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弹指一挥，中华职业教育社建立已有93个年头，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也已65个春秋。职教社和民建的先辈们在内忧外患的旧中国，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为“拯救中华、振兴中华”不懈奋斗，甚至付出了生命。1945年底，伯父黄炎培、杨卫玉、胡厥文等爱国民主人士创建了民主建国会。我父亲作为第一批民建会员和早期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为实现“教育救国”和“工业科技救国”的理想贡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

　　我父亲黄�┡啵�号朴奇。1892年出生于浦东川沙“内史第”的沈家大宅内，亦成长于“内史第”的沈家大宅内。他从小就聪颖好学，动手能力强。其堂兄黄炎培(年长我父15岁)决定带他到上海读书。从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毕业后，任武汉汉阳铁工厂工程师练习生，后升工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从汉阳铁厂回到上海，由我伯父介绍，接受纺织巨头聂云台(曾国藩外孙)委托，以恒丰纱厂及中美贸易公司(专营棉纺织机器进口)二机构的工程师身份赴美国沙各洛威尔纺织机械制造厂，一面催交纱机订货，一面调查考察美纺机制造厂的工艺流程、材料使用、制造纺机用的工作母机、制造周期、成本及销售过程，同时就读于美国罗佛尔纺织学院。他学成归国时取道欧洲，经英国及德国，采购部分工作母机及动力机器，同时了解欧洲机器制造等情况。回国后，他致力于以纺织机械制造为主线兼办其他机械制造和研发的职业生涯，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父亲崇尚科学，面对贫穷落后的旧中国，他把所学的科技知识和国外先进技术运用到兴办民族工业上，研制国产机械设备，为实现“工业科技救国”的抱负作着不懈努力。父亲作为民国早期的中国工程师协会会员，在他时任中国铁工厂厂长和大隆机器厂经理期间，改进英国机器设备，使其容易被中国工人所掌握和操作，同时他还首创国产全套纺织机，研制成功适应中国农村特点的二匹、三匹之外又研制成功了六匹、九匹农用灌溉机，以及更高质量的其他农用机械，为中国纺织机械和农用机械填补了空白。在荣德生(荣毅仁之父)、荣宗敬兄弟创办申新厂时，我父为他们设计厂房，制造纺织工作母机。父亲还受聘项康元的康元制罐厂顾问一职，设计出吴蕴初的天厨味精，冼冠生的冠生园饼干、生生炼乳、梅林酱菜等各种不同形式的马口铁包装罐头，一改以往用纸包裹细绳捆扎的包装形式，使食品既卫生又便于携带，还增加了保质期，深受顾客的欢迎。由于我父技术高超，享有突出的名望，被当时的民族工商业主争相聘用，以提高他们所办企业的信誉。也有一些企业主受技术所困，请他帮忙解决技术难题，甚至无锡、常州等外地厂家也远道相求。父亲从不推辞，总是利用休息日提供帮助，往往是周六晚乘夜班火车去，第二天再乘夜班火车回沪。

　　父亲的爱国情怀还表现在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争爆发，父亲积极奔走呼号，动员市民为抗日将士募捐，他还发动全厂职工并会同胡厥文先生的新民铁工厂为前线制造了一批手榴弹、迫击炮引信等前线急需的军需物资。他还带领全家老小制作棉背心和装米的米袋，8岁的我将炒米装入米袋的经历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还为19路军架设电网，与蔡廷锴将军面谈，了解前线战况和需求，并赶往有关部门洽谈前线装甲车、防毒面具等军需品的配备事宜。抗日将士为了答谢父亲，特赠他一块铜制的敌人炮弹底座留作纪念。父亲请其兄黄炎培为其题词，伯父欣然为父亲题了“铁花何斑斑，中有战士血”的词句。父亲将伯父的手迹亲自镌刻在炮弹底座上，以缅怀那些为国牺牲的抗日将士。“八・一三”日寇入侵上海时，我母亲将“炮弹底座”埋在家门前的冬青树下，等8年抗战胜利，家人将其取出时，“炮弹底座”因受腐蚀字迹已经模糊了。现在此物已捐献国家，陈列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内。

　　我父亲还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早期社员，亦是中华职业学校教员。1930年7月，父亲被伯父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校长赵师�推肝�机械土木二科主任，开设了“机械工程班”，并亲自上制图和力学二课，每周14课时。在教材上，除采用坊间现成的教材外，他自编《国耻与工科学生的责任》、《工厂安全设备》、《机械工程工作之类别》、《锻铁炀炉工作法》、《火油引擎管理及修理法》等教材或讲义为学生上课。他还为学校实习工场接受委托定货，如郑州豫丰纱厂委制摇纱机120架、康元厂委托制造的各种制罐机及康元制罐厂厂校教室建筑施工工程等，为学校至少增收19万元以上。因此，这不仅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更增加了学生实际工作经验，且赢利所得又能转为添置学校设备，使教育与实际生活密切结合，这就是中华职教社社训“手脑并用，双手万能”切实体现。

　　1937年6月21日，我父亲接受伯父黄炎培及职教社元老们的提议，被推举为中华铁工厂常务董事，主持工厂日常工作。中华铁工厂前身是黄炎陪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铁工场，以后更名为中华铁工厂，作为在校学生的实习场所。为扩大规模及对外经营，1925年起，吸收了个人股资，改为独立经营模式，但中华职校仍是最大股东。对厂经营方向和成本核算起着指导作用，因而得以发展成现在的上海澎浦机器厂。“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后，我父亲组织全厂职工日夜将资料和机器设备装箱，于9月8日将一千多吨物资全部装上29艘木帆船运往武昌。铁工厂在武昌临时厂房复工生产，完成了一批军需物资订货任务。1938年，日寇沿江西犯，父亲与伯父商量决定将厂房继续内迁广西柳州。复工后生产了一批机床、木炭引擎、抽水机、轧米机等，还为美军制造了一批柴油机。1944年，日寇进逼广西，铁工厂再次内迁重庆，直到8年抗战胜利后再迁回上海。在8年抗战中，中华铁工厂先后三次及几千公里的长途搬迁，历经千难万险，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生产，为军队、兵工厂和地方提供了大批抗战所需的物资器材。这其中倾注了我父亲大量心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华铁工厂为抗战贡献了一份力量。

　　我的伯父黄炎培因反对蒋介石，支持共产党，深受蒋介石忌恨，长期受特务监视，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悍然下达暗杀令。伯父得知这一情报后与我父亲一起设计出逃办法。行前，黄炎培借做寿之机，大宴宾客三天。就在祝寿的第一天（1949年2月13日），伯母声称需外出购物，与女儿当当和化妆成老太婆的伯父一同乘上父亲自备的小汽车，冲出荣康别墅，向西郊驶去。特务在后面紧追不舍，由于父亲道路熟悉，在郊外不断迂回，到傍晚才甩掉特务尾巴。之后，伯父在中共同志的协助下，搭乘特备轮船经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从此走向光明。护送伯父出逃，父亲可谓九死一生。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请父亲到纺织工业部任职，正巧父亲胃病发作（1936年父亲胃部切除3/4，一直没有彻底治愈），需住院治疗，不能上任。待病症得到基本控制后，他担任华东纺织局总工程师兼机械课长，直至1953年底退休。退休后他仍然经常参加工程师协会科技研讨会，也会参加一些纺织厂技术问题会诊，发挥自己的余热。

　　回顾父亲一生，他淡薄名利，辛勤奋斗几十年，却没有自己的产业；他信奉“科技救国”和“工业强国”的理念，将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在中国民族工业事业上，培养了一批机械工程人才。为延续自己的理想他也非常注重对子女的培养，家里有5个弟弟妹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日后成为共和国建设的科技人才。父亲作为一名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和民主建国会会员，一生饯行“手脑并用，双手万能”、“让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和“合力推进民主政治，并以互助方式发展各种有利建国事业”的民主建国会宗旨，用自己的爱国情怀和聪明才智，致力于建国事业，成为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