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神经解剖学家、九三学社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卢于道，于1909年生于浙江鄞县。1926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同年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考取浙江省公费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神经生理学。1930年获解剖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美洲袋鼠前脑外部与内部结构》英文稿，曾在美国《比较神经学》杂志上发表，该文经导师的推荐，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两万美元奖金，赴欧洲参观后回国。
回国后，任中央大学医学院（即上海医学院）副教授，主讲《解剖学》，并撰写出国内第一本《神经解剖学》中文教材。翌年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从事人脑的显微研究。当时国外有些学者提出“黄种人是次等人种，中国人尤为低劣，其脑及智力亚于白种人，更接近猿猴”等谬论。他非常气愤，毅然依据对中国人脑显微结构研究的科学论据，并以中国灿烂文化的史实，撰写了题为《中国人之大脑皮层》英文专论（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论文丛刊上），针对这种诬蔑中国人的谬论进行严正的驳斥。
回国之初，他本以为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可以为强国之用，终日埋头教学与科研工作。可是事与愿违，眼看着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们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被日本帝国主义蚕食鲸吞，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不停，民不聊生，灾难深重。他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为祖国的前途担忧。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他随中央研究院内迁。先到贵州，任湘雅医学院神经解剖学教授。后到重庆，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及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除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外，还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工作，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活的身体》、《科学概论》、《脑的进化》等。
1941年，中国科学社负责人、中美教育文化基金会秘书长任鸿隽到了重庆。卢于道受他的委托，担任中国科学社代理总干事，负责在抗战后方开展中国科学社活动。1943年，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会员李约瑟来到重庆，为他写《中国科学史》搜集资料，兼有扩大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影响的意图，在他的影响下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其宗旨为反对帝国主义利用科学成就为残酷的战争服务，要求科学界起来监督，使科学成就用于人类福兴。此外，还进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李约瑟的活动中心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卢于道经常到中央大学看望潘菽和涂长望，和他们交换对时局的意见，因而与李约瑟认识，他感到这个协会有一定的进步性，毅然参加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1944年，他突然接到周恩来同志约他到《新华日报》社会见的通知，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重庆，《新华日报》社周围布满了秘密特务，监视来往的各界人士。有些人就因为去《新华日报》社而遭到暗害。为了要见到周恩来同志，他不计安危，悄悄地到了那里。周恩来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两个妹妹在延安很好，卢琼英在政校学习，卢兰英在鲁艺学习。”接着和他谈了政治形势，并介绍了延安的情况。主要谈了许多关于延安生产运动中的生动事例。并说，延安很重视科技界人士，搞生产就离不开科学技术。卢于道在谈到他妹妹去延安时的情景时说，“延安是伟大的革命圣地吸引着千百万爱国知识分子，当时我也想去，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但我对延安无限崇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944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大西南发动进攻，桂林失陷，川黔吃紧，蒋介石集团中投降气氛浓厚，法西斯统治变本加厉。在重庆的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许德珩、潘菽、涂长望、褚辅成、税西恒等，对时局极感焦虑，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压制民主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特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主张“民主团结”，“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为实现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他和复旦大学的同事张志让、潘震亚、吴泽教授经常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活动。座谈会大约每月举行一次，参加会议的约有20多人。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逐步发展成为学术界的政治团体，实际上它是九三学社的前身。
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为纪念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邀请重庆学术界人士举行“九三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何鲁、刘及辰、潘菽等20多人，卢于道也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讨论新疆问题，而后交换对旧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旧政协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国共两党“双十会谈”的产物。旧政协会议于1946年1月召开，这次会议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国民党妄图利用旧政协来破坏“双十协议”的实施，曾玩弄了许多花招。为了抵制国民党的这一阴谋，座谈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一致认为：政治协商会必须完全公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褚辅成以上海法学院院长的身份发表声明，警告大家要小心提防某种分子假借民意，破坏民主宪政运动。何鲁沉痛指出，今日的中国，赵高太多，若不予以铲除，将蹈亡秦的覆辙；并郑重忠告马歇尔和国民党当局，如果要真正把中国搞好，必须亲自采访中国在野专家学者的公正意见。会议最后决定推选褚辅成、许德珩、张西曼等组织九三学社，声援出席旧政协会议的各代表，完成他们负责的历史任务。
1946年“五四”纪念日的下午，举行九三学社成立大会，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为主席团，由褚辅成致开幕词，许德珩报告筹备经过，税西恒报告社费收支情况。卢于道和王卓然、张雪岩等在会上发了言，一致要求国民党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在政府根据政协决议改组以前，美国不应有援助中国任何党派之行为，希望马歇尔以公正的态度继续调处国共纠纷，实现全中国的和平民主。会议通过社章、缘起、成立宣言和基本主张、对时局主张以及致美国国会电。最后选出褚辅成、许德珩、潘菽、涂长望、笪移今等16人为理事，卢于道、侯外庐、梁希、黎锦熙等8人为监事。五月十二日召开理监事联席会议，讨论时局和社务，推定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潘菽等七人为常务理事，梁希、卢于道、詹熊来为常务监事。
1946年夏，他随复旦大学回到上海，当时的上海，实际上已成为各党派政治活动的中心。中国共产党在南京、上海均设有办事处，周恩来同志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领导国统区的斗争。1946年6月，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成立，联系了一批进步的和中间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拥护并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积极参加抗暴运动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以及反美扶日等运动。上海方面的工作由褚辅成领导，负责具体社务的主要是笪移今、顾执中，还有洪铭声等同志。许德珩主席在北京，但对上海九三学社的工作非常关心，对一些重要活动，都有亲笔指示。当时，九三的活动是秘密的，有时在顾执中主持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有时在泰兴路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孙荪荃同志家里，与地下党的联系也是单线的。
美国为了使日本成为它在远东称霸的基地，竟然撕毁波茨坦公约，独断独行，扶植日本法西斯势力。九三上海分社主任褚辅成看到这一形势，深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前途忧虑，遂于1947年7月下旬召集九三学社在沪同志孟宪章、孙荪荃、笪移今等举行座谈会，对时局进行讨论。一致认为美国扶植日本法西斯势力是中国最大的隐忧。为此，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题会”，开展反美扶日斗争。这一斗争得到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大力支持。逐步形成为国统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美扶日运动。“对日问题座谈会”曾发表过多次联合宣言，给美帝反动的对日政策以严厉的抨击。随着美帝扶日政策的变本加厉和蒋介石的甘心附和，这一运动迅速展开。沪、平、昆明、广州各地学生不顾反动军警、特务的迫害，仍积极从事宣传和示威游行，当时的斗争情况和所发的宣言，不仅苏联和解放区电台均有广播，菲、澳等地也曾卷起反美扶日浪潮。卢于道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不仅参加了《宣言》的签名，还在“高教联”中进行活动。
卢于道回沪后，巧遇他的妹妹卢琼英。经他妹妹的介绍认识李正文，李是地下党，解放后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由李正文介绍，卢于道参加“高教联”，（全称为“高等教育界联合会”）。这个组织没有公开，同时参加的有沈体兰、张志让、潘震亚等。他们有时在八仙桥青年会开会，有时在沈体兰家里会晤。主要活动是参加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李正文经常参加会议，并向与会者作形势报告，他们从报告中了解到很多解放战争的情况，特别是淮海战役的形势，听了心胸开朗，信心倍增。
当时各高等院校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发展不平衡。进步势力较大的有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交大更占优势。上海法学院的进步势力也不小。随着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反对蒋介石政权的群众运动声势越来越大。1948年间，各大专院校的进步同学联名要求国民党市长吴国桢到交通大学接受群众质问。吴国桢被迫到会，在群众的指责下狼狈而去。卢于道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发了言。但是国民党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作垂死挣扎，残酷镇压人民逮捕大批进步学生。为了营救被捕学生，他和上海法学院领导人沈钧儒等去国民党市政府，与市长吴国桢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群众的压力下，吴国桢不得不接受他们提出的一些条件。
由重庆回沪后，他继续参加科学界的进步活动，1948年5月29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为了保障科学工作者的权益，在《观察》第4卷第14期发表声援北平四大学90教授书，驳斥并质询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吴涛人歪曲事实，妄图迫害进步教授和学生的反动讲演，抗议当局蔑视人权的暴行。当时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实际上处于半地下状态，许多活动是同宋名适同志所主持的上海技术协会和中国科学社联合进行的。当时卢于道任中国科学社总干事。负责技术协会这方面工作的还有胡永畅、高孝冲、闵淑芬等同志。钱三强同志从法国回来后，他们特请他来中国科学社作报告。其实当时上海科技界的活动，已由单纯的学术活动发展为反法西斯和反国民党统治的政治性斗争，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国内外政治形势发展的结果。
在这期间，复旦大学地下党员余开祥、杨师曾、张薰华等同志在政治上对卢于道的帮助很大，卢对他们的活动也给予积极支持。在白色恐怖紧急的时候，杨师曾同志经常躲在卢于道家过宿避难。胡宣明同志在复旦大学土木系已读四年，即将毕业，他为了斗争的需要，由卢于道介绍他到中国科学社当一名小职员，工资待遇仅够吃饭，卢在一楼办公，他在三楼办公，卢经常看到下午五、六点钟时，有不少男女青年来社和他一起唱歌跳舞。解放后知道，中国科学社是胡宣明同志地下活动的一个据点，后来这些男女青年都陆续到浙西四明山打游击去了。
1948年12月25日，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在王造时家举行会议,因原分社主任褚辅成病逝，会议决定选举第二届分社理事会，公推王造时、孟宪章、顾执中、笪移今、吴藻溪为理事，卢于道、潘震亚为监事。会议研究了当时政治形势，决定社的工作应在审慎中求深求实，加强与兄弟党派地下组织联系，宣传组织护厂、护校，免遭特务破坏，迎接上海解放。
1948年10月间，李正文突然到卢于道家，问卢是否愿意去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卢毫不犹豫地答复“非常想去”。约两个月后，他送卢一张去香港的船票，在地下党胡宣明同志护送下到了外滩黄浦江码头，胡宣明看着他安全上船后，才迟迟离开。
他到香港后，首先遇到夏衍同志和周科征同志。夏衍同志他过去不认识，周科征是他爱人的妹夫。他们告诉卢，郭老（沫若）和沈老（钧儒）已经东北大连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要他在九龙暂住，等待北上机会。正在这个时候，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伟大著作在香港报上公开发表了，他读后看到祖国的光明前途，无限振奋。一周后，他和夏康农等七八位同志，受到解放军指战员的热情接待。而后他们乘车经济南到了石家庄。
卡车到达石家庄招待所，一下车就遇到卢琼英和陈翰伯同志。完全出乎他的意料，陈翰伯同志第一句话就告诉卢，他是多年的老党员，在上海时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最使他感动的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在他们一下车后就接见他们，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沿途劳累了！”接着又向他们讲解国内外政治形势，大家听了很受鼓舞。过了二、三天，他又告诉卢一个好消息，说毛主席要接见他们。他们听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但又很紧张。大家想，解放战争的胜利虽成定局，但大军尚未渡江，国民党反动派妄想凭长江天险搞两个中国，毛主席在这样繁忙的时刻还这样关心他们，多么令人感动！
一天下午，他们来到毛主席的住地。毛主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谈到过去在江西用“苏维埃“这样的字眼不恰当，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毛主席还和他们共进晚餐，餐后亲自送他们上车，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
不数日，北平解放的喜讯传来，他们由石家庄到了北平。三、四月间，他参加了由郭沫若同志率领的出席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团的秘书长是丁瓒同志，他也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会员。大会原定在巴黎召开，后因法国拒绝中苏两国代表团入境，致在捷克布拉格和法国巴黎分别举行。中苏代表团只能参加在捷克召开的会议。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九三学社光荣地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参加了人民政协。卢于道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会议。1949年10月1日，他跟随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亲耳听到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时他内心有说不出的喜悦。
在举国欢庆开国大典后不久，他由北京回到上海。离开上海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祖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座大山”被推翻了，人民得到解放，国家进入了人民民主的新时代。当他和家人，亲友团聚时，不禁热泪盈框，感慨万千，深知这一胜利来之不易。
回上海后，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理学院院长职务。这时他在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已有所改变，他开始学习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原理来进行脑神经生理学的教学和科研，特别对巴甫洛夫的学说作了较深的探索。卢于道说巴甫洛夫是一位伟大的生理学家，他的第二信号学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具有重大意义。他是从事脑神经生理研究的，巴甫洛夫的学说对他的研究工作很有指导意义，他还对祖国的针刺麻醉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著作有《自然辩正法》、《西洋哲学史》等。
中国科学社于1950年结束，他调任上海科普协会主席。1959年科联，科普合并为科协，他调任上海科协副主席。在党的领导下，科普、科协在开展科学普及和团结科学工作者，向科学进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50年11月，九三学社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制定了社的中心任务和巩固与发展方针。各民主党派中央对发展对象进行了分工，九三学社以科技界为主。会上选举产生九三学社第二届中央理事会，卢于道当选为理事，为了适应这一形势的要求，上海分社于1951年2月18日经过反复协商，调整了理事会人选，公推卢于道为主任理事，并建立秘书、组织、宣传、学习等工作部门。
建国初期，九三学社的主要任务是推动成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鼓励社员在工作岗位起骨干带头作用，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
卢于道担任上海分社主任后，在中共上海市委和九三学社中央的领导下，加强了领导班子的团结，协调了各方关系，在社领导和机关干部的共同努力下，使分社工作和组织有很大发展。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10月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协我国的安全，中国共产党作了抗美援朝决策。九三学社和各民主党派积极拥护，并发表《联合宣言》号召成员支援抗美援朝斗争。1952年，卢于道代表九三学社参加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慰问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期三个月。回沪后在社内作了《赴朝慰问与回国后传达工作的收获》报告。他在报告中说：通过这次慰问，提高了对抗美援朝的认识，进一步认识到抗美援朝决策的正确性。
1952年9月，九三学社召开第二次全国工作会议。通过了《社的性质、方针和任务》的决定。选举产生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卢于道当选为常务理事。
195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社中央的号召，确定1953年开始，分社工作的重点为学习总路线，推动成员进行思想改造，做好岗位工作。是年8月，分社召开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分社委员会，卢于道任主任委员。同年，上海市开展普选工作，九三上海分社积极参加这一普选运动。通过提名协商，九三学社卢于道等当选为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和市人民政府委员。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交付全民讨论。九三上海分社及时组织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卢于道作了书面发言，说：“宪法草案的公布，是我国历史进程上重要的里程碑。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胜利果实。充分体现了真正人民民主和民族平等的精神，我们科技工作者对《草案》中关于“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的规定，特别感到“兴奋”。1954年9月，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卢于道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阶段。九三学社于是年2月9日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提出社的中心任务是调动成员积极性，为建设现代化的祖国而努力奋斗。卢于道继续当选为社中央常委。同年春，九三学社上海分社进行改选，选举产生第五届分社委员会。卢于道继任分社主任委员。
1957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家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讲话，提出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九三上海分社大力宣传贯彻这一方针，广大社员通过学习，明确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和作用，鼓舞和激发了大家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在这时期，上海分社的组织亦有很大的发展，吸收了一批科技界的业务骨干入社、社员的政治思想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后在“左”的的路线指导下，上海分社的工作也有失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显然扩大化了。但卢于道在反右整风运动中也尽量保护了一批科学家。在反右前的“大鸣大放”时，上海分社正在开“社员科研工作成果展览会”，没有正式召开“鸣放座谈会”，反右斗争定案时九三上海分社委员会中只有一位常委被错划为“右派”。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9月14日，九三上海分社召开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六届分社委员会，卢于道再次当选为分社主任委员。九三学社中央于是年12月召开全国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卢于道当选为社中央常委。在这期间，九三上海分社重点学习了总路线和《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卢于道亲自主持分社委员会的学习。在学习人民公社文件时，委员们对办城市人民公社问题提出了“八大顾虑”，实质是不希望办城市人民公社，中共上海市委对这些意见非常重视，并转报党中央作决策参考。
1962年春，在广州会议的鼓舞下，九三上海分社在主委卢于道的支持下，组织高教、医务、科技界八十多位专家学者，讨论中央制订的高教、科研、医务等工作条例，经过两个多月的研究讨论，写出《提高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提高医疗工作的质量》两个书面建议，在市政协大会上作了介绍，《解放日报》曾摘要刊登，受到高教、医务界的广大委员和有关部门的关注。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动乱和大灾难。在这场动乱中，九三上海分社的工作全部停顿，机关干部被扫地出门，卢于道也受到冲击，遭到隔离审查和批斗。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岁月里，他没有辜负党的教育，没有动摇对共产党的信赖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一次批斗会上，“红卫兵”要他交出九三上海分社的大印，他坚决表示：“大印不能交，这是共产党给我的。”乌云总是暂时的，林彪“四人帮”也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粉碎“四人帮”后，九三上海分社于1978年1月恢复活动，卢于道重回九三上海分社主持社务。是年12月，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会议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战略决策。我们伟大的祖国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上海分社于1980年1月召开第四次社员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把社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推动成员为四化建设和统一祖国作出贡献。当时卢于道年已古稀，但他的工作积极性很大，他说：“粉碎“四人帮”是我第二次解放，我要把文革时的损失补回来。”
分社的恢复工作非常复杂和艰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个解决，社的工作重点要转移，思想工作要跟上，社的组织既要巩固又要发展，作为主任委员的卢于道，面对这些问题，他紧紧依靠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团结分社其他领导人，充分调动委员和机关干部的积极性，终于完成新时期分社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各项任务。
在协助党落实各项政策方面，分社做了大量工作。至1982年4月，分社对八百四十一位社员落实政策的情况作了调查，其中“文革”中有冤假错案的有一百九十六人，已全部复查平反，被错划为右派的一百十九人全部得到改正。
在宣传学习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参政议政和分社自身建设等方面，分社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工作和成绩与卢于道主持分社工作是分不开的。恢复工作以来，卢于道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市委会）第九届、十届主任委员、第七届市人大代表、第五届市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六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五届、第六届代表。
正当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革开放政策全面开展之际，卢于道不幸于1985年病逝。他的逝世，不仅是九三学社的一大损失，也是党的统战事业的一大损失，对我来说，失去了一位良师和好领导。他在临终前所写的《党指引我走向光明》一文中说：“回顾我所走过的历程，深深感谢共产党指引我从黑暗中走向光明。深深地体会到，共产党是重视科学和科学工作者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科学工作者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有用武之地，才能把自己的科学技术知识真正为人民造福。”他还表示：“我虽年近八旬，也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