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的潘序伦是黄炎培在浦东中学任教时的学生，由于潘序伦学习认真，成绩优异，特别是语文写作畅达的文笔，深得黄老师的赞许。后经黄老师推荐进入了圣约翰大学。1921年毕业。经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始人简照南委托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代为招考英美留学生，潘序伦以优异成绩考取美国哈佛大学苦读两年，取得了企业管理硕士学位。随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
饮水思源，感恩图报
潘序伦于1924年秋回国，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两所大学任教职时，黄炎培就聘任他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董事监事，职业指导部顾问兼中华职业学校常务董事。
由于他对黄老师的谆谆教导和热心助学很感动，为此，他对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兼的一些工作也很认真负责，其中在职业指导工作中，他在多次出席中华职教社职业指导部的顾问会议的言谈中认为职业指导是沟通教育与职业的一个重要环节，职业指导可以使青年学生对社会各种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的素质有确切的认识和了解。其间，他还作过《会计职业指导》为题的演讲，认为根据会计工作者所担任的职务，所处地位，可分为簿记员、会计员、会计主任和会计师四类，四类人员必须具备的品德、业务能力、管理水平和学识经验等不同要求，提出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人员素质，以及本人所具备的条件来选择怎样合适的工作。由此可见，做好会计职业指导也必须因岗位不同而选用不同的人员，因本身实际条件来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工作，这样才能各得其所，发挥所长。
再有，潘序伦对当年资助他赴美留学的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简照南的助学之恩，虽时隔已久，但他们那种助学救国的创举，对青年学子的关爱总是萦回脑际，难以忘怀。为此，他提出了设立“恩源助学金”计划。他和曾在中华职教社任过教职的王志莘一起，以资助学习成绩优良、家境贫寒的学生完成学习之需。他们聘请老师黄炎培和几位教育界前辈成立恩源助学金董事会，负责基金的保管和分配。接受这项奖学金的学生人数先后有数十人，其中不少学生通过勤学成才，为国家社会建设服务。
几年后，潘序伦还与当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选派赴英、美留学生五十余人，在简照南上海北京西路寓所“觉园”（即现在上海市儿童医院院址）内共同出资建立了一个“思源亭”，亭中竖有一块“饮水思源”碑，请黄炎培老师撰写了碑文，以作为永久纪念。碑亭在文化革命中已被破坏。但这些说明了潘序伦对中华职业教育社代为招考和出资培养他们赴英美留学的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感恩图报之情。
既有师生之谊，又有同道之好
黄炎培和潘序伦虽经历不同，但为国为民立志服务社会，办理职业教育上确有很多幸似之处：
黄炎培不愿做袁世凯和黎文洪的教育总长，以后又谢绝蒋介石的封官许愿。潘序伦不愿做国民政府的经济部常务次长和财政部政务次长等职。他们立志办理职业教育，献身于教育事业，为国家为社会积极培养人才。他们不愿做这些机构的官。主要是不愿入污泥而想更好地为人民教育事业作出一点贡献。
黄炎培认为要想使自己的祖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掠夺，真正站立起来，只要唤起民众，而要人民大众真正地觉醒，就必须要从提高人民大众的教育入手。因此，他殷切希望通过教育来拯救多灾多难的祖国。为此，他在1923年就先着手在中华职业学校内开立业余补习学校，后有开设工商补习夜校。
潘序伦在中华职教社工作的实践中，对黄炎培老师的职业教育思想有着极为深切的感受，对创设职业教育以提高职工文化和业务技术水平，以促进经济事业发展的极大热忱。素有“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夙愿的潘序伦，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工商业的发展，深切地感到会计是经济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工具。1927年，以发展中国会计实业为己任的潘序伦，婉辞了上海商科大学和国立暨南大学的教职，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39号设立了会计师事务所，开始执行会计师业务，决定一心一意为发展中国会计事业而奋斗终生。
在立信会计师业务发展中，有不少单位希望会计师事务所代为培训具备新式会计知识和技能的会计人员，潘序伦就将一些血药学习会计的青年职工集中起来加以训练，利用会计师事务所下班后的办公室作课堂开设一个簿记班以传授新式簿记知识和技能，由会计师事务所在职会计师担任教师，这就是立信会计教育事业的开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对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把大片国土失陷于日寇，在全国掀起爱国御侮、抗日救亡的热潮。黄炎培职业教育的目标必须要为民族谋独立与繁荣。为此，1931年9月，中华职教社在上海陆续开设了7所中华职业补习学习，大量招收职业青年以及失学、失业青年入学，以提高青年政治觉悟和文化业务水平为目的。
潘序伦在客观形势和黄炎培等进步人士的影响下，思想上有一定认识。他就在1928年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设立的簿记训练班的基础上，以河南路吉祥里设立立信会计补习学校为总校，发展11所立信会计补校。
办学从适应社会需要出发
多年来潘序伦创办立信会计学校也同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创办的学校一样，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作为办学宗旨。学制有正规与非正规的，学习年限有固定的、期限的（如短期的职业训练班、速成班、暑期班等），学习时间有夜校、晨校、午班、暑期班等，授课方式有面授、函授等等。正因为课程适应性强，这种不拘陈法，利在施教，灵活多样的办学方式，确是一般正规学校所不能沿用的，使不少青年职工可以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习，以提高文化业务水平，这确是受到工商界人士和青年们所欢迎。
潘序伦所办的立信会计学校也和黄炎培所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一样，始终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原则做到手脑并用、联合训练，不但对学生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的提高起着很大作用，而且也符合学生身心健康。
在倡导职业教育开始，黄炎培就非常重视职业道德教育。“敬业乐群”是黄炎培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和要求。他认为职业的真实意义是为社会服务。为此，人们必须养成诚实的道德。潘序伦在黄老师的影响下，认识了为国育才中遵守职业道德的重要意义，他教育学生守身处世一定要重视信誉，“信”是他遵守的道德标准和一切行为的准则，他将“立信”两字作为学校的校训，以此来培养青年学生的道德风尚。
潘序伦多年来和黄老师的接触中，对老师的职业教育思想有着强烈的感染，这对于他开展立信会计教育，确实起着很大的影响。为此，潘序伦曾说过：“我从1927年开始执行会计师业务，又创立了立信会计学校。我所采取的教育方针与方法，可以证实会照搬了中华职业学校的方针与方法。立信在二十五年的时间内，培养了十万以上的各级学生，这是以中华职业学校为榜样所取得的成就”。由此可知，黄炎培和潘序伦的职业教育思想确有着前后相通的密切联系。
事实上，立信会计学校和中华职业学校一样，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德智体方面也颇受社会上用人单位所欢迎。正如原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副书记徐立文副校长所说：“在三十年代前后，中华职教社所举办的各级各类的职业学校和立信会计所举办的各种形式的会计学校是我国职业教育两支突起的异军，前者开辟了职业教育广阔的天地，后者在一门学科的创兴拓展，都为我国职业教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黄炎培和潘序伦起步虽有先后，但却是同道而齐驱。”
“上海抗大”影响深远
“八一三”淞沪战事一爆发，上海变成了抗日前线，上海等地沿海工厂内迁，黄炎培和潘序伦先后赴重庆，他们所创立的职业教育之花又开遍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为国家建设起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1937年11月抗日战线西移，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姚惠泉受黄炎培委托留守职教社上海办事处并兼任了第四中华职业补校主任。当时有老抗日救亡的青年也同全国各地青年一样纷纷向往延安，想进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学习。而党中央已电示上海党组织，延安有满之患并劝导上海青年可以就地参加学习。
为此，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中华职教社上海办事处姚惠泉的支持，由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党团书记王纪华等负责，以第四中华职业补校名义举办“现代知识讲座”。当时第四中华职业补校是上海规模最大的一所补习学校，也是当时上海职业补校学生运动的重心，进步倾向浓厚，民主空气活跃。参加学员主要是各进步团体推荐来的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属学校和立信会计学校也有部分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
“讲座”聘请的讲师，大都是中共党员，也有非常进步人士，诸如陈望道、冯定、孙冶方、张宗麟、许广平、矛盾、杨帆、于伶、郑振铎、胡曲园、李平心、周谷城、梅益等。
“讲座”的课题，主要是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如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以及有关党的方针政策等，讲解中密切结合当时中国的现实，分析抗战形势，指明青年应有的抱负、志向与正确的出路，使学员们从理论上提高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改造社会的信心。
“讲座”以3个月为1期，前后共办了3期，参加学员共约800人，到第3期1939中间因形势关系而被迫停办。
“讲座”虽因环境被迫停办，但党通过“现代知识讲座”所播下的革命种子，学员受到了马列主义的启发和教育，提高了思想认识和觉悟。学员结业后就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岗位上进一步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其中也有很多学员先后分批去陕北、皖南、苏南、苏北各地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斗争。因此，现代知识讲座对当时上海职业青年和青年学生的影响很大，第四中华职业补校所主办的“现代知识讲座”有“上海抗大”之称。
坚持真理，敢于斗争
创办职业教育的精神值得发扬，只是在旧中国要创办职业教育有形无形的暗礁险滩阻力重重，当时社会上一度轻视职业教育，特别是业余职业教育，有些青年不愿进职业学校，认为职业教育是低人一等，甚至有人讥讽职业教育是“啖饭教育”，“作孽教育”。当年黄炎培提倡教育与职业的沟通，读书与劳动相结合，在当时也并不容易被人们所理解。
中华职业学校和立信会计学校建立时，黄炎培和潘序伦一样均为筹集资金而费尽心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在敌伪严令下上海各单位必须向日伪政府登记，立信会计学校同中华职业学校一样均坚决拒绝登记，中华职业学校改名为“工商习艺所”，立信会计学校改名为明信会计学校仍照常上课。
中华职教社和各校校舍还被查抄，有些房产还被日军占用。潘序伦在上海所购置校址也不能动用，也只得用掩护办法轮流学科班次在立信会计补校所在地上课。
内迁重庆的中华职业学校和立信会计学校一样，经常遭到日机轮番滥炸滋扰。面对资金、校舍、教育用书等等成堆的问题，在这样举步维艰，遍地荆棘的环境下，他们致力的职业教育不但没有被摧垮，而是迎难而上，勇往直前，坚持斗争，一直坚持到底。
显然，他们都有着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精神。1941年皖南事变，国民党为掩盖事实真相，严禁纸商出售纸张给《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报刊，当时党报所需纸张缺乏。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决定由诸度凝出面向潘序伦建议，由立信出面与当地纸商在四川广安合办一个造纸厂，潘序伦同意这一建议。潘序伦是著名会计师，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事实上这些纸张除部分由立信图书用品社自用外，绝大部分是提供《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所用。潘序伦同意这一做法，强有力地支持党刊的出版。
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为促成国共合作，黄炎培同诸辅成、冷�y、章伯钧、左舜水、傅斯年等访问延安。返重庆后，黄炎培自行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他用日记方法，详细叙述了亲眼目睹的中国共产党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他以出版《延安归来》一书为契机，参与领导抵制国民党书报检查制度的拒检运动。由于这一斗争迅速发展，迫使国民党政府撤销这一反动制度。
几十年来，由于毕生致力倡导职业教育和坚持真理勇于斗争，黄炎培和潘序伦两人结下了亲密的师生友谊。1965年，黄炎培逝世，潘序伦垂暮之年，在《人民政协报》上亲笔撰写了《缅怀黄任之老师》等数篇纪念文章，对恩师寄托沉痛的哀思。
1985年潘序伦逝世，中华职业教育社胡厥文、孙起孟、王艮仲三位领导联名唁电，盛称“序伦先生致力职业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功在国家”。中华职业学校上海校友会（潘序伦是该校校友会名誉会长之一）致挽联“忆当年与黄公首创职校，泽施化雨；悲此日留青史永怀会德，泪洒秋风”。这是对潘序伦的高度赞誉，也充分说明黄炎培和潘序伦办理和发展职业教育的功绩是密切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