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劭恒参审东京涩谷案始末

　　1946年9月，裘劭恒代表中国政府检察官，在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完成了对二战的日本战犯起诉程序后，次日即向中国首席检察官向哲浚提出辞呈，经他允准后准备回国重操律师旧业。就在这时，一位不速之客登门造访，他就是中国政府驻日本代表团（当时中日仍处在断交状态）武官李立柏少将。

　　1、接手东京涩谷案

　　李少将是奉命而来的，其用意是在东京涩谷区，有一批中国台胞商贩，遭到日本警方的陷害，即将受到占领军美国军事法庭的不利审判，请求裘劭恒念在同胞手足之情，接手此案，担当联合法庭的中国审判官。裘平素就对国民政府腐败无能深恶痛绝，不屑为其效劳，当即一口回绝。但李少将一再恳求，诉说国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审判官，再说经过东京审判，裘已与美国的司法人员混得很熟了，如果裘能出庭，对案子的审理肯定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出于激愤正义，不能坐视战败国的日本警察如此猖狂，而占领军却一味袒护，裘劭恒觉得挽救同胞于水火，应当义不容辞，表示愿意担任中国法官参与审理。

　　2、东京涩谷案的真相

　　在东京涩谷区住有小部分台湾商人，他们从台湾运来小商品，以低廉价格出售，谋求生活，其中也有些货物则是“走私货”。他们的经营行为一方面抢去了日本当地商贩的生意，遭到同行的妒嫉，另一方面由于“保护费”的纠葛，触怒了当地的黑社会组织，因此经常发生摩擦冲突。1946年7月16日，日本流氓组织“松田组”纠集了打手数百人，在台胞商贩聚集区新桥地区大打出手，捣毁了台商小木屋多处，双方在斗殴中互有伤害；与此同时，另一处涩谷地区也发生类似事件，这批日本打手又赶到涩谷，帮助日本商人打台胞，台胞商人吃了大亏。

　　事件发生后，台胞诉诸日本警方，可是警方明显袒护自己人，相应置之不理。台胞们出于维护自己利益以及今后的生存，三天之后的7月19日，数百名台胞假东京市内一所华侨学校聚会，商讨对策，要求中国驻日代表团替他们出面交涉，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会议开至天黑方散，台胞们分乘6辆卡车回家，2辆回品川，4辆到涩谷，或回家或再转车，目的都是回家。

　　而此时的涩谷警署，以得到“台商将袭击警署”的讯息为由，报请东京警察总署，调集各分署的警察300余名，携带枪支，分成几个小队，埋伏在台胞归家必经之路。日方警长命令，一遇开枪，立即还击。据报载当日夜晚“星月无光，视点虚弱”，4辆卡车进入日警的埋伏圈，前3辆通过无事，最后一辆开车的日本司机却一头撞到墙上，正在人声混乱之际，突然听到一声枪响，顿时日警立即枪声大作，黑暗之中致使台胞被打死6人，打伤20人。待枪声停，日警上来搜查，只发现有1人藏手枪1支，而且没有发射过子弹，除此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凶器。

　　这桩事件的是非曲直是再明显不过了，可是日本警方却恶人先告状，以“台湾商人袭击警署”为案由，上告美国驻军。于是美军第8军军事法庭决定立案审理。真是“弱国无外交”，堂堂二次大战战胜国的中国当局，却在这时毫无作为，不敢向美日方面据理力争，任由美国军独断专行。明明是日警开枪打死打伤台胞，他们却成了原告，明明是横遭死伤的台胞却变成“袭击者”，成了被告。更令人可气的是，将要出庭作证的，竟然大都市日本警察，正义何在？公理何在？

　　3、法庭内外的合法斗争

　　根据英美法系的法律规定，其审理程序是必须组成联合法庭，审判官必须有三人组成，美军派出两名军法官，裘劭恒成为第三名审判官组成合议庭。面对如此审理格局，裘劭恒深深感到自己已经是深入重围的孤军，要想力夺是不可能取胜的，只有以后伺机而行，争取智取了。

　　开庭第一天，裘只见审判长伯格上校与另一名审判官爱泼生相互在传阅一些笔录，阅后就放在各自的台面上，根本不理睬裘的存在。此时裘毫不客气地询问伯格：同样是审判官，我为什么不能查阅这些材料？伯格不屑一顾地回说：法庭有。裘毫不示弱地说：审判长先生请你明白，我不是来旁听的，而是来做审判官的，你们拥有的材料，我应该也有同样的一份。第一次交锋就让这位美国人显出狼狈相，不得不答允裘的主张。

　　接着按照美国预先设计好的套路，对37名被告一一过堂，其间也传唤证人上庭作证。裘劭恒眼看着“一面倒”的证词和演“双簧”式的对话，心中不由怒火骤起，但又不便发作，只得耐心地等待机会。最后轮到传唤东京警察总署总监出庭作证时，正当伯格与其对答时，裘突然提出：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伯格有点猝不及防，忙一拍桌子说：你有什么问题，我来替你问。裘说：我要问的问题，是要看他如何回答之后继续提问，所以我要自己来问。伯格无奈只好同意。裘对警察总监问道：你刚才说台湾人一向不守秩序，这次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据我所知，日本的警察制度在国际上还是比较有效力的，你这样说是否认为对此无能为力？总监回答：只要美国宪兵在场，秩序就好了。裘又问：那需要多少美国宪兵？答：不需多，只要一二个宪兵在场巡逻就管用了。裘又问：你们平时与美国宪兵是如何保持通讯联系的？答：用电话。再问：一天能保证几个小时联系？答：24小时。至此，裘感到目的已达到，就不再问了。其潜台词是十分明显的，既然双方保持24小时的联系，那么日方警署出动几百名警察如临大敌，而美方竟然毫不知情。涩谷惨案究竟要谁来承担责任，岂不是十分清楚吗？裘的这一大伏笔，后来果然奏效。

　　审讯过后已7个星期了，一天伯格邀集裘和爱泼生会面。一上来就提出要对37名被告量刑，裘当即回驳：依照法律程序，应当先讨论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本案起诉的名义是合谋犯罪，审讯至今没有取得集体犯罪的证据，怎么能够判刑呢？伯格对此仍不予理睬，立即拿出一叠早已准备好的小白纸，分给3人各一小叠，说对每名被告应判何刑各自写在纸上，少数服从多数。裘表示坚决拒绝，再次主张先行推定是否有罪。但伯格一意孤行，与爱泼生二人在很短时间内就把所有被告都判定完毕。并恶狠狠地对裘说，既然你不肯写，就表示你“放弃”了。不过到正式开庭审判时，请你一定要到场，否则就不能叫联合法庭了。此时裘表面上表示沉默，心里思忖：伯格，你可别得意过早啊！

　　4、涩谷案的智胜结果

　　1946年10月10日，历时两个多月的涩谷案审理已告结束，在东京都警察厅礼堂开庭审判。由于此案有一定的震动，自始至终受到各国驻东京通讯社和记者的关注，那天旁听的除了中日平民及被告亲朋外，还来了不少外国记者。身临此境，裘不禁大义凛然，为了维护中国人的合法权益，要不惜个人安危挺身而出。

　　出庭之际，伯格向裘施了一个眼色，意欲请裘加以配合，裘视若无睹。宣判开始，37名被告陆续到庭，并宣读判决，总的是1人被判3年监禁劳役，3、4人被判2年监禁劳役，2人被判无罪。宣判完毕，检察官站立起来例行公事地向法庭表示谢意：法庭非常耐心地听取全案的审理过程……。话音刚落，审判长伯格正得意地准备宣布审判结束退庭之际，裘劭恒冷不防地突然站了起来，郑重宣布：我作为本案审判官之一，对本法庭的判决表示不同意！这一声明，简直是石破天惊，全场“轰”的一声表示惊讶，原先搭下脑袋垂头丧气的37名被告，“刷”地一齐向前涌上几步，露出期盼的目光，个别人甚至低声嘤泣起来，此时全场显得格外的肃静。裘沉着地继续声述：按照法律程序，对被告应当首先进行无罪推定。这个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对37名被告都没有将合理的怀疑排除掉，因此今天的宣判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羞愤交加的伯上校公然声称：中国法官在法庭上的讲话其性质是严重的，违反了他应当的义务，做出了在美国军事法庭上没有先例的事。裘立即反驳表示不接受，并说：我将写成书面意见向第8军军法处提出呈诉，在本法庭我不需要与你争论。次日，好多媒体对此作了各种见解的报道，裘感到压力很大。

　　裘将关于涩谷案的审理异议，写成英文书面材料，寄往横滨美军第8军军法处，心中不无一阵忐忑，估计美国人极有可能向南京政府施压，转而对裘施加压力。但事实上他的担心是多余了。一天，第8军军法处长打来电话，约裘到横滨去当面交换意见。裘作了回绝说，我的见解已在材料上表达十分清楚了，我认为不必再讨论了。军法处长改口说，那么可否接受我的私人邀请来一趟？于是裘赶去了横滨。军法处长在美军司令部门口亲自迎接了他。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裘先生作为一名法官，你完全有权利在法庭上讲这些话。入室坐停后，军法处长再次请裘谈谈看法，裘说：我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

　　军法处长突然发问：裘法官，你觉得我们应该对日本警察做点什么？此问题引起裘的察觉，如果表达了处理意见，军方就会趁此说，原来你早已有了先入为主的看法。因此说：最适宜答复这个问题的应当是你。军法处长转而显出诚恳的姿态说：裘法官，出于私人交谈，想听听你私人的意见。裘说，既然如此，你可以考虑起诉3个日本人：一个是东京都的警察总监，他向全市调动这么多警察，还分发了枪支弹药，非他亲自下令办不到，所以他应该负最大的责任；第二个是涩谷警察分署长，他处于承上启下的职位，下面谎报警情，他应该负有责任先行核实；第三个就是下令开枪的那个警官，根据当时实情，完全没有必要下令开枪，退一步说，即使有个别台湾商人开了枪，警方也没有必要大肆开枪，致成防卫过当。至于其余奉命开枪的警察，可不予起诉。军法处长颔首表示同意和谢意，并邀请裘再次接手此案，协助美军起诉日本警方。裘对此案的最终结局，心中是有预见的，当即表态：十分抱歉，我拒绝参与。

　　果然如裘的预料，东京涩谷案的最终结局是双方不了了之。美军起诉日本警察长官，却未予办罪，；37名台胞所判的徒刑一个都没有执行，他们分批返回到台湾。

　　裘劭恒以其大智大勇的气魄，精通运用的法律知识，流利发挥的英语水平，取得了东京涩谷案的事实上的胜利，是他在东京审判的精彩表现之后，再一次为中国人扬眉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