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会早期人物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早期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黄炎培以外，最具代表性的有一位，他叫杨卫玉。杨卫玉追随黄炎培几十年，为职业教育。为民主科学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同时他又是上海民建最初的组织者。

　　倡导女子教育，与黄炎培结下了不懈之缘

　　杨卫玉，字鄂联，1888年9月29日（农历八月二十四日）生于江苏省嘉定县，祖上三代均以教读为生。10岁那年，父亲不幸离世，少年杨卫玉随姑爷爷沈恩孚（信卿）学习。沈恩孚是前清甲午科举人，龙门书院监督（校长）、地方士绅。杨卫玉耳熏目染，进步很快，18岁时即在本县小学教书。他以教师薪金为学费，考入上海理工专修学校，并于夜间入尚贤堂学习英文。1910年他从两校毕业，遂在上海民立女中教书。

　　时值辛亥革命前夕，杨卫玉在上海各报著文并在各校讲演，反对封建，宣传共和，险遭逮捕。辛亥革命后，各种政治团体纷纷出现，1911年12月，杨卫玉与张研导等人在嘉定筹组共和协会，宣传孙文主义，2个月后被选为会长。1912年3月，杨卫玉与公民社社长钱江发起筹组革除夫束期成会，革除夫束期成会是专为疏浚河道而编设的一种组织形式。按规定田多的人当夫头，按年轮换。田少的人当协夫，此法谓之夫束。原意在借民之力，治民之田。但实行结果，弊病丛生，故本县人士大声疾呼，有革除之请。4月该会成立，5月即发动600多人联名呈请都督永远革除夫束旧制，改章征粮，以除批政。6月。共和协会并入戴思恭等组织的共和党嘉定分部。一番风风雨雨之后，杨卫玉见政治原是虚无飘渺的怪物，摸不着边，于是，他决心投身教育，“以教育唤醒国人。”

　　1913年他在苏州主办江苏省立第二女师附属小学，推行新学，先后在苏州女师、苏州女职、镇江女师等校任教或主事（校长），倡导女子教育。在这期间，黄炎培慕名将长女黄路送苏州就读。黄炎培与杨卫玉两人因此结识。1921年杨卫玉应黄炎培之邀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先后任办事部副主任，总干事，副理事长，从此，他与黄炎培开始长达35年之久的合作。

　　不老被称“老”，不疏教育抗日救亡

　　杨卫玉有一个特点，即困难面前始终乐观，繁忙之中从容不迫，能与三教九流周旋，在谈笑风声中解决棘手问题。黄炎培对他有所评价；“卫老善于运用高度技术性来解决当前困难问题，而决不违反原则，他具备着天生的这么一种卓越才能，事情弄僵了，路走不通了，卫老满面春风，从容谈笑，使得对方最后很自然地接受他的意见，度过难关。”黄炎培长杨卫玉整整10岁，为何称他“卫老”呢？尚丁先生曾撰文记载了这件事：

　　我于四十年代初进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卫老为主编的《国讯》杂志编辑。那时，职教社有四老：黄任老，江问老，杨卫老，冷御老，而以卫老最年轻，还只50多岁。但据说卫老被称“老”却最早，早在二十年代，大家就叫他“杨卫老”了。那是卫老参加职教社不久，在苏州参加江苏省教育会的一次活动，别人口口声声叫“唐文老、唐文老（即唐文治，无锡人，曾任交通大学校长）”，一班“中青年”代表开玩笑说：“你们有个唐文老，我们有个杨卫老。”当时他还只有30多岁，但“杨卫老”的称号就和他结下不解之缘。

　　1929年，杨卫玉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回国之后，在职教社繁忙工作之余，他不疏教书育人，先后兼任上海大夏大学、上海工商专科学校、中华职业学校、民立女子中学、位育中学、南翔苏民职业学校课程，抗战爆发，他虽辗转重庆、桂林、昆明等地，但是，他仍然兼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上海参加抗日救国研究会。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他积极参加抗日民族救亡运动。在《国讯》等报刊上发表过许多宣传抗日、争取民主的文章，并在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负责救济战区难民工作。

　　执笔《拒检声明》，推动《延安归来》发行

　　杨卫玉提倡教育救国，但事实使他醒悟“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它造福人群的理想”。杨卫玉是位育小学的常务董事并兼任过校长。每当国耻纪念日，他必去位育小学，用简朴动情的语言向学生讲述日寇的暴行，国家的危急，使得学生小小年纪就知道日帝可恨，爱国光荣，卖国可耻。位育小学每一个班级都以一个民族英雄命名，每一个学生都能熟知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杨卫玉因此付出了很多。八・一三抗战爆发，杨卫玉全力投入后援工作。一次上前线，他带回一顶被子弹洞穿的钢盔，教育学生和儿女们永远不要忘记为国捐躯的将士。后来，他愈来愈为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以及独裁、腐败而忧愤，对共产党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十分赞赏。他说：“共产党一是抗日，一是廉洁，仅此两项就可以收尽天下民心”。

　　1938年，杨卫玉转道重庆，此时《国讯》在重庆复刊，他被聘为编委、副社长。1943年，杨卫玉与黄炎培、张志让创办《宪政月刊》。1945年黄炎培、冷�y访问延安归来。为了使黄炎培的《延安归来》顺利发行，《国讯》联合十几家报刊发起“拒检运动”，他执笔写了“拒检声明”。他说：“对于这个混帐政府，我看了几十年，现在看透了”。

　　解放前夕，有一些中共党员隐蔽在职教社内，杨卫玉有所觉察，但从不过问，更不干预。1948年，《国讯》被查封，职教社接办《展望》，他是编辑部主任。中共上海地下党派人参加《展望》编辑工作，杨卫玉不仅知道，而且对他们极为尊重。同年，上海生活书店负责人薛迪畅被捕，他不畏风险，多方营救。也就是在那一年，上海民主人士在地下党安排下转道北平，黄炎培应毛主席邀请北上商讨国是。杨卫玉受命留守上海，坚持职教社工作。在白色恐怖下，他坚守阵地，安然处置。果然，上海临解放时，特务两次深夜搜捕杨卫玉家，幸亏事先得到消息，他已避居朋友家，才免于难。

　　上海民建最初的组织者

　　1945年12月，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杨卫玉与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任常务理事。民建成立不久，总会推派杨卫玉赴上海发展会员，先后有盛丕华、张�N伯、包达三、陈巳生、徐永祚、沈子槎、盛康年、李正文、莫艺昌、潘公昭、陈维稷、朱德禽、周肇基、郝玲星、顾留馨、秦柳方、笪移今等加入民建。

　　1946年1月10日，民建总会函请在沪理、监事推动上海会务工作。27日，在沪会员举行首次大会，推选于炳南、王却尘、王载非、王纪华、田和卿、何叔伦、沈肃文、周仰汶、姚惠泉、俞寰澄、徐永祚、徐伯昕、高步阶、陈巳生、胡西园、张企翁、盛丕华、庄茂如、杨卫玉、杨拙夫、鲍文希21人为上海分会筹备委员。2月3日，召开筹备会议，胡厥文报告了民建在重庆的成立经过，孙起孟报告了发起组织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的活动情况和民建今后的方针。筹备会议决定，由杨卫玉、王载非、王却尘、田和卿、姚惠泉、徐永祚、周仰汶组成会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办理会员入会、登记等事宜。

　　同年4月12日，民建总会由重庆迁往上海。5月22日召开的总会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决定，总会全体常务理事都为民建上海分会筹委会委员。11月10日，举行了上海分会成立大会。杨卫玉与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出席会议，出席会议有120余人。上海分会成立以后，杨卫玉与总会一起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工作。

　　1948年5月，杨卫玉在上海出席民主建国会秘密举行的常务理监事会，会议作出决定，赞成中共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决议。1949年5月29日，民建总会在沪常务理监事和临时干事会举行会议，为适应上海解放后形势需要，商定把“上海临时干事会”扩大为“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杨卫玉担任“临工委”常务委员。“临工委”委以杨卫玉为对外发言人。同年7月，杨卫玉被选为民主建国会出席新政协代表之一，前往北平。8月，他参与起草民主建国会驳斥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好梦是做不成的》文章。9月，他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委员。10月，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轻工业部副部长。

　　周总理向毛主席提到杨卫老

　　担任中央轻工业部副部长的杨卫玉，有一次对儿女们说；“我一生淡泊，不恋仕途。过去国民党动员我出来做官，我说：‘我不求为官，但愿多做实事。’现在人家问，为什么当官了？我说：‘共产党的官不是官，是为人民服务。’”他唯恐自己对党的方针政策理解不够，给国家、人民带来损失，因此他学习十分认真。此时他年愈花甲，还像学生一样记笔记，写心得。他的女儿入了党，入了团。作为父亲的杨卫玉为女儿的进步高兴，常戏称她们“党代表”，经常拿学习上的问题与女儿们商讨。在“左”的路线下，有些人把职业教育看作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教育，职教社的工作也几陷于停顿。因此，职教社内一些同志思想有苦闷。1955年，职教社立社38周年时，他写下了几句话：“以前的工作，自有它时代底成绩的，今后只能跟着时代前进而不停滞，将对国家、人民也有一定成绩的”。他坚信职业教育、职教社有它的功绩，勉励大家跟着时代前进。

　　1955年1月30日，杨卫玉在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高血压病发，31日仍坚持到轻工业部出席生产工作会议。不日送进北京医院，因医治无效，于2月3日凌晨1时30分逝世，享年68岁。

　　杨卫玉逝世后，女儿杨旦华大学毕业，分配在外交部当翻译。1963年的某天，杨旦华为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外宾时当翻译，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说；“她是杨卫玉的女儿”。接着说：“杨卫老在上海帮助地下党做了很多工作。”十年动乱中，周总理亲自过问了杨旦华的工作。杨旦华恢复工作后重见总理时，总理头一句话就问：“你母亲好吗？”当得知她母亲已于不久前去世时，周总理用他特具的凝重神态，惋惜地说：“你家的老人都不在了。”可见周总理对杨卫玉以及家人的关爱，同时也表明党和国家对杨卫玉做出历史功绩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