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于1987年5月离开了我们，至今已有二十余年了，但父亲的形象仍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使人难以忘怀。

　　现在，每当看见大街上车水马龙时，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坐轿车的往事。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在市公用局担任副局长，上下班有轿车接送。看着父亲坐着轿车离去，听到院子里邻居羡慕的议论，十来岁的我油然升起一种光彩感。可是不久我发现接父亲的轿车不再出现在院子里，原来他早早起床挤公交车上班了，如有任务外出，父亲就提前等在人行道边，车子一到就开走了。当时我对父亲的行为很不理解。文革中父亲挨整受批，当然没有轿车坐了。父亲常笑着对我们说，我有车时不坐，现在没车坐了，也就没有什么不舒服，―个人就是要有一颗平常心，淡薄地位、待遇。

　　“四人帮”粉碎后，父亲担任市公用局顾问。局里决定要派车接送，他却坚持要乘公交车上班，局里不发月票他自掏钱买月票，小车来接他，他赶在小车来之前就走了。我们觉得父亲太固执了，让司机白跑很过意不去。一次我们知道他的皮夹在挤车时被偷，就劝他不要挤公交车了。父亲说，十年浩劫，百废待兴，很多工作要做，只有亲自挤车才能体会老百姓的坐车难。离休后，他照例自费买月票体察民情作调查研究，为局里提供了很好的书面建议。

　　因为父亲当了副局长，我们搬了家，还装了电话，我和弟弟都十分新奇。父亲却告诫我们说，电话是工作需要，组织上给我安装的，你们不能随便打。每当煤气、自来水、公交发生抢险、事故，特别是台风暴雨袭来时，半夜电话铃声如同命令，父亲就会象战士―样，马上冲出家门，消失在暴风雨之中。我们也渐渐理解了父亲公私分明的品德。在我婚后，两个孩子出生长大，他们都知道外公的工作电话不能随便拨打。父亲去世后，我们就按照父亲生前的要求，请局里将供父亲使用的电话拆了。后因母亲生病不能行走，为了能及时了解家中的情况，我们跟普通市民一样交初装费申请电话。然而，因为申请的人太多，直到母亲去世后，才给我们安装上电话。

　　我结婚因没有住房一直和父亲住在―起，父母为了让我们锻炼独立生活能力，提出分伙而食，这样家里很需要再添个煤气灶。由于父亲不允许我们利用他的职位搞特殊，我们只能按部就班地向有关营业所申请，不知跑了多少次才解决。事后，煤气公司知道我是申葆文的女儿后说，你们早点打个照呼不早就可以解决了吗?

　　让我终生难忘的是父亲对自己后事的处理。父亲病重给我们留下遗言，他死后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收礼，把遗体全部捐献给医学研究。由于遗体是全部捐献，“龙华”也不会有他安放骨灰盒的位置。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父亲认为，活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要为人民服务，死了也不必惊动更多人，把遗体献给医学研究，为人民作最后一次贡献。

　　父亲的点点滴滴生活小事，处处闪耀着光芒，成为我们生活的楷模，也是值得我和我的后代永远记住和学习的。今天农工党召开纪念会，也同样寄托着全体农工党人对我父亲深深怀念之情。我十分感谢农工党。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