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反蒋斗争时期,由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徐伯昕、赵朴初、郑振铎、严景耀、雷洁琼、柯灵等在抗日战争时期留居伤害的文化、教育、出版界的知识分子和一些工商界人士，为坚持民族解放和民主，积极利用出版刊物、报纸、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说等方式，反对蒋介石政府反动统治。并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1947年，由于国民党加强白色统治，民进被迫进入地下活动，主要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徐伯昕等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掩护下先后撤离上海，转抵香港继续斗争。在香港期间，民进领导人一方面在港各民主党派积极开展活动，扩大政治影响，并吸引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主要以文化出版界、少数工商界加入民进组织；另一方面为适应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形势的需要，积极组织骨干力量，为建立华南地区组织作准备。1948年8月15日，在香港成立民进港九分会。为在华南地区扩展工作，同年9月2日，港九分会更名为华南分会。
　　
　　广州解放后数天，华南分会成员陆续到达广州，参加军管会新闻处、文艺处协助接管工作，并与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取得联系与帮助，积极开展会务、吸收新会员工作。6月2日，华南分会举行会议，把华南分会改名为广州市分会，进行筹备工作。1950年8月17日举行第14次理事（扩大）会议，成立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备委员会。分会筹委会成立后，运用各种形式，对会员及所联系群众开展宣传教育，提高民众政治觉悟及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
　　
　　在广州解放初期，发展组织的对象是以“自由职业和工商界人士”为主，1950年11月民进总部召开的三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条件下采取质量并重，稳步前进的方针”；发展会员的对方是进步的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及工商界人士。发展重心是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工作者。大力吸收教育界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由1950年下半年起至1952年间，市分会筹委会先后在文化、教育、科学界发展一大批优秀人才加入民进组织。
　　
　　1952年7月，民进广州分会筹委会进行改组，选出筹委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筹委会的改组，充实和加强了领导力量，为组织的巩固与发展奠定初步基础。
　　
　　1953年2月22日，民进广州市举行第一次会员大会，讨论成立广州市分会理事会。大会选出了第一届理事会，选出主任理事，副主任理事。在中共党员华南分局的领导和帮助下，三年来组织的面貌和成员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当时工有成员226人，其中文教、科技界知识分子占77。4%。按成员工作单位建立了29个基层小组，逐步健全和充实了组织生活。
　　
　　1953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进广州分会根据总部的指示，积极组织会员及联系群众认真学习和宣传上诉两个文件，普遍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和加强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在这一时期，民进成员还积极参加广州市政权建设工作，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和政治协商活动。仅1954年8月，广州市召开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民进会员当选为人民代表的就有15人。1955年春召开省、市政协会议，许崇清等四人被选担任省、市政协委员，许崇清被选为省政协副主席；在省、市一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容祖诰、陈秋安当选为省、市人民委员会委员。
　　
　　1956年2月，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民进中央召开常务理事（扩大）会议，提出了一切为社会主义服务，更多更好地贡献力量，是民进的根本任务。同年8月举行的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修订了《章程》，大会提出了为适应形势而发展组织的要求。民进市分会贯彻“全国二大”精神，改变广州市近两年吸收会员掌握偏紧的现象，采取了积极发展的措施。并按新《章程》规定，与同年12月把广州市分会改名为广州市委员会。
　　
　　1957年2月召开广州市第二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民进广州市第二届委员会，许崇清为主任委员，陈球安等四人为副主任委员。至同年6月底止，组织有较大发展，会员人数达700人，由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吸收会员增加近一倍。
　　
　　1958年9月召开广州市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全面总结反右派斗争和会内整风的经验教训，并根据“总路线、大跃进”的要求，提出今后任务。大会选出第三届市委员会，许崇清为主任委员，张瑞权等四人为副主任委员。
　　
　　1960年11月至1965年8月，先后召开第二、三、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四、五、六届委员会，许崇清连任主任委员。到1965年5月，民进广州市会员共有600多人，基层组织（支部及小组）46个。1966年5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掀起了“红卫兵运动”。8月下旬，“红卫兵”在广州市区张贴勒令解散民主党派通牒式的大字报，在民进广州市委会机关大门也张贴了同样的大字报。9月6日，民进广州市委被迫向全市基层组织发出停止一切活动，并报中央听候中央指示的处理，民进市组织的任何活动均告停止。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阴谋，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民进广州市各级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委员包括主要负责人、著名教育家在内及基层干部、普通成员横遭江青反革命集团极左思想的摧残和迫害。因此，不少成员心有余悸，与组织疏远、回避，甚至有少数会员提出退会。
　　
　　1977年11月，中共省委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传达中共中央1977年10月同意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民主党派问题的请求报告》的文件精神，重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并协商恢复民主党派组织活动及成立各民主党派工作组等有关事宜。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范兴登等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民进广州市各级组织已全部恢复活动，至1979年3月的统计，成员共有534人，分别编成40个支部或小组。同年6月召开第六届市委（扩大）会议，根据民进中央的要求，选举广州市出席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代表，连同中央委员张瑞权于10月中旬前往北京参加大会。
　　
　　1980年1月3日至6日，民进市委召开广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与市民革、民盟、农工、九三等民主党派在越秀宾馆同时召开分别举行）。这是广州市几个民主党派因“文革”等停止活动十多年恢复活动后，第一次召开有几个党派的几百位代表同时参加、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会。大会是在中共党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路线鼓舞下召开的。会议期间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接见全体代表并讲了话。民进广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心任务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在北京举行的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的讲话精神为指针；贯彻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消除因“文革“造成的影响，团结一致向前看；号召全体成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大会选举民进广州市第七届委员会。陈一百为主任委员。
　　
　　1981年5月，民进广州市委会受民进中央的委托，负责筹建省级组织，成立了民进广东省筹委会。为此，民进市委会的主要领导人作了适当调整，陈一百改任民进广东省筹委会主委，原民进市委主委一职，则由廖奉灵接替。在中共省委的积极帮助下，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先后在佛山、江门、湛江、海口、韶关、梅县、肇庆、惠州、新会、顺德、中山、茂名、汕头等十三个市、县建立了民进组织。1982年12月召开民进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民进广东省委员会，选举陈一百为主任委员。
　　
　　1984年3月举行民进广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总结1980年民进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确定今后的任务。大会以中共党员“十二大”精神为指针，贯彻民进中央、广东省委重要会议精神，动员全体成员，努力为开创工作新局面作出新贡献。大会选举第八届市委会，范兴登为主任委员。
　　
　　1988年5月，民进市委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副主委黄卓和作《在中共十三大的路线指引下，开创工作新局面》的工作报告。经过民主选举产生民进广州市第九届委员会，范兴登为主任委员。这次代表大会，选举第九届委员会委员52人，有将近三分之二年富力强的成员进入领导班子，逐步实现市级领导班子新老交替和新老合作的任务。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统一战线也随之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这为民主党派广大成员，在各自岗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改革开放贡献力量和参政议政提供了有利条件和环境。民进市委还根据民进中央的指示，协助政府为成员落实各项政策，平凡因“文革”及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组织会员中的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采取多种形式调查研究，广泛收集意见，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和提案，履行参政议政职责。发挥民主监督作用。根据成员大多数是教育工作者的特点，1980年夏秋间，开展对教育改革献计献策活动。邀请北京、广州的一些特级教师及优秀教师在广州市和省内的市、县进行多次讲学或教学经验交流。部分中学成员还与穗港澳教中学语文的同行进行教学研讨活动，先后三次组织特级教师、优秀班主任前往海南岛及市属的山区进行智力“支边”工作。为适应新形式的需要，1983年开始，先后创办了侨光业余财经中专学校、培才文化技术学校，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受到政府和社会的赞誉。根据广州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特点，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办法，开展“三胞”工作，加强海外联谊活动。如文艺界（书法、国画、影剧）的成员，多次应邀到港澳地区及东南亚、美国、日本等国家举行个人作品展览或联展和文化交流。为广州市教育基金会、社会福利事业等义卖筹款。部分成员利用外出探亲访友机会广交朋友，宣传“一国两制”，积极引进资金、设备、建厂办企业，捐资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