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寻找光明的杰出代表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他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至今感动着千千万万群众。但是，人们对他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长历程或许并不十分了解，而正是在这些年月里，邹韬奋正式踏上了三新闻出版的道路，并开始了一生思想的重大转折。中华职业教育社与黄炎培等是邹韬奋成长为一个伟大爱国者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扶持者。

　　一

　　邹韬奋与中华职教社发生联系，可追溯到1921年9月他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后，那年，他在毕云程介绍下，先到穆藕初的厚生纱厂及上海纱布交易所工作，并兼任上海青年会中学教职。他虽然可以获得较为丰厚的报酬，但对一个早就有志于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青年来说，韬奋并不觉得称心如意。他时时寻找着踏进新闻出版界大门的良机。偶然，他想起当时已在上海和全国享有声望的黄炎培。几年前黄炎培考察美国教育回国后，曾应邀去母校南洋公学讲演游美感想，给当时在南洋公学求学的邹韬奋留下了深刻印象。何不求助于这位爱护青年的前辈试试？主意已定，邹韬奋便大着胆子致信黄炎培，请求代为介绍新闻编辑工作。事有凑巧，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教社这时也正想物色一名中英文都有一定基础的编辑人员。黄炎培没有因求助者的陌生而未予重视，他十分慎重地索阅了韬奋就读圣约翰大学时的中英文作品，又向穆藕初等人了解了韬奋的为人，深感这位年轻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便决定录用，并大胆委以职教社编辑股主任的要职，放手让他担负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以及编译“职业教育丛书”的工作。有限的经济力量使职教社只能支出60元的月薪，为了不使邹韬奋收入减少，黄炎培只要求为职教社工作半日，还有半日介绍他到江苏省教育会的“科学名词审查会”兼职。由此，邹韬奋跨进了职教社的大门。

　　在职教社工作的多年中，邹韬奋与职教社同呼吸共命运，既为职教社作出了贡献，也从中得到了锻炼，并日益成长起来。本来，邹韬奋“对于职业教育并没有怎样浓厚的兴趣”，但职教社认真踏实作风的感染及邹韬奋对于职业道德的重视，使他克尽职守，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1922年到1925年的3年多时间里，未到而立之年的邹韬奋除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并在该刊写了许多文章外，还先后译著了《民本主义与教育》、《职业教育研究机《职业指导》、《职业心理学》、《职业知能测验法》、《书记之知能与任务》等职业教育丛书六种及《江苏中等以上学校报考须知》等书籍。职教社为邹韬奋提供了取得这些成果的环境和机会，而更为重要的是邹韬奋从黄炎培等职教社同人那里获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如他编译《职业知能测验法》时，因对编译还没有什么经验，只是依样画葫芦地将它译成中文。译就了9万多字，乐滋滋地送给黄炎培审阅。没想到，黄先生看后，即拿着译稿跑到韬奋桌旁，对译文作了诚恳而又严格的批评，告诫他译书时不能忘了我们的对象是中国读者，要处处照顾到他们的理解力、心理及需要。邹韬奋“刹那间好象背上浇了一大盆的冷水”，“觉得一肚子的不高兴”。但是，黄炎培的话“却有很充分的理由，尤其是他指导青年时候那种心平气和轻声解释的诚恳态度”，以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邹韬奋重新译过，直到得到黄炎培的好评。看似小事一桩，却对邹韬奋影响和教益非浅。邹韬奋后来回忆这件事，不无感慨地说：这个教训，“很有益于我以后的著作方法，很有助于我以后办刊物的技术”。正是在职教社的工作，使邹韬奋懂得了“在写作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的读者”①这样一个对有志于著述的人们最应注意的原则。

　　邹韬奋担负了职教社的编译重任，同时也投身于职业教育的推行工作。邹韬奋在“科学名词审查会”的工作结束后，中华职业学校校长顾荫亭聘请他兼任教务工作及英文教职。编译工作已是够繁忙的了，兼任教职使邹韬奋的生活显得更为紧张。但就是这几年的教育实践，使邹韬奋体会到了教师阳艰辛：“除了全天的紧张工作外，夜里的时间也是不自由的，自己看书固然没有了时间，一遇着有应酬，或其他的临时事情，往往不得不‘开夜车'。”②1927年初，邹韬奋辞去了教职，更坚定了走新闻出版道路的决心。同时，参加职业指导的实践则又使他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新闻对于改造社会的效用。邹韬奋曾兼任职教社职业指导股副主任。他一方面常常与黄炎培、杨卫玉、刘湛恩等前辈探讨职业指导原理，一方面又到各地考察实际。深入广泛的社会调查打开了长期来关在书斋中的韬奋的眼界，腐败的政治和黑暗的社会现实促使邹韬奋思想发生了被妙的变化，他感到“思想应该由原来的‘牛角尖'里面转出来”，认为“在现状下职业指导的效用很有限”，职业指导的实事愈益使韬奋“想跳出职业指导的工作”。一种借助舆论的力量来唤起民众，改变社会的念头每每撞击着他年轻的心灵。

　　①《<经历>一七编译的教训》，《韬奋全集》第7卷第175页。

　　②《<经历>二三一种有趣味的工作》，《韬奋全集》第7卷第188页。

　　二

　　邹韬奋在职教社前期的工作，使他得到了锻炼的机会，也使他懂得了社会，认识了自我，选定自己应走的道路。参加和主持《生活》周刊则使邹韬奋日益前进并最终奠定了作为伟大爱国者的道路，而黄炎培等职教社同人对邹韬奋及《生活》周刊的扶持又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正当邹韬奋因职业指导而“苦闷”的时候，一件他很感兴趣的工作落到了他头上。1925年10月，黄炎培等职教社同人认为在办好《教育与职业》这份偏于研究职教理论的月刊的同时，应再推出一种传播职教消息和简要言论的周刊。杨卫玉提议以“生活”作为刊名，黄炎培当即挥笔题写刊名。《生活》周刊应运而生。王志莘被推为主编，徐伯昕为发行人，邹韬奋等人为撰稿人。第一年，《生活》着重于谈论职教和青年修养问题和反映各种“小人物”特别是学徒生活的痛苦及要求。1926年10月，王志莘转入银行界，韬奋接任《生活》主编，这是他正式从事新新的开端。

　　邹韬奋主办《生活》前期，也只是从改良主义观点出发，把报刊看成是读者“道德修业”的“好朋友”，企图通过个人的“道德修业”来“养成健全的社会”，实现他“力求政治的清明”与“实业的振兴”的愿望。据此，他对刊物进行了一番改革，提出“本刊切望多登新颖有趣之文字”，开辟了“读者信箱”这样一个编读交流的栏目，小小的改革使原本不太被人注意的《生活》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增大，发行量亦从1926年的2800份增至1929年的8万份。

　　邹韬奋主持的《生活》周刊在前进，而《生活》及其读者也推动着邹韬奋的进步。邹韬奋极少发表政论文章，但是，随着国民党政府日益腐败，社会黑暗日益加剧，青年人的不满愈益澎湃起来。他们的来信，象迫击炮一样压迫着《生活》周刊，压迫着邹韬奋对政治问题作出解答。原来不专门研究政治的邹韬奋在读者热情诚恳来信的激励下，终于研究起政治来。出自邹韬奋手笔的大量政论通过《生活》成了广大读者的良师益友。到了1930年，《生活》的变化更为明显，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取代了对职教和事业修养的讨论，成了它的主要话题。“九?一八”、“一?二八”国难接踵而来后，人民抗日怒潮汹涌而起，邹韬奋更是高擎抗日救国大旗，借助《生活》，吹响了人民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邹韬奋的思想也渐渐完全站到了人民的一边，并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而与时俱进。

　　《生活》所建树的历史功绩固然是由于邹韬奋的努力，黄炎培等职教社同人的远见卓识及对邹韬奋工作的支持，对《生活》的成长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应该承认，邹韬奋接编《生活》后，它的内容与职教社原定办刊宗旨是有一些出入的，同时，它鲜明的政治态度和光明磊落的进步立场，也每每使一些被触怒了的权贵常常施压力于黄炎培等职教社领导，要求出面干涉。而这时的黄炎培，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看到了国家民族的危机紧迫，就以为仅服务社会，办理教育，所发挥创力量还不够”，①早已怀着满腔爱国热情，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生活》的转变正是他们希望和赞同的。因此，面对权贵的压力，黄炎培等人总是以请直接找主编交涉为借口坚决顶回去，并再创办了《救国通讯》（后改称《国讯》），专门鼓励抗战。这可以说是以另一种形式对国民党政府压迫《生活》的有力回击。同时，黄炎培等人为了让《生活》更快地发展，给予了它更大的经济自主权。众所周知，靠捐款办职业教育的职教社经济并不充裕。按理，随着《生活》事业的发展，职教社作为主办单位完全有权提取《生活》利润来发展职教事业，但职教社分文不取，让邹韬奋全权用这些资金，“继续扩大事业“。正因为黄炎培等人对《生活》竭力扶持，邹韬奋每回忆及此，才不无感慨地说："《生活》周刊对于社会如果不无一些贡献的话，我不敢居功，我应该归功于职教社当局的诸先生。"②

　　①黄炎培：《自述四十年来服务社会所得的甘苦》，载1942年5月15日《国讯》第302期。

　　②《<经历>二九转变》，《韬奋全集》第7卷第202页。

　　三

　　黄炎培等职教社同人扶持了《生活》的成长，在《生活》遭到国民党政府迫害时，他们又竭力保护了这份刊物。国民党政府想通过职教社扼制《生活》发展的阴谋因遭到黄炎培等人拒绝而未能得逞后，便公然于1932年10月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禁止《生活》在全国邮递。如果国民党政府的这一倒行逆施得以实现，《生活》无疑便无法生存下去了。在这紧要关头，职教社董事兼评议会主席蔡元培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宽容。黄炎培也多次找国民党有关人士解释并托黄郛向蒋“疏通”，“使尽技巧”，竭力维护《生活》的地位和发展。但蒋介石一口咬定：“批评政府就是反对政府，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面对危局，邹韬奋与《生活》工作人员估计到国民党政府必会对刊物进行更残酷的迫害。为了避免因《生活》而牵涉职教社，胡愈之便提出了一个将《生活》与职教社脱而不离的建议，表面上将《生活》周刊和它的书刊代办部一并从职教社独立出来，改组为生活出版合作社，对外仍保持原有名称。黄炎培与韬奋等人反复商议，采纳了这一意见。实施这一措施，既保护了作为《生活》后盾的职教社，又有利于《生活》的进一步扩展。无怪乎乎每思及此，“不得不敬佩职教社诸先生眼光的远大，识见的超卓，态度的光明”。

　　《生活》表面上脱离了职教社，但《生活》始终在职教社大楼办公直至被封，黄炎培等人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关心和支持，邹韬奋也始终保持着对黄炎培及职教社的尊敬和友谊。后来，“七君子事件”爆发，邹韬奋囚于狱中，黄炎培几番前往探望，并呼吁爱国无罪，要求当局释放。当邹韬奋因国民党迫害而不得不流亡国外前一晚，邹韬奋特地赶到黄炎培府上辞行，忧国忧民的两位爱国者此时抱头痛哭。此后，邹韬奋辗转各地，继续斗争，黄炎培及职教社同入则仍在内地从事教育与民主活动，并代管邹韬奋留下的生活书店的一切事务。令人痛心的是，邹韬奋未能看到为之奔走呼号十多年的抗日成果，于1944年7月24日与世长辞。黄炎培痛失这位由学生到密友的同志，10月1日，在邹韬奋的追悼会上主祭时声泪俱下。中华职业教育社则以“一生为了国家的生存而奋斗”的大幅挽联痛悼他的逝世。

　　总之，邹韬奋的成长固然植根于自身思想的与时俱进，会营养的途径和施展才华的舞台，才使他所从事的事业得以顺利发展。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创造的工作环境也是邹韬奋成长历程中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