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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李烈钧:宁做自由鬼不做专制奴

2012/4/1 11:19:59 来源:网站编辑部 作者:李季平

  李烈钧其人

  李烈钧生于1882年,是江西武宁人。他于1901年被选派去日本学习,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六期学习。并在学习期间加入同盟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辛亥革命时期,担任九江起义的海陆军总司令,并带兵支援武昌起义并被黎元洪任命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后历任江西都督,参加指挥了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后和云南的唐继尧,蔡锷共同举行护国起义,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长期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参谋总长进行了北伐,护法,龙潭等重大战役。

  1946年2月20日,李烈钧因高血压心肌梗塞病在重庆逝世,终年64岁。国民政府下令给予国葬。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曾亲往吊唁。当时董必武手扶着李烈钧的灵柩,对着我几个伯父说“老人家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的通电中说过,宁做自由鬼,不做专制奴”,这句话我们始终不会忘记。”李烈钧的一生不仅信念是这样的,行为也是如此的。李烈钧只认真理,只认是非,而不关其他,始终追随孙中山,坚守革命的立场,做到富贵不能淫,绝不易其守。
  
  李烈钧与中国近代教育

  在李烈钧的一生中,人们一般都认为他是民国时期的重要的军事将领,对李烈钧的研究,回忆,纪念文章里面也多是关于在李烈钧的军事生涯的事迹和事件。其实李烈钧在他一生中对教育事业也是非常重视和投入的,对从事教育事业的社会贤达也是非常尊敬的。

  1912年3月李烈钧被任命为江西都督,李烈钧主赣期间,大力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改革。经过整顿后,使江西为军事、政治、经济巩固的省份。(注1)。

  在1912年,江西光复后,第一个财政年度资金非常紧张,在江西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中,说明首个财政年度预计亏损既达五百万以上。(注2)

  在江西很紧张的财政收入中,李烈钧拿出了一部分费用,办了辛亥革命后在江西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共有20名学生。这些学生主要都是留学欧美和日本为主。

  尤其要说明的是,在选派出国留学的人中,很多人都学成回国后,在相关的行业上都对国家做出了了很大的贡献,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如近代著名史大师中央研究院院士陈寅恪,著名的植物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胡先?X,中央研究院院士饶毓泰,首任北大秘书长和北大教授徐宝璜,中山舰舰长和海军局长的欧阳琳以及国立交通大学教授兼秘书长程孝刚,担任过钱塘江大桥的总工程师的罗英,担任中国驻比利时,梵蒂冈大使的谢寿康,担任江西和江苏最高法院院长的梁仁杰,南开大学教授的段玉华,以及担任北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的熊遂等二十名。其中在这一批留学生中共有中央研究院院士3名,大学教授5名,以及法官,总工程师,驻外大使,舰长,警察总监等。(注3)

  李烈钧在1912年7月发布通令要求江西各地将所有上交的地方附加税的十分之七作为教育经费,作为办理初等小学和中学所用,在通令中说明“查欧美日本地方教育费往往占自治费十分之六,乃至十分之八,今拟酌定附加税十分之七作为教育费。”(注4)

  1913年6月10日袁世凯免去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职务。(注5)李烈钧即赴上海面见孙中山先生,开始进行反袁的活动,在此紧要关头,李烈钧也不忘记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在6月30日复电江西财政厅长魏思炅,要求划拨四万元筹办章真大学,四万元作为派遣赴欧美日本的留学生费用。(注6)

  李烈钧对教育事业不仅非常重视,对从事教育事业的人也非常重视和尊敬,也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他们的意见不仅仅是在教育事业方面,也很认真听取他们对国家时政的看法。在1931年后,九一八事件后,李烈钧和这些社会贤达联系非常密切,不仅十分同意这些人士对抗日,开放政权等的意见,还积极将他们的意见报给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并将蒋介石等人的意见回复他们,也要求这些社会贤达人士能够“祈时赐教”(注7)

  李烈钧对复旦大学的创办人马相伯老人非常尊敬,在上海养病修养期间也经常拜访马相伯老人,1937年李烈钧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以及侨务主任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时推荐当时马相伯担任当时的国民政府委员。当时马相伯赴南京就任后,因在南京并无自己的住处,李烈钧就热情邀请马相伯来他的南京住处,和李烈钧一起居住。当时马相伯老人已经年逾96岁,走路外出不是很方便,日常外出工作访友都是坐专门特制的一个椅子,当时马相伯老人身边无子,只有一个孙女(马玉章),而李烈钧则有好几个儿子,平常马相伯老人外出,我那几个伯父都帮忙抬着这个特制的椅子,放到汽车上,固定好,回来后又帮忙抬下来,有时候也跟着马相伯老人一起外出,作为专职轿夫随从。我几个伯父和我回忆起来这个事情都觉得非常有纪念意思。当时马相伯老人住在南京爷爷家里,平时也经常教我的五伯伯读书写字,后来我五伯伯—李赣骅在卢湾区一中心小学做老师专门教书法,当时马玉章(马相伯的孙女)的孙子孙女也专门来请我伯父教他们书法写字。后来我五伯父李赣骅住到养老院后,马玉章还经常请她女儿马百龄去看望,去世后每年还委托马百龄去墓地祭扫。马李两家的后裔到今天还经常来往。(注8)

  综上所述,李烈钧对国家的教育事业的重视和看法,可以从他在1923年4,5月在厦门大学的2次演讲中得出。“余以为国家之兴衰存亡,纯视教育之成绩为定。”(注9)。以及“夫国家之强弱,视于人才之多寡;人才之多寡,视乎学校之多寡为断,是以教育为立国之本。”(注10)

  伯父家看见过马玉章来拜访。

  李烈钧与段祺瑞
  
  李烈钧1901年被选派去日本学习,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六期学习,在日本学习期间曾加入了当时士官学生“武学社”,而“武学社”多是当时的北洋三杰,段祺瑞,冯国璋,王世珍的学生组成,所以当时也被认为是倾向北洋政府的学生。但李烈钧深受当时的革命党在日本留学生宣传革命,推翻腐朽的满清思潮的影响,他的民族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孙中山抵东京,由黄兴等介绍李烈钧与孙中山初次会见,直接听到孙中山的关于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长篇讲演,对革命倾服之念油然而生。光绪三十三年,经张断、张华飞,王侃介绍加入同盟会。从此李烈钧坚决跟从孙中山,服从孙中山的领导,反对专制并从来没有动摇过。(注1)

  1908年光年,李烈钧自日本回国,任江西混成协第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在江西期间积极在士兵中宣传革命思想,在士兵中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对日后李烈钧在江西的起义都很是有所帮助。因积极宣扬革命思想后在江西军队中受到保势力上司的打击迫害。在被当时的北洋政府的冯国璋段祺瑞知道后,冯国璋联名段祺瑞,王士珍联名打电报给当时的江西巡抚冯汝葵,曰“有学生李烈钧,服赣省,想属麾下,望多赐指教。”冯汝葵看到电报后,马上将李烈钧的上司出缺,将李烈钧从管带提升为标统,当时李烈钧已经离开江西,后通过冯国璋与云贵总督李经yi等人介绍,于宣统元年(1909年)春到昆明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兼兵备提调。不久,接任陆军小学总办(校长),积极协助同盟会云南支部长李根源在学堂和军队中宣传反清,进行革命活动。(注2)

  1911年10月李烈钧积极参加辛亥武昌起义担任九江起义的海陆军总司令,并带兵支援武昌起义并被黎元洪任命李烈钧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和当时北洋政府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率军对峙于武昌,并使武昌转危为安。

  1923年陈炯明北打败后,孙中山任命李烈钧为闽粤边防督办,并代行大元帅职权。(注3)

  当时段祺瑞是是内阁总理。据马五先生回忆。这段时间内,段曾派人私见李,并赠与大洋100万,表示亲善,李烈钧将这批大洋储藏于总部一室内,凡有国民党老友来访,即领参观,说老友尽可自由去取用,用作改善国名党的同盟会和辛亥人士的生活之用,当时国民党要员覃振(理鸣)比较贫穷,来汕头看望李烈钧,李请覃随意取用,覃振即用布包装了千元大洋,拎到门口即提不动了,最后李派了是士兵帮助送到旅馆,此事是覃振亲口对马五先生所讲。(注4)

  1924年段祺瑞作为国民政府的执政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议国事,在北京和段祺瑞交锋几次。李烈钧陪孙中山赴北京,并在孙中山病重期间,由李负责日常一切事物,李烈钧在顾维钧的私宅内的花厅办公处理接待工作。(注5)

  在孙中山病重期间段祺瑞并不是十分关心,段约请李烈钧前去谈话,表面是关心孙中山的病情,另外就是想试探一下李烈钧是否对出任北京政府的参谋总长的意见如何。李对段不亲自来看望孙中山非常恼火,因此赴约时“戎装晋?,言谈时旁若无人”并对参谋总长的任命不愿接受,段见李的态度如此,也就“心存忌惮,不敢领教了”。(注6)

  中山先生去世后,段祺瑞本人反对停灵设在社稷坛内,并派代表通知国民党,代表进入内屋后,李当面责问段的代表:“社稷坛为国家所有,非执政所得而私,总理手创共和,执政乃得安居宫苑,今总理践约而来,不幸病逝,治丧于社稷坛,执政尚能异议耶?”。代表不敢辩论,段得报,也只能默认(注7)。

  二十三日国民党祭灵,二十四日北京临时政府全体阁员及文武官员百余人前来祭灵,段本来也答应前来祭奠,李烈钧亲自撰写答谢书一封,书内措词立意,恭敬稳练,其词有曰:“中山与合肥实吾国两大支柱,兹不幸折其一矣,后两公应负之责任,则合肥一人应负之。”.当李听到段借口脚疾,不能前来,当众发表演讲,痛斥段祺瑞,“此辈昏用老朽。焉能主持国事,诸位青年,今后应当注意改造时势,必须郑重人选”。祭奠结束后,李烈钧并请段祺瑞代表将李的答谢书带回,段看到答谢书,非常后悔没有来参加孙中山的祭奠仪式。(注8)

  1933年1月18日上海各团体忠告段祺瑞、吴佩孚勿受日本人利用。1月21日,在蒋介石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请下,段祺瑞悄悄离开天津,以脱离日本人的势力范围。22日蒋介石通令所有少将以上的军官一齐到南京浦口车站迎接,蒋自己一身戎装,等候在下关码头,见到段祺瑞就上船敬礼,执弟子礼。1月24日段祺瑞移居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飞路1487号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公馆。

  1933年,李烈钧也在上海修养治病,当时住在马斯南路125号(现在的思南路91号思南公馆),隔壁住的是日本士官学习时候的同学,做过湖南都督的程潜,程潜过来约李烈钧一起去看望老师段祺瑞,李烈钧也就顺便带上我二伯父李赣驹。去了段祺瑞那里拜访,在段祺瑞那里三人交谈的很是高兴,想当年三人都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快结束的时候,段祺瑞对李烈钧说:协和兄如果你不是这样的刚直,圆滑一些,你现在的地位可以做的更高。我爷爷李烈钧听了就不是很高兴,回答道:我一直做中山先生的总参谋长,做过国民政府主席,还代理过大元帅,还怎么要更高的地位啊,还怎么样才叫圆滑。程潜在旁边听了马上拉了拉我爷爷的衣角。后来三人就又转换了话题。(注9)

  李烈钧与冯玉祥

  李烈钧和冯玉祥都是出生于1882年。李籍贯江西武宁,冯祖籍安徽巢县,寄籍河北保定。

  李烈钧1901年赴日进入士官学校学习,1908年回国,1911年积极参加武昌起义,担任九江起义的海陆军总司令并被黎元洪任命为为五省联军总司令。

  冯玉祥清末1896年加入淮军,1902年改投袁世凯的武卫右军。1911年担任由武卫右军改编而成的新编陆军第二十镇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积极响应武昌起义,参加并指挥的滦州起义。

  辛亥革命后李冯二人都投入到滚滚的革命洪流中,但李主要在南方跟随孙中山先生,而冯主要是在北方。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通电要求停止军阀混战,并改组内阁。当时很多国民党人士都加入了内阁,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谈国事。李烈钧作为主要的幕僚陪孙中山北上。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于北京,但北京临时政府却实际支持不多,幸好当时在张家口的冯玉祥致电北京卫戍司令鹿钟麟说:“闻已推定诸贤治丧,由李协和总其事,余远在张家口,不能即来参加,凡一切用人用物之事,望吾弟悉听协和命”。鹿钟麟立刻拜访李烈钧并出示冯玉祥来电,使得李烈钧可以从容布置一切。(注1)

  李烈钧也是久闻冯玉祥之名,确未见面,孙中山的丧事也得到了冯玉祥的大力支持,因此李同张继,方声涛,黄乳等商议,决定亲赴张家口见冯玉祥,争取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当冯玉祥得知李烈钧要来拜访他,也非常高兴,冯玉祥亲自带领军队在车站迎接,双方握手言欢,彼此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注2)

  冯玉祥当即聘李烈钧为总参议。负责操场及讲堂工作,并参与商议国民军的各项重要事务。自此李烈钧“与冯朝夕底掌谈天下事,谊若胶漆”。(注3),从此李烈钧和冯玉祥二人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友谊,成为莫逆之交。

  1925年,冯玉祥和奉军开战,李烈钧受冯玉祥之请,到山海关前线,负责指挥,应李的要求冯又聘请方声涛为副总参议,协助李的工作。1926年冯玉祥出国去苏联,临行前电报李方,请他们协助张之江,鹿钟麟。

  根据江西人民出版社《李烈钧文集》中的统计,自1931年9·18事变后到1937年2月间,李烈钧共有单独和联名提案,致电,复电,演讲,外出报告,公开谈话等共86篇,其中内容涉及冯玉祥的有33篇,尤其是在1933年一年内李共有45篇,其中涉及冯玉祥约26篇。里面主要的内容是坚决支持冯玉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行为。在这一年里李积极协调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的关系。并避免了双方的军事冲突,维护了国家的团结。从上面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李烈钧和冯玉祥的亲密关系以及具有的相同政治理念。(注4)

  抗战期间李烈钧到达重庆后,没有住所,冯玉祥就将在歌乐山上的自建的楼房一座让李居住。并请我爷爷不要住到蒋介石的那里去,冯玉祥并从自己的卫队中派了一个班来做警卫,并告诉我爷爷说,不要请蒋介石帮忙,他派来的人都是特务。在重庆期间,李烈钧身体不是很好,冯玉祥经常来看望李烈钧并请李烈钧去重庆的北陪修养泡温泉,并对国家的政局,抗日的前景交换意见,冯玉祥还特意和李烈钧说,说话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当心隔墙有耳,回去的时候都要打着灯笼。(大白天打灯笼表示当时的社会是非常黑暗的)。

  在抗战中后期的李烈钧将他的5个儿子送上前线,其中将黄浦毕业的2个儿子,李赣驹(黄浦16期),李赣骥(黄浦17期)请冯玉祥送他们上前线,冯玉祥将我二伯父李赣驹送到他的部下高树勋手下,将四伯父送到他的部下孙连仲的手下。

  听我父亲说冯玉祥是有名的基督将军,他信了耶稣后,也要求下属士兵相信,就请牧师用水管浇士兵,表示全部接受洗礼,现在看是满有意思的。冯的手下士兵都是以农民为主,也不知道这些士兵是否能够理解基督的含义

  在30年代初期,我的大伯父李赣鹏比较调皮不是很听话,我爷爷比较生气和头痛,冯看见后就说这个小孩很好啊,我来帮助你管理和教育一下,就将我大伯父带到了泰山,跟了冯一段时间。

  刚到重庆后,冯李二家都在重庆,且都住在歌乐山,两家不仅大人来往密切,就是双方小孩也经常来往。当时冯理达和我5伯父李赣骅年纪一样大,所以读书就不仅在一个学校还是同一个班更是同桌。据我5伯父后来和我讲,虽然和冯理达同桌,关系也不错,但冯理达和我6姑姑关系更好,他们2个女孩子经常在一起玩,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5伯父和他们二个人吵了起来,2个女孩和他一个人打,最后还是2个女将厉害,他只好跑掉了。后来我在北京,亲见80-90年代我姑姑每次回国都要亲自去看望冯理达,电话更是经常联络。

  1942年我爷爷李烈钧和冯玉祥都是60岁,冯玉祥和李烈钧都相互题词,书画来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当时冯玉祥了解到我爷爷李烈钧身体不是很好,特意请请了一个著名的雕塑家,给我爷爷做了个半身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