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又名达明、字择生，曾化名石生登、策成、仲干，1895年3月1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的一个贫寒家庭。早年投身革命，一生追求真理，每逢历史要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刻，总是坚持革命、不畏生死、身先士卒、勇挑重担。1931年11月29日就义于南京麒麟门外西村附近的沙子岗，享年36岁。邓演达在其短暂辉煌的一生中，也与上海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缘结上海

　　1921年，中国大地，乌云翻滚，军阀横行。为继续革命，孙中山在广东高举“护法”大旗，筹划北伐。然而，1922年6月陈炯明竟然于广州发动武装叛乱，公开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8月，孙中山脱险经香港到上海。其时在邓演达担任工兵营营长的粤军第一师中，多数人为陈炯明蒙蔽，蠢蠢欲动，但邓演达不为所动，受一师拥孙派委托，10月，冒险到上海晋见孙中山，接受指示；回粤后，争取营连骨干，挫败了陈炯明分化第一师的企图。

　　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并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之下筹办了黄埔军官学校，邓演达参加筹备工作。3―4月期间，受孙中山委派，到上海劝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回广东，同时在上海招收学生，延揽人才。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的季方，就在此时应聘黄埔，任少校特别官佐，与邓演达结下了终身的革命友情。同年冬季，邓演达受蒋介石排挤，离开军校，在上海稍停并游览长江三峡之后，于12月24日于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崇一里十号，写了一封表明自己心情的信件：“救国之计，余加入国际的革命团体以作世界革命工夫，余同扑除共同大敌，必难收效。”

　　初次结缘上海，邓演达对上海这座城市留下深刻印象。

　　心连上海

　　1927年3月21日，上海80万工人在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驱逐了北洋军阀武装，占领了上海，随后北伐军进驻市区。这个消息传到武汉，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非常兴奋，立刻派在前线的政治部工作人员到上海，在珠宝三号一楼房设立总政治部驻上海办事处；并在《革命军日报》发表题为《占领上海是增加反帝的一座炮台》的社论；并命令以此为标语，在上海广为宣传。

　　由于共产国际的因素，陈独秀的一味退让，蒋介石加快了反革命步伐，蒋在进上海之前，曾派人游说邓演达并拉拢邓就任总司令部参谋长，被拒。在蒋进驻上海后，邓得知蒋欲在上海秘密召开“反共”会议的消息，曾至电李济深、黄绍�f，力阻不要前去参加。蒋对邓万分忌恨。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同时，派了一个团的兵力围攻洗劫封闭了总政治部上海办事处。捕杀工作人员并诬称邓演达为煽动暴乱的首要人物，下令通缉。面对蒋介石的叛变，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坚决主张东征讨蒋，并发表《讨蒋通电》。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背叛革命，大革命失败，邓演达被逼出走莫斯科。其后三年在国外的学习考察中，一方面与8月底离开上海前来莫斯科后赴柏林等地的宋庆龄保持密切联系，共商革命大计；一方面不断与留在上海等地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取得联系，互通情报，交流思想，并对由谭平山、章伯钧等于1928年春在上海成立的“中华革命党”给予了极大关注。

　　上海成了邓演达魂思梦萦牵挂最多的地方。

　　献身上海

　　1930年5月，邓演达不顾国内的白色恐怖，报着“准备牺牲生命以赴”的决心，从海外经香港，秘密居住上海。在回上海时，邓演达曾主动找中国共产党商谈联合反蒋问题。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执行“左”倾关门主义政策，没有理睬他，拒绝合作。邓演达慨叹说：今后毛泽东在中共掌权，合作的局面就会到来。

　　为了尽快推行其政治主张，邓演达在上海进行了紧张的秘密活动，酝酿成立组党。邓演达一回到上海，就脱去西装，换上青灰色布袍布褂，头发蓬蓬，没有半点修饰。当到几位排场较大的一些朋友家去时，那儿的仆人讲他是乡下佬。有些同志要给他做几件好一点的衣服，邓演达总是不允许。邓演达在上海的住处，都是别的同志租赁的，一处曾是愚园路的愚园坊，一处曾是格罗希路的大福里，每月租金四、五十元，邓演达认为太浪费了，坚决不同意，后来住到一处比较简陋的住房。盛夏时，要裸身挥汗作文，他笑为赤膊上阵、不以为苦。当时，邓演达过的是昼伏夜出的“夜耗子生活”。白天在寓所奋力挥毫，傍晚外出联络访谈，有时登门拜访，有时散步交谈。为瞒住密探，有时身穿中式长袍，满口讲的却是洋话。一般每夜都要零点至凌晨三、四点才能返回寓所，回来时，除因身体不适，偶尔乘车外，多是步行。

　　经过3个月的筹备，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290号黎锦辉的住宅伪装宴客从晚上7时到10时，主持召开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注：1935年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到会的有10个省区的代表30多人。

　　会议通过了邓演达宣布的《我们的信条》，《信条》明确提出“我们的任务是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会议一致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纲领性文件：《我们的政治主张》。《政治主张》提出“我们争斗的目的是要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要使平民群众取得政权，要实现社会主义”。

　　会议选举出由25人组成的中央领导机构――干部会，邓演达被选为总干事。干部会下设组织、宣传、军事、青年委员会。

　　会后在上海等14个省市成立干事会，曾任农工党中央主席的周谷城参加了上海干事会的工作。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邓演达即以上海为中心投身到各种活动中。每周召开一次常会，经常参加宣传、组织、青年运动委员会活动。当时各地送交报告请求接见的，每天达数十起，他都亲自批复处理和接待，从不拖拉。一到夜幕降临，便外出奔赴各处指导工作或进行交流沟通。

　　在上海这段时间，邓演达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亲自执笔行动委员会的机关刊物《革命行动》发刊词，以后每期都有他的一、二篇文章。每当国内外有重要事件发生，他都亲笔分析、论述，有的还译成日文，在日文报刊上发表。邓演达在1931年5月还创办了《行动日报》。该报出版后，标新立异，民众争相传诵，发行量由几百份猛增到到一万多份。邓演达在被捕前夕，还到报社布置工作。自回到上海到被捕前的16个月的时间，邓演达所写的文章、文件、宣言有20多篇，不下20万字，还不包括答复各地的信函。邓演达学识渊博，思如潮涌，挥毫如飞，万言立就，即使在喧闹的环境中也能写作，常常边与人讨论问题，边起草文稿。为清稿付印，邓演达一人所写之文，往往二、三人赶抄也来不及。

　　邓演达主张，中国革命必须用武力打倒蒋介石，夺取政权；所以组织了军事委员会以开展军事运动，举办了两期干部短期训练班，亲自上课讲授，参加受训骨干20余人。为与蒋介石的“黄埔同学会”相对抗，邓演达1930年11月在上海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并在全国18个省市成立分会或支部，在黄埔一至五期的1.4万名学生中，受影响的达6000人。与此同时，邓演达加紧在全国各地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军事联络和策反工作。邓首先联络一些年资高，关系多且能与己合作并足以影响蒋的军队的人如严重、邓宝珊等担任军事组织工作；带动拥护自己政治主张的部队，然后凭借本人影响和历史渊源关系争取陈诚、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的部队；利用和联合对蒋介石不满的人如冯玉祥、孙科、杨虎城、杨杏佛、蔡元培等。邓本人拟亲自到江西规划起义，联络各地军队，迫使蒋介石下台。邓演达估计，“起兵之后，可能站住脚跟，形成革命的割据，并争取逐步发展。如果失败，则拉队伍上山，进行武装斗争。上山之后还可能与共产党合作，虽然会有条件上的困难，终究是可以解决的。因为要完成中国革命必须打倒蒋政权，摧毁封建制度，驱逐帝国主义，消灭买办资本，这些同共产党都无问题”。蒋介石对邓演达的这些活动又恨又怕，于是勾结帝国主义，四处追捕邓演达。当时不少人为邓演达的安全担心，建议他暂时离开上海免遭不测。但邓表示：个人生死不足道，“只有置之度外”。1931年7月下旬，原行动委员会上海市干部会干部陈敬斋被王柏龄收买，“向蒋介石密告了邓演达行动”，并与特务“暗中计谋，待机行动”。在1931年8月17日乘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举办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结业式上宣讲国内形势时逮捕了邓。

　　当国民党特务、租界巡捕闯进会场时，邓演达挺身而出说：“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事不牵涉到他们，要抓就抓我一个。”当天邓在英租界巡捕房受审，邓坦然直言：“我的政治主张始终站在国民党左派的立场……我现在主持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事，那边的工作是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以及官僚政治，希望造成真正人民的政府及国家”。深夜，邓寄押在静安寺捕房临时监狱。一起被捕的难友问邓演达以后怎么办？邓斩钉截铁地回答：“那他拿刀子来好了！政治主张，革命态度，决不变更”。翌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向巡捕房请求引提邓演达等人，邓被解至英租界“会审公堂”，由上海高等法院会同租界代表开审。法庭首先问邓演达，“你是不是第三党领袖？”答“我是”。又问“你为什么反对政府，你是不是共产党？”邓侃侃而谈：“我不是共产党，但我要革命。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投降帝国主义，我们要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农工平民政权……”邓演达慷慨激昂的回答，使得审判者惊惶失措，不顾辩护律师的申辩、抗告，就裁决“移送”。第二天一早，邓演达被引渡白云观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囚禁。

　　蒋介石在南京知道抓到了邓演达，立即打长途电话急令解往南京。8月21日，未经法律手续，邓被单独解往南京军法司临时监狱。临行前，他托人带口信鼓励同案难友说：要努力学习，一天不死就要战斗。

　　邓演达被关押南京后，报着“愿作白发囚徒，把牢底坐穿”的决心，不为蒋介石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所动，终在1931年11月29日深夜，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一代英豪，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壮烈牺牲，时年仅36岁。

　　情系上海

　　邓演达遇害消息透露出来以后，举世震惊，上下骇然。宋庆龄闻讯后，于12月12日亲自从上海赶到南京提出要面见邓演达。当她听到蒋介石回答“这个人见不到了”时，怒不可遏，一下掀翻茶桌，蒋急忙躲上了楼。宋庆龄回到上海莫里哀中山故居即奋笔急书，于1931年12月20日在《申报》发表反蒋通电（即《宋庆龄宣言》）痛斥蒋介石“借反共之名，行动反动之实”惨杀“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的卑劣行径。同月，临时行动委员会发出《中央通告》，号召成员“在悲痛、惨痛中接受邓同志的遗教”，“踏着先烈光荣血迹前进”。全国各地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积极响应。上海市组织立即发起“行动周”活动，组织成员分三人一组，深夜到福煦路、霞飞路、静安寺等许多大街小巷和南京路三大公司和各个电影院贴标语、撒传单，提出“打倒蒋介石”、“坚决为邓先生报仇”等口号。

　　全国各界以各种方式进行深切哀悼，上海等各地连续不断举行追悼会。仅在上海从1931年12月至1932年1月“黄浦革命同学会”、“中华劳动人同盟”、“中国革命学生总会”等25个团体，胡汉民、孙科、冯玉祥、李济深等94人在上海《申报》连续刊登“筹备邓择生先生追悼会”启事。连续几年的11月29日，章伯钧等在上海关庙街粤菜馆举行邓演达殉难纪念会。1932年上海出版了《邓演达遗著》数千册，书中收集了1930年5月至1931年8月所写文章、宣言共14篇，以后几年重印过多次；出版了《邓演达纪念集》，刊载了柳亚子、胡汉民等人所写诗文二十篇。邓演达的被害成了国殇。

　　邓演达殉难后，几乎年年有人到他的墓冢凭吊，有人召开邓演达诞辰殉难纪念会，有人著诗撰文出版画册缅怀邓演达的业绩，有人到愚园路逗留瞻仰。

　　新中国成立后，邓演达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宋庆龄、胡耀邦、薄一波都对邓演达给予极高评价。

　　农工党上海市委几乎每5年左右都举行隆重纪念、缅怀邓演达的活动。

　　1961年5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周谷城，在谈话中周谷城偶然提及邓演达，毛主席随即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1987年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印的《上海英烈传》收录了笔者所写的《邓演达》传。

　　有的人活着，精神却已死了；有的人死了，精神却活着。在纪念邓演达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称邓演达“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平等、自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一名优秀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