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国共两党政权易手大局已定，荣家企业决策层对企业的去留必须迅速做出决断。荣德生于2月曾派人秘密去苏北解放区，实地考察中共对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的实施情况，因此他拒绝工厂南迁，表示留在家乡。4月他搬进在沪的新宅。当时荣毅仁已兼管申新纱厂的业务。荣毅仁回忆：“我也不愿做白华(指反对革命政权而逃亡国外的华人，作者注)，又受到父亲的影响，也就在犹豫中决定留下来了。”此外，二哥尔仁曾对四弟毅仁说：“我们两人总要留一个”。后来荣毅仁对二哥说：我留吧。事后他把家眷也从香港接回上海。最终，与荣德生一起留下来的，有四子荣毅仁和七子荣鸿仁，显然荣毅仁的担子更重。

 

　　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经济环境极为严峻，因解放战争尚在内地推进，交通不畅，物价混乱，币制动荡，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以及国民党飞机的滥施轰炸，投机活动难以抑制，大部分企业陷于半停顿状态，其中“二白一黑”（指大米、棉花和煤炭）直接影响沪四百余万市民的日常生活，而拥有全市近60%的纺锭的华资私营棉纺织业深陷困境。此时，申新在沪的六家纱厂该如何摆脱困境？荣毅仁果断作出大胆而明智的选择：找人民政府。

 

　　为了能恢复生产，荣毅仁曾多次走访华东纺管局、贸易部、人民银行等机构反映企业困难，还主动提出了不少解决困难的办法，如供应原料、收购、定货、加工、包销、贷款等等。“凡是我提出的办法，只要对生产有利，能够维持生产，度过困难的，政府总是迅速地同意照办，从没有受到过留难。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事情，使我感到很快慰”。没想到，一扇神秘的大门就此在他眼前徐徐开启，很快他就有机会与市政府领导人面对面地接触。

 

　　1949年6月2日，市政府在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召集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据与会者周而复回忆，“陈毅同志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要打倒的只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本，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要受到保护。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的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会场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到会的产业界人士接二连三地抢着发言，座谈会持续近3个小时。大家依依不舍地向陈毅市长握手告别，陈毅市长满面笑容，亲切地说：你们今后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可以约谈。

 

　　荣毅仁也应邀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在会前，他经人介绍，与陈市长曾握手寒暄，对陈毅市长留下不寻常的第一印象，他“身穿一套褪了色的布军装，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徽。乍一看，与我在马路上见到的众多普通解放军战士几无差别”。当然，更让荣毅仁感兴趣的是陈毅市长坦诚的讲话。晚年荣毅仁回想这段往事，若干细节仍历历在目：“陈市长说话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铿锵有力，给人以信心和希望。他性格豪爽而幽默，态度随和而诚恳……这次会议使我开始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也开始认识了共产党人。”那天，荣毅仁还结识了副市长潘汉年，感到对方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没想到几天后，潘汉年就约荣毅仁见面。那次见面不是在办公室里进行的严肃谈话，而是一次朋友间的私人聚会，地点在盛康年岳母家中。大家吃着点心，喝着咖啡，随便地聊了起来，从企业生产、市场行情和经济状况，谈到个人的家庭、经历和爱好，不知不觉中，荣毅仁“开始有了对共产党人的新的认识……以后，我同潘汉年同志的交往日渐加深，经常互相串门，聊天谈心”。

 

　　其间，令荣毅仁难忘的还有两件事。

 

　　1949年底农历岁末，因为要发双薪，有一个工厂发不出，工人有意见，跑到荣毅仁家里来讨要，荣毅仁因此无法回家。结果潘汉年知道后，亲自安排荣在上海大厦住下，然后请市委书记刘晓同志出面，要上海市总工会负责人向工人们做解释工作。经过一天一夜，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另一件事是在推销1950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时候，荣毅仁代表荣氏各企业认购了12万份公债，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其实1950年国家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原本分配给上海推销额3000万份，占华东4500万份的2/3，占全国1亿份的1/3弱。到3月31日，全市认购3068万余份。截至4月13日，共交款2267万余份，其中工商界交款1914万余份。曾任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梅达君后来在《在解放初期的日子里》一文中回忆道：陈毅市长为此曾邀请几百位工商界人士到中国银行楼上开会，动员认购，“荣毅仁先生当场认购了很多。哪里晓得到交钱的时候，却交不出来。问他为什么当时要认购那么多，他讲了心里话：‘我荣毅仁不认购多一些，别人还会认购多少呢？’潘汉年同志就要我们进行调查。我们一了解，荣毅仁所说的确是实情。潘汉年同志就如实向陈毅同志反映，陈毅同志又立即向毛主席报告。不久，陈云同志来到上海调查了解情况。潘汉年同志也如实向陈云同志反映了情况。通过调查，陈云同志充分了解了上海工商界的实际情况，回京以后，就削减了上海的认购公债任务。”

 

　　短短半年，与市人民政府领导们交往，使荣毅仁对市长们做事实在、待人坦诚的工作作风有了切身感受，他感到惊喜、温暖、亲切。往后，荣毅仁与新市长们的接触、共事机会渐多，彼此间的了解、信任、体谅也渐渐习以为常。

 

　　随着市政府相关机构、制度的建立，荣毅仁也参与了市政府的多项社会活动。1949年8月3日上海市第一届一次各界代表会议举行，代表的名单由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商定，荣毅仁是工商界的代表之一。在市一届三次各界代表会议（1950年4月～12月）上荣毅仁成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当选工商组第一召集人。在市二届一次协商委员会（1950年10月～1951年4月）中，他担任地价评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市三届一次协商委员会（1953年2月～1955年5月）中，他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作为工商界代表之一，直接参与市政领导机构立法、管理活动已渐成为荣毅仁的工作之一。1950年5月，上海申新纺织厂总管理处成立，统一管理在沪的申新一、二、五、六、七、九厂（后无锡申三、广州第二纺织厂加入），荣德生任管理委员会主席，荣毅仁任总经理。此刻的荣毅仁也是市政协新代表，他的会务活动地跨沪、京，他的视野、思考、舞台日益拓宽。

 

 

　　1950年初春，上海私营企业为维持继续生产，急需迅速恢复融资渠道。在4月下旬市一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在沪工商界人士就融资问题，向市政府提出种种建议。荣毅仁也在发言中联系实际，表现出与人民政府协商合作的诚意与明智。

 

　　5月，荣毅仁以特邀代表身份赴北京，代表上海工商界参加中央税务会议并第一个发言。当时的财政部薄一波部长，听不懂荣的口音，几次要他讲得慢一点，以便把意见记下来。荣毅仁一面感到有点难为情，一面又深深地为领导干部这种谦虚和认真的作风所感动。

 

　　会后荣毅仁还列席全国第一届政协第二次会议。会前，毛主席宴请参加会议的部分民主人士，潘汉年提议并带着荣毅仁出席。这是荣毅仁第一次见到毛主席。6月10日那天，当代表们走进颐年堂时，毛主席已站在门前热情迎候。当潘汉年把荣毅仁介绍给毛主席时，毛主席握住了荣毅仁的手说：“荣先生来了，欢迎你！”还问他：“老先生（指荣德生）好吗？”此时，荣毅仁初进中南海的拘束感顿然消释，“仿佛站在我面前跟我说话的不是一位大国大党的领袖，而是一位相识已久的师长”。

 

　　北京之行给荣毅仁很大的触动，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不仅需要关心荣家企业的利益，也应该关心国家的利益。1957年，他回想这段经历时认为：“那时（我）提意见的出发点大半还是为了私营工商业的利益，没有考虑到国家的利益。这两次会议给我的教育是极为深刻的，它使我在思想上缩短了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距离。会后我觉得，以后光讲做生意是不行了，还要多懂些道理。我回到上海，就和朋友们一起，选择了‘七一’党的生日那一天，成立了学习组织，学习国家的政策和一些马列主义理论，想学懂一些政策和理论，才能好好地跟共产党走。”

 

　　1950年冬季，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截至12月14日，上海工商界已签订爱国公约的占全市同业公会总数的2/3。荣毅仁代表申新职工提出捐献10架战斗机的计划，工人与资方签订爱国增产捐献合同，后共捐献12架。12月16日清晨风雪交加，天气奇冷。上海工商界组织了15万工商业者的队伍，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荣毅仁作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宣读了上海工商界《致全国工商界电》，还高举上海工商联的大旗，引领工商界的游行队伍。他的左侧是胡厥文，右侧是刘鸿生。经上海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由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委员（30人）名单产生，荣毅仁成为市政府委员之一。

 

　　1950年代初期，荣毅仁在上海有幸结识了市长新朋友，这也是市长们之幸、上海之幸。他在晚年回忆与潘汉年的交往时认为，“大家一方面是工作关系，一方面建立了个人之间的朋友关系，成为知己。时隔多年，我常想，潘汉年同志同我的经历和背景有很大差别，为什么很快成为知己，最重要的一点，应是我们相聚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双方都很坦诚，心是相通的。”

 

 

　　全国范围的“三反”“五反”运动于1951年底拉开序幕，持续到1952年。

 

　　“五反”运动刚开始时，涉及了荣毅仁掌管的部分企业，这让他内心焦虑矛盾，一面检查自己，一面又要安定各个企业负责人的情绪。据薄一波回忆：“在对上海72家较大的工商户定案处理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如果都定为违法户，就谈不到继续同他们合作，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也有很大程度上落空的危险。我和陈毅同志商量后认为，可视他们的政治表现，适当从宽处理。”“荣毅仁先生当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划到哪一类？我和陈毅同志反复商量过。陈毅同志说，还是定为基本守法户好。我同意他的意见，并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又转报毛主席。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

　　1950年代前期，荣毅仁尽管以工商界代表身份，不时在上海、北京参加重要的会议，他的第一身份仍是私营大企业的老板。当时工商业公私合营的进程以搞运动的方式层层推进，势不可挡。上海先是组织约20万私营工商业者学习爱国守法，1953年又通过总路线的学习，使私营工商业者初步看到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的趋势，认识到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步骤。

 

　　截至1954年8月前，上海有2000余户私营工厂申请公私合营。在申新系统，广州二厂厂长在征得荣毅仁同意后，于1953年12月首先向广州市委递交公私合营申请书（1954年6月正式批准）。1954年3月18日申新总管理处授权总经理荣毅仁办理无锡申新三厂的合营手续。荣毅仁当天向无锡市人民政府提出合营的申请。1954年4月申新86户股东开会决定由总经理荣毅仁申请办理公私合营手续。当时，在沪申新系统的公私合营手续虽未办理，但荣毅仁的选择早已明确―――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人心所向”。

 

　　1955～1956年城乡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急速推进。1955年10月27、29日毛泽东主席两次约见工商界的代表人物谈话，勉励民族资产阶级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荣毅仁聆听了毛主席的谈话，在发言中他讲了荣家的发家史和父辈在旧社会办实业的坎坷经历，认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光明前途。这番话表露出荣毅仁的坚定选择。

 

　　11月16～24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召开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工作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据薄一波回忆，在16日的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谈到荣毅仁时说：“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

 

　　1956年1月初，就在公私合营的大潮袭来的前夜，毛主席亲临上海视察荣毅仁的企业。荣毅仁回忆：“1955年10月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我又见到毛主席，我向他表示，希望他能抽点时间到上海去。他说，去倒是去过，只是没有公布。1956年1月初的一天，我正在上海公司里上班，突然接到陈丕显同志的电话，要我速回家中。我匆匆赶回，丕显同志已在那里等我。他说：‘毛主席来上海了，要来视察申新九厂，我们马上去厂里’。我们到申新不久，毛主席坐着汽车来了。他一下车就对我说：‘我来了’！当时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想不到在北京对他讲的那句话，他竟记在心上了。”毛泽东在车间观看女工操作、了解产品情况，这也是毛泽东一生中视察过的唯一一家私营企业。

 

　　1956年1月1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传出首都郊区实行农业合作化、市区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两大喜讯。1月20日，在上海市公私合营大会上，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荣毅仁和盛丕华一起，代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向曹荻秋副市长提交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会后，上海各界十余万人在人民广场集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全市有50万人冒雨游行。此时荣毅仁的内心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历史性跨越，义无反顾。继北京之后，全国大城市和50多个中等城市，于1月底全部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后，申新总管理处由荣毅仁任总经理，他说“要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我现在的‘志’”。 

 

 

　　1955年12月17日~24日，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进行。

 

　　当时，荣毅仁是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在会上坦陈心声：“我虽然是个资本家，但我深深认识到剥削的可耻，决心接受改造，最后放弃剥削。我确实感到是和大家共同生活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中间，我可以理直气壮地称呼大家为同志，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尊称，而确实表达了我诚恳接受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志愿。我所经营的企业虽然已是合营了，但还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改造，以至最后变为全民所有。在这中间我所得的利润，一定以投资企业、购买公债等方式支援国家建设。我个人并愿意在群众的监督之下，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做一个真正的同志。”

 

　　在公私合营企业内部，公方与私方的关系既是合作者，又是改造者与被改造者。荣毅仁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想到一个问题：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阶级关系有了调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可否成为非对抗性矛盾？可否用相应的方法来解决呢？他反复思考后，在1956年6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上，提出上述想法和问题，希望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给以理论上的指导。在全国人大的一次小型会议上，他还向毛泽东请教这一问题。毛泽东风趣地说，你倒蛮会动脑子、提问题的。这一问题提出后，引起不少争论，有的报刊还开辟专栏进行讨论。

 

　　1956年12月10日全国工商联在北京召开会员代表大会。会前，毛主席在12月5、7、8日花了三个晚上，分别找部分代表谈话，也谈到关于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工作安排问题。毛主席说“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现代化的，不是手工业的……这一点工人不大了解，应该向工人说清楚”。“对资本家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物质问题，一个是思想问题。物质问题就是有职有权的问题，有工资可拿，拿到工资能生活。思想问题要资本家改造自己，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但使用老经验，而且使得他们能够发展新经验。譬如荣毅仁年纪轻轻的，这种人来日方长，还可以学新的经验”。毛泽东的这一谈话，使荣毅仁的工作岗位很快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1956年12月28日-1957年1月9日，上海市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会议期间，陈毅同志从容走上台为荣毅仁“助选”，他说：“毛主席给了我一个特殊的任务，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他诙谐地说：“实不相瞒，他已是我的要好朋友之一，我要以老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因为他确实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发挥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哩。”他还举了一个实例，有位法国大资本家访问中国时，指名要和荣毅仁单独用英语会谈，事后这位客人对陈毅说，谈得很开心。原来荣毅仁告诉这位客人，荣家人生活仍然很优裕，又不担心敲诈绑票，工作的、读书的都感到有奔头，所以更想为国家民族多做点事，也给荣家多留下一点好名声。钞票再多，对荣家来说也不过加上几个圈圈，实在没啥意思了，倒宁愿把定息拿出来每年替国家新开一爿纱厂。陈老总讲到这里问大家：“你们说把荣毅仁选上副市长该不该？”一席开心话使会场顿时出现欢声笑语。随后，经过票选，荣毅仁当选上海市副市长。

 

　　荣毅仁当时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引用了陈云讲过的一句话说：“从一个资本家转变到国家的公务员，是一个很好的、唯一的道路。”“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们辛苦勤劳地为国家人民服务，不计个人利害得失，这种忘我的精神，我一定要经常用它来要求自己，衡量自己。”“我相信我能够做到守职尽责，努力做一个人民的勤务员，不辜负人民对我的信任。” 

 

　　当选上海市副市长后，荣毅仁分管轻纺工业，与常务副市长曹荻秋同志经常接触。

 

　　1958年“大跃进”的高潮期，上海市委、市政府组织的万人检查团，下基层进行全面大检查。总团长是常务副市长曹荻秋，荣毅仁是副团长之一，并兼任嘉定分团团长。在三个月里，荣毅仁几乎跑遍了嘉定县，察看生产情况。他在参观徐行乡大石皮大队的棉花丰产田时，对写着“亩产皮棉1200斤”的一块纸牌有疑问，曾询问随行的张乡长：“1200斤收得到吗？”张乡长告诉他，按一株能有200多铃子，约可收籽棉2斤推算，一亩3000多株，约可得籽棉6000斤，100斤籽棉合30~40斤皮棉，因此可得1200斤皮棉。荣毅仁听后只说了一句：“嗯，这样算倒也对。”回到徐行后，他对张乡长说：“搞试验田，高产是会有的，大面积推广恐怕会有困难。”他向乡里提出个人看法：小面积试验要积极，大面积推广要慎重。事隔30多年，张乡长还清楚记得荣毅仁的这番话，认为“看来他当时的头脑还是冷静的”。

 

　　在嘉定县徐行公社检查工作时期，还发生了另一件让荣毅仁难忘的事。

 

　　1958年搞“大跃进”，在上海掀起了一阵大炼钢铁的狂热，不少人把一些住宅的大铁门卸下，把客厅壁炉的火砖和铁框拆下，拿去炼钢。荣毅仁觉得，这样做并不能炼出真正的钢，反而把本来有用的东西，化成了一堆废料，就向荻秋同志反映了这件事。曹听后当场没有表态。但是，隔了两天，卸铁门拆壁炉的事停下来了。

 

　　1986年，荣毅仁在《忆曹荻秋同志》一文中写道：这件事发生在整风反右之后，“左”的气氛笼罩着中国大地之际，足以说明荻秋同志的胆识和品质是何等难能可贵。

 

　　荣毅仁在上海市政府的从政实践不足三年，他的办公室在市府大楼（今外滩浦东发展银行）4楼最好的房间，是一个套间，东南朝向，临窗可以眺望外滩浦江西侧街景。 1959年10月荣毅仁被调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但他在第四（1962年7月至1964年9月）、五届（1964年9月至1967年2月）上海市人大会议均连任副市长。“从那以后，我每次回上海，只要市人委开会，就必定通知我参加。”

 

　　1959年初秋，荣毅仁离开上海，举家移居北京。时年43岁的他回首往事曾赋诗：“一事无成两鬓斑，似水流年不复还，龙驹乘风追日月，挥戈�c年未为晚。”1959年国庆之夜，荣毅仁应邀携带家人登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烟火。毛泽东把荣毅仁叫到身边，询问他调到北京任纺织部副部长后的工作和家庭安置情况。并对他说：“北京不出知识，真正的知识在下面。”“顺应时代发展，把握自己命运”，这是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送给荣毅仁的一句话。50年代的上海，见证了荣毅仁从棉纺织经营走向城市行政管理领导岗位的转身，也留下共产党人勤勉、务实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