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之日，也是第一个国庆日。那时我刚10岁，小学四年级学生。因为上海刚解放，学校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少先队，所以连红领巾还没有戴上。

　　这年秋天，家里的大喜事是祖父张元济先生接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的邀请，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共商建国大事。祖父是前清翰林，参加过戊戌维新运动，后来他长期主持近代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创造了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辉煌。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战火和后来的内战，这家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老字号到解放前夕经营已十分困难。1948年，他当选为当时第一批院士。就在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上，他当着多位国民政府要员发言，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后来他坚定地留在了上海，迎接解放。祖父8月底得到被邀请的信息，来自他的好友陈叔通先生。陈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多年，是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此时已先期到达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祖父一则为即将迎来他一辈子所期望的祖国和平、统一、强大的新历史时期而兴奋不已，二则又因为年事已高，担心体力不能承受。他与家人（主要是我的父亲张树年）商议后，回了陈叔通一信，请他代为辞去政协代表。信刚发出，市政府交际处梅达君处长来访，正式传达了中央的邀请。过了几天，陈叔通又来信，告知全国政协代表名单是毛泽东主席最终拍板决定的，祖父这才决定北上出席会议。离沪前，他请我们家最信任的内科专家乐文照医师做了一次体检，又到一家私人诊所拍了X光片。结果除了血压偏高之外，其他都属于正常。由于祖父的年龄原因，大会同意由我父亲全程陪同。父亲在新华银行工作，总经理王志莘是金融界的一位进步人士，对此非常支持，让父亲请了一个多月的公假。

　　9月6日下午，商务印书馆派车来，随车还有一位工作人员，帮助提行李，把祖父和父亲送到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集合，然后代表们集体乘车到北火车站，乘火车北上。

　　祖父到北京后是很繁忙的，先是参加代表小组会议，主要讨论后来交大会通过的《共同纲领》稿及酝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同时祖父在会议间隙的时间里，会见了许多新老朋友。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事前主持会务和秘书工作的周恩来到六国饭店看望，并同意发给父亲一张出入证，让他随时陪同祖父出席各项活动。侨界知名人士司徒美堂是最年长的代表，出席大会时用了一根拐杖，但谢绝工作人员搀扶。祖父年龄居次，连拐杖都不用，这成了记者们感兴趣的佳话，我们在上海的报纸上看到了这则大会花絮。9月30日大会闭幕，祖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统计选票时，代表们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

　　10月1日下午，开国大典，全体政协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祖父在父亲陪同下，早早来到城楼边。那时天安门还没有安装电梯，他们沿着七十余级的台阶，拾级而上，然后走到城楼西端，刚站定，就有工作人员搬来一把椅子，请老人就座，父亲站在他的后面。3时正，典礼开始，大家一起聆听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那洪亮的声音，一起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行注目礼。接着，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将军陪同下，检阅陆海空三军，阅兵式的步兵、炮兵、骑兵、海军、坦克、装甲车方阵依次经过天安门。阅兵式后，是群众游行。天安门前，欢呼的人群自东向西为列队而过。下午6时，年老的代表先返回旅馆休息。那天祖父心情特别激动，习惯于早睡的他，听到窗外游行队伍的欢呼声，久久不能入眠。他披衣而起，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

　　昨日会推元首，我公荣膺大选，为吾国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鸦片迫强售于我，林文忠焚毁，乃愿辄于半途，酿成江宁条约之惨。桎梏百年，贫弱日甚。后虽设禁，终多粉饰。我公发奋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前贤，铲绝根柢，一雪此奇耻。谨呈上《文忠政书》全部，聊附壤流之见，藉伸祝颂之忱。伏乞莞存，曷胜宠幸。敬贺荣庆，顺颂康宁，伏维垂�b。第二天，他请商务印书馆买得一部版本上佳的林则徐著作《林文忠政书》，连同信件一起交由大会秘书处转呈。10月5日，毛泽东有回信：

　　菊生先生：大示并惠书两函均已收到，谨谢厚意。敬祝兴居佳胜，并候树年世兄健进。毛泽东十月五日开国大典之后，祖父出席了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回到上海已是10月20日了。

　　祖父和父亲返沪之后，白天忙于各自的工作，晚饭时全家围坐一桌，是听他们讲述京中见闻的最好时间。他们讲到毛泽东主席先后两次的接见，一次是9月19日下午，邀祖父和程潜同游天坛。那天午后祖父休息，父亲独自去天坛游玩，不想陈毅来旅馆陪同祖父到天坛，毛主席在那里迎候。父亲也正巧遇到了他们。在休息时的茶座上，毛主席问起当年光绪皇帝召见时的礼仪，又谈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10月11日晚上，毛泽东又邀祖父和周善培在中南海寓所便饭，宾主畅谈了新中国的建设方针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问题。饭菜都是家常菜，在座还有陈毅、粟裕等湖南籍人士，都喜欢吃红辣椒。祖父看到最高领导人用餐时，旁边没有服务人员，各人都自己添饭，回到上海，立即改变了以往家里午餐、晚餐都有保姆为他添饭的老习惯。

　　父亲在餐桌上讲述的有这么几件事：政协代表的代表性十分广泛，有不同的界别，如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军队、文艺、宗教、妇女等各界，又有上起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国内革命战争、抗日、解放战争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而祖父是戊戌变法时期唯一一位健在的老人。他又说为什么代表大会称“第一次”，选出的全国政协委员称“第一届”，第一届委员们开会又称“一届一次”等绕口令似的名词。他还说《共同纲领》是在中国还没有完全解放，还没有条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时的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纲领。这些对于我这个小学生来说，听得一知半解，但多少懂得了一些以前没有听到过的政治知识。从北京带回来两件东西：照片和纪念邮票，至今仍保存着，照片有2组，一是祥保姊和王岷源姊丈拍摄的。祥保姊是祖父长兄的孙女，自幼由祖父抚养，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大学任教，这一年祖孙在北京相聚，特别高兴。他们陪同祖父游了故宫和北海，参观了那时还在北京城里沙滩的老北大校址，以及在他们家中，都留了影。第二组照片是毛泽东主席邀游天坛时记者们拍摄的，记录了宾主游览祈年殿、皇穹宇、回音壁、圜丘坛，以及皇穹宇围墙外九龙柏边休息茗茶的全过程。照片中有陈毅、刘伯承、粟裕等人民解放军将领，有起义将领程潜、陈明仁等。拍摄者中有新华社著名摄影记者侯波女士。1990年代，她到我的家乡浙江省海盐县参观张元济图书馆时，见到墙上悬挂着的几张照片，高兴得叫了起来，说：“瞧，这一张是我拍的！”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张元济研究著作，包括传记、年谱、研究论文集等，陆续刊登过其中不少照片。纪念邮票是新中国第一套纪念邮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编号为“纪1”，那是1949年10月8日发行的货真价实的原版票，肯定不是几年后的“再版票”。还有几套华北解放区的纪念邮票―――1949年10月1日之前，解放区各大行政区各自分别发行邮票。那时我刚开始集邮，小小邮册中只有一些从信封上浸泡取下来的印有孙中山头像的民国普票。这几套邮票，几十年来一直是我的珍藏。

　　还有一厚册当时全国政协代表大会的纪念册，有《共同纲领》的全文，全体代表的相片―――按界别，每人一张标准像，另有各界别的团体照，以及会场、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和阅兵式的场景。这是一本十分完整的史料集。若干年后，父亲将它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那时，父亲每三天给母亲写一封信，报道几天内活动的详细情形。可惜家中没有一个人有史料意识，作为普通家信，看完也就处理掉了。原始史料的损失，无法弥补。要不然的话，一定会使得本文再增加不少篇幅。（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