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成立于1946年6月12日，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处心积虑妄图以优势兵力一举歼灭共产党、一统天下的危难时期。九三学社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本着爱国良知，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追随中共，联合其它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和独裁政府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下，当然不可能有固定的、公开的社址和专职的工作人员，只能利用领导成员的工作单位或个人寓所进行隐蔽集会。当时，分社主要负责人褚辅成的缫丝业同业公会，顾执中、笪移今任教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和王造时主持的自由出版社等地往往成为九三学社社员秘密聚晤的场所。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对民主党派的存在与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民主党派不仅可以公开活动，也有了固定的办公地址。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两次召开上海各民主党派座谈会，讨论了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会后不久，分社的经费开支和预算编制就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全力支持，从此结束了社务费用由社内几位负责人承担的历史，改由政府拨款。分社在福州路江西中路口的汉弥登大厦租下了三间房子作为办公地点，门口还挂上了“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牌子，并配备了几位工作人员，昔日躲躲藏藏、漂泊无定的狼狈局面一扫而去，成了堂堂正正的市级党政机关。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政治局势的进一步稳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也不断注入新的内容，民主党派的作用也亟待发挥。在中共上海市委的关怀下，各民主党派机关分别迁往各自拥有的独立宅园作为新址。1953年3月，分社从汉弥登大厦搬进了永嘉路389号。这是一座已迁至香港的唐姓资本家的私宅，上下两层，面积虽不大，但有小花园、厨房间、汽车间、多个卫生间、储藏室等。底层的大客厅足可容纳四、五十人，可作为会议室或接待宾客之用，市里还提供了一辆40年代的进口轿车，所以这一时期的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和其它民主党派市级机关一样，气派大了不少。搬到永嘉路后，社员人数有所增加，原有的工作人员不够用了，新的人员随之引进。1956年夏季，我也由原单位经市委统战部批准调到分社工作。

　　在永嘉路的几年，可以说是分社最美好、最有光彩的一段时光。在那里，我们迎接了几位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社中央许德珩主席在此期间首次来沪视察，和各基层负责人欢聚一堂，畅议社务。社员人数也由一百多人一跃而至千人。1957年5月，分社举办了首次社员科研成果展览，魏文伯、马天水、石西民、刘述周等中共上海市委的主要负责人和各界人士先后来此参观指导。最难忘的是在永嘉路办公期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元帅曾几次光临，他往往是事前不打招呼，事后毋需张扬，轻车简从，翩然而来，像是老朋友似的串门。他不拘俗套，不找负责人，而是随便找个机关同志坐下聊天。在底层办公的邓志愚老人，原是国民党司法界人员，社会阅历较深，与各方人士相识，陈毅市长到来时往往是和他先见面。他们促膝交谈，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有时其它机关人员进出，陈市长一见，也会招呼他们坐下。他那浓重的四川官话和风趣的谈吐，消解了大家的拘束，也使气氛活跃了起来，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像这样一位叱咤风云、指挥百万雄师的共和国元帅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把手如此平易近人，乐于和我们交谈，实在是难以想像的。他常常讲：“我路过此地，顺便来走走看看，谈谈家常，讲讲知心话，交个朋友嘛！”今天回想起这段往事，不禁肃然起敬，怀念不已。在这段时间，分社也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暴――反右整风。一批九三学社的同志遭殃，被打入右派，机关也有3人，现均已作古。

　　1958年春天，反右整风基本结束，为响应党的干部上山下乡、劳动锻炼、继续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号召，机关里有4位同志被批准下放到市郊嘉定县的纪王乡，分别落户于农家，和农民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如今同去的同志中也只剩下金荣昌同志和我，徐永炎、李�N两位已先后去世，不胜悼念。

　　同年秋夏之交，“三面红旗”掀起，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又从永嘉路迁到了中山东一路（外滩）15号。这是座俄式的大楼，东濒黄浦江，北接九江路，南与市总工会为邻，地处江边喧闹之地，来往车辆川流不息，一改昔日宅院宁静的气氛。大楼原是俄国道正银行原址，建筑巍峨堂皇，大理石的柱子和阶梯、沙皇时代的精雕装饰，俨然像个小宫殿。我们和六个民主党派（民建、致公党除外）汇聚一起，各立门户，“各自为政”，九三学社分配在三楼，有主委、秘书长办公室、组宣两部和秘书处等几间，二楼的大礼堂和三楼会议室也都可使用。我于1959年7月从下放劳动的外岗调回机关，安排在宣传部工作，后调组织部负责联系基层。但万万料不到的是，就在这座俄式大楼里，几年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人间悲剧。

　　1966年5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降临了，民主党派也躬逢其盛，在劫难逃，机关陷于瘫痪，同志们惶惶不可终日。不久，由北京赶来“闹革命”的航空学院“红卫兵”突然闯入大楼，穷凶极恶地打、砸、抢，顿时狼藉一地。我们机关的一位老同志被推下楼梯，险遭不测。各党派的档案、文件、图书资料几乎悉数被毁，许多同志冒着危险抢出几麻袋，悄悄运往香港路原工商联会所贮存。随后，人员被扫地出门，偌大一座大楼变得空荡而阴森，机关干部全部送往干校、工厂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十年后的金秋十月，万恶的“四人帮”终于翦除，乌云驱散，春回大地。1979年，上海的六个民主党派在新的中共上海市委的关怀支持下，被安排到北京西路丽都花园市政协大楼落脚，逐渐恢复活动。九三学社在二楼，仅有一大间办公室，十来个同志挤在一起，显得狭小，但劫后余生，虽不能与宽敞的外滩15号相比，心情却是无比兴奋的，干劲也十足，大家都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后，形势大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民主党派的社会影响也日益扩大，工作有了新的发展。1979年9月，六个民主党派又同时搬到修葺一新的陕西北路186号一幢中西合璧、有着七、八十年历史的花园楼房中，楼房原来的主人是江南赫赫有名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先生。楼房东西相连，大小几十间，庭院门口挂着民革、民盟、民进、农工、九三学社和台盟白底黑字的牌子，非常醒目，进门上台阶直往左转，就登上了大客厅，这是主人专门用来招待贵宾，宴请名流的地方。屋顶是圆拱形的米色玻璃建筑，四个粗壮的大理石柱子撑座，两边有五彩缤纷的玻璃窗。大客厅改为礼堂、会场，可坐二百多人，各单位都可使用。由于结构的特殊，陈设的别致，十分夺目。因此，有些影视剧的场景常常借此摄制，如电影《红牡丹》中一段戏就是在这儿拍摄的。九三学社的大本营在二楼，三楼也用了几间。然而限于面积，主委办公室只能省去，好在我们几位历届主委从不讲究排场，平时忙于本职工作，不可能每天上班，所以并无不便之感，可谓随遇而安。

　　在这里，各党派迎来了“文革”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首次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协等四套班子的领导全部出席祝贺，盛况空前。此外，这一时期还举办了各党派、工商联成员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科研成果展览会。两次盛会都在展览中心举行，规格之高是前所未有的。1984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改称“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沿用了38年的“分社”名称从此更换。进入九十年代后，市里拨出巨资，在陕西北路186号前的威海路边兴建了一座21层的现代化大楼，名为“民主党派大厦”，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同志亲笔题字，各党派悉数聚集在此。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原在19楼，前不久大厦调整楼层，搬到了15楼、14楼（部分），房间更宽敞了，各项办公设备和通讯工具几乎一应俱全。现在有了空调，不论冬夏都舒适宜人，回忆在186号时严冬用不上火炉、酷暑仅靠风扇的日子，真有天壤之别。

　　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九三学社上海组织办公场地的六易其址充分说明了这个真理。几十年的春秋，让人们看到了统战工作的轨迹，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风雨同舟、紧密合作的脉搏是永远不会停息的。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紧密团结，为完成祖国统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做出参政党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