方正在打仗，后来赵凤昌就提出来到上海。为什么？因为革命党代表就在上海，上海这个地方是通商口岸，可以通过外国领事表达，造成一种国际影响。而且上海有租界，他们感觉很安全，他们过去都是清朝的地方官，现在要在这个新的政府里要发言权。”

　　1911年12月17日，代表清廷的北方代表团到达上海，袁世凯内阁全权代表唐绍仪下榻于戈登路英商李德立的寓所，其余代表如伍廷芳住静安寺路的沧州饭店，距“惜阴堂”均不过数百米之遥。谈判地点名义上设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实质上重要议题都由赵凤昌安排晚上在自己家中“惜阴堂”举行。后来南北双方公开讨论的每一个议题，差不多都在“惜阴堂”提前讨论、拟订方案，或者找到寻求解决的大致方向。

　　杨小佛说：“南方是伍廷芳，是革命党的，广东人；北方是唐绍仪，也是广东人。孙中山也是广东人。他们谈到新政府。新政府临时大总统是孙中山。孙做大总统三个月，三个月以后，成立新的政府，袁世凯做总统。后头谈得比较具体了，就是内阁总理谁当，袁世凯的意思是要唐绍仪当。但革命党却说这个内阁总理要革命党人来当，双方僵持，争执不下，以至于战争一触即发。后来赵凤昌对孙中山讲：‘唐绍仪也是你的同乡嘛，是不是你们就请他加入革命党？’后来果然如此，汪精卫、蔡元培为入党介绍人，就把他算作革命党。当时就这样解决了问题。”据当时与会者回忆，赵凤昌劝唐绍仪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刚提出，孙中山和黄兴便率先带头鼓掌。

　　杨小佛说：“革命党要黄兴当陆军总长，袁世凯要段祺瑞当。南北双方争执不下，后来赵凤昌说：‘黄兴做参谋总长，段祺瑞做陆军总长，这样就解决了。’这在国家图书馆藏我外祖父的信件中有记载。”南北和谈北方代表唐绍仪曾经对部下说：‘伍廷芳名义上是南方议和总代表，实际上做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后人曾从赵凤昌的书札稿件中整理出一份正副总统及内阁名单稿，其中重要职位的人选与后来袁世凯第一任内阁的名单几乎等同。”谈判秘密流传开来后，赵凤昌也因此有了一个雅号――“民国‘助产婆’”。

　　有几封信札，足可证明赵凤昌等人的作用：1.孙中山致赵凤昌信札：“……拟藉高远之识，以为切励之资，敢奉屈为枢密顾问，执事智珠在握，天下为心，想当概然惠顾，共济前途。”2.袁世凯任大总统时致赵凤昌信札：“……兹敬屈先生为顾问，以资矜式而备咨询，庶几免策进行，幸无损越……”赵凤昌对此均回信婉拒。

　　其后赵凤昌与张謇、章炳麟等于同盟会之外组织“统一党”，后临时政府北迁后，赵凤昌反对“统一党”党部随之北移，遂辞去基金监职，不问党务，从此隐于沪上，直至1938年寿终。

　　对于赵凤昌在上海最后的日子，杨小佛回忆说：“印象最深的其实是1937年的外祖父，当时是‘八一三’沪战前夕，我去南阳路10号（今南阳路154号）避难约一年。当时我已高中毕业正在考大学，外祖父已远离了政治的漩涡，在惜堂内深居简出，惜阴堂有十亩多地，花园很大，他每天早上都要到花园兜圈子，他当时已80多岁，但脑子清楚得很，我的一个舅舅赵尊�[当年跑到察哈尔工作，外祖父发现那个单位有日本人的背景，立刻写信叫舅舅回来。曾见外祖父从书橱中，取出裱好的书信集，自得其乐地欣赏着，后来才知道原来这就是后来从上图转到北京国家图书馆珍藏的《赵凤昌藏札》。”

　　◎民国人物小传

　　杨杏佛（1893年－1933年），名铨，以字行，祖籍江西玉山，生于江西清江县。经济管理学家，社会活动家。

　　早年就读上海中国公学，1911年入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赴武昌参加保卫战。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组长，同年春参加南社。1912年11月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康乃尔大学和哈佛大学，1918年毕业，获工商管理博士学位，为中国留学生中的第一位商学博士。1920年回国，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1924年任孙中山秘书。1925年6月10日创办《民族日报》。1925年9月和张闻天、陈望道、杨贤江、恽代英、胡愈之等人成立“中国济难会”。1928年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2年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副会长兼总干事。1933年6月18日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331号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连中10枪，当场死亡，年仅40岁。

　　赵凤昌（1856年－1938年），江苏武进人，清末民初政要。

　　在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任总督衙门文案，后随张到湖广总督任上。因被人参克，被张打发出府，任武昌电报局驻沪代表。曾参与谋划“东南互保”。辛亥革命前后居上海，其居所上海南阳路十号“惜阴堂”成为南北双方非正式的议事之所，参与机密，出谋划策。赵凤昌共有一子二女，其中女赵志仁为原配夫人洪元所生，女赵志道（后嫁给杨杏佛）、子赵尊�[为继配夫人周南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