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咨询部组织了部分科技、文教界人士，赴江苏常熟参观、访问。那次，我和任钧教授也参加了。在这之前，我与任老虽有多次会面之缘，相互也甚谈得来，结伴而行，却还是第一次。恰巧，到常熟后，安排住宿时，我和他以及担任领队的杨羽白又同住一室，相处机会更多，而值得高兴的是，自那之后，即开始了我与他漫画与诗歌创作的合作。

　　事情从任老的一首打油诗开始。由于白天的参观，访问活动安排较紧，再加上一些礼节性的送往迎来，待到晚上休息时，任老才一躺下，就鼾声如雷了。我因年轻时住惯了集体宿舍，也睡过几十人一大间的干校茅草棚，吵闹声再大，也能照睡无误。但老杨却无法招架，夜半，抱起枕头逃走。

　　第二天一大早，任老起床后知道这事，就写了一首打油诗：

　　老任打呼噜，

　　声如连珠炮，

　　轰得老杨落荒逃，

　　只怨自己睡前调查研究没搞好!

　　又写下附记：“昨夜迟眠，甚感疲劳，入睡后鼾声大作，害得邻床老杨同志逃之夭夭，罪过，罪过，故敬献此打油一首，以示歉意。”

　　随同探访的中新社记者小刘看后说：“要能配上一幅漫画，就更幽默。”我说：

　　“这不难，我来!”任老就把诗稿交给了我。

　　返沪后第二天，任老又给我寄来了信，并附来另一首诗“下乡错觉”。信中说：“如认为诗都可以，是否请即予配画，并望画好寄我，俾先睹为快!”此后，任老又寄来“三个和尚念经”、“山海经”、“上街买袜子”和“作家与歌星”等讽刺诗，也都由我配漫画，陆续在报刊发表。我们的合作就此开始。

　　任老是从三十年代起，即以其诗作参于反帝反封建斗争。那时，他使用的笔名为“卢森堡”。他又参加“左联”的领导工作，和鲁迅及其他革命和进步文艺工作者在一起，进行反对当时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斗争。抗日战争期间，他那支战斗的笔，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和国际上的反动势力。解放战争时期，他那些揭露与讽刺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诗篇，更加显示出其笔锋之尖锐，战斗力之顽强。此时，他已改用任钧为笔名，且出版了《冷热集》，《战歌》等多本诗集。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的诗歌则又充分表现胜利了的人民大众内心的欢乐。作曲家将他的诗谱上曲，更受到人民群众喜爱并争唱。尤其在抗美援朝期间，他那首《当祖国需要的时候》，鼓舞了人们走上保卫祖国，抗击侵略者的战斗行列，至今尚被人们记忆。

　　如今，任老已年逾八旬，但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爱和对敌人、对一切丑恶事物与现象的仇恨，一直流露于其笔端。他对我说：“当年鲁迅先生在世时，我们都叫他‘老头子’，虽然那时他才不过五十几岁，当然那还包含对他尊重的意思。如今我们早超过了他的年龄，更应该多创作些好作品来。”他不只一次表示我们的诗配画创作将一直坚持下去。自然这也是我的愿望。

　　任老秉性谦诚，待人和蔼、爽直。我在近十年间和他交往及创作合作中，从他那里学习的东西甚多。而他对我的师生之谊，更令我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