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尤（1892~1970）是中国致公党的卓越领导人，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这些年来，有关陈其尤革命事迹的研究已时有所见，惟其生平中最基本的生日，迄今尚无文字记录可以查考。所幸，近年来致公党中央组织部陈颂原同志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从陈其尤后人处获得具有“三亲”（亲见、亲历、亲闻）价值的文字资料，不仅弥补了陈其尤生日的空缺，而且对其死因有了新的说法。

陈其尤（中）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致公党代表

　　陈其尤的孙女说：爷爷的生日是农历十一月廿二日

　　陈其尤在其亲撰的《自传》中仅说，“我于1892年生于广东的海丰县东笏村”，没有指出月、日；而在致公党中央的相关档案中也找不到具体的记载。陈其尤的生日一直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从陈颂原同志提供的陈其尤孙女陈芳林（1953~）撰写的《奶奶的习惯》回忆文章中得知，陈其尤的生日是农历（即阴历）十一月廿二日，这是目前唯一能指明陈其尤生日的珍贵资料。

　　原来，早年的陈其尤为革命奔走，夫妻间聚少离多，陈芳林说：于是奶奶“慢慢养成了一个习惯，即每年的农历十一月廿二日，都要给爷爷过生日，以此寄托她的牵挂和思念，哪怕在她一个人独居时也没耽误过”。

　　陈芳林的奶奶邱美娴（1893~1987）是陈其尤的夫人，6岁即入陈家做童养媳，1912年完婚。对于这样一位与陈其尤“长期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传统农村妇女来说，不仅记错丈夫生日的概率几乎为零，而且可以肯定她是以农历来纪念陈其尤的生日，因为当时中国的民间还不懂或很少采用阳历。

　　中国采用阳历纪事是在“正朔已更，旧历宜废”的民国肇始的年代。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月2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出“改历改元通电”，宣布中华民国使用国际通用的公历（阳历）纪元。1912年元旦（农历为辛亥清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成为中国正式使用阳历纪元的第一年。然而农历是农耕文化的产物，数千年来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一直是沿用农历。当时的阳历还仅限于公文运行以及进行政治活动和新节日纪念，但于民间日常生活中，岁时伏腊，农事活动，传统节日，每月朔望焚香祀神，均按农历年、月、日固定时间。实际上是“新旧参用，官民各分”。尤其是旧时，由于星命术士等人认为与人命运祸福关系极大的生辰八字，干支属相，黄道吉日都是按农历计算，即使在民国改历改元之后，民间仍按农历来纪念生日。所以陈其尤夫人每年纪念她丈夫生日沿用的是农历，不是阳历，这应在情理之中。

　　农历十一月十二日对应的阳历是哪一天？在具体换算中，是件十分麻烦的事。因为大致说来，阳历是以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而农历是以月球绕地球一周为一月；阳历一年为365.25天，农历一年仅354天，两者之差是在若干年内设农历“闰月”予以平衡。因此，阳历与农历对应的日子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每年固定不变，农历与阳历的换算必须是以当年对应的月、日为准。据此，陈其尤出生于农历十一月廿二日，按农历为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生肖属龙（查“中国农历网”，1892年全年内没有农历十一月廿二日）。农历十一月廿二日，仍在光绪十八年岁尾，但换算成阳历则已跨入次年，即1893年的1月9日。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发现：既填补了以往陈其尤生日的空缺，又更正了他的出生年份。

　　就陈其尤本人而言，早年就读于广州博济医学堂，民国元年又东渡日本，直接接触西方文化，该知道阳历与农历并存及其差异。特别是日本在历史上一直使用的都是由中国传入的农历，从明治五年十二月三日（1873年1月1日）开始，才正式使用阳历。此后日本不再使用农历，也没有阳历和农历并存的现象。因此，陈其尤在《自传》中对于自己的生日留下了不该留下的空缺，恐怕不是出于疏忽，一种合理的推测是他当时未必有闲有条件对自己的生日作一番农历和阳历的对照，即使是出生年份也是沿用“老皇历”，想当然地换算成1892年。

　　当然，仅凭陈其尤后人的回忆，尚不足以为“定论”的依据。但事实也并非绝对。例如确认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生日，乃是源于1924年11月间一位专程从香山来广州的农村老太太，为即将北上的孙中山送行时的一句话：“明天就是你的生日。”此前，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几十年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他的生日，经老太太一说，大家才终于知道，第二天即11月12日是孙中山的生日（见刘明钢：《孙中山先生的五件小事》，载《人民政协报》2012年5月24日）。其实工作人员指的是阳历，而老太太指的是农历，孙中山当时予以认可的也是农历。证据是与阳历1924年11月12日对应的农历是十月十六日，这一日子与1896年10月下旬孙中山伦敦蒙难脱险后，应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汉学家查尔斯（Herbert Giles）之请手书的自传中提到的生日是一致的（见附图）。而与1866年农历十月十六日对应的则是阳历11月22日，因此，孙中山的生日应该是阳历11月22日。

孙中山先生手书的自传中关于自己生日内容的复印件

　　这一说法能否成立，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但从这一事例中至少可以引申出两点：1，取自“三亲”的口述或文字资料，在填补某些历史空白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2，农历与阳历对应的日子每年都在变化。陈其尤在其《自传》中留下的生日空缺，实际上是在没有条件作出换算时一种“宁缺勿误”心态的反映。

　　有人推测，陈其尤是“被安乐死的”

　　1970年12月10日，陈其尤因“心肌梗塞”病逝北京。

　　多少年来，对于陈其尤的死因绝少有人提出异议。然而根据陈其尤的长媳曹志先（1926~）在其《最后的父子俩》的回忆文章中披露，陈其尤是“被安乐死”的。

　　曹文说：“更离奇的是家公（指陈其尤）的病逝时间和症状竟与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黄琪翔先生的情况如出一辙，都是在同一天，住在隔壁的病房，同样在无必要的情况下，被注射了一针据说是‘卡那霉素’之后突然去世的。”

　　追索曹文的依据乃是黄琪翔、郭守仪夫妇的三子黄向明在香港《明报》月刊（2007年8月号）发表的一篇文章：《巾帼不让须眉的传奇――怀念我的母亲郭守仪》。文章说：“几日后，父亲已近痊愈。9日下午，大夫通知他，一天后即可出院。当晚十一点，护士来给他打针。母亲问她：‘这么晚了，打什么针？’护士答道：‘卡那霉素。’打完针，父亲就开始昏昏入睡。午夜时分，他忽然大叫一声便溘然长逝了。”

　　“当时母亲觉得父亲的死因可疑，决心追查到底。她向院方索取病历。军代表坚持不给。争论了几个小时，毫无结果。”

　　接着黄向明把话题转向陈其尤之死。“隔壁病房的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和父亲的情况完全相同：一天后出院，一针昏睡，大叫一声便与世长辞。医生诊断他们二人都死于‘心肌梗塞’。”

　　众所周知，1970年正处“文革”动乱中，什么无法无天、意想不到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因此，“有人推测，由于黄、陈二人都皆周恩来之好友，所以‘四人帮’要加害他们，护士打的是‘安乐死针’。然而真正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无法破解的悬案。”但在直接证据没有找到之前，亦可聊备一说，也许有助于还原历史的真实。

　　感谢陈其尤后人提供的感念先人与得之亲自搜集相结合而整理的文字资料，尽管只是一些细节，但却是严肃和认真的，对于陈其尤的研究具有难得的价值。这也是后人纪念陈其尤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

　　（作者为致公党市委原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