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界称呼妇女同志一般以“大姐”相称,汤蒂因也不例外,人们以“汤大姐”相称。汤蒂因的名声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流传,1943年有一本《中国名人年鉴》,里面配照片有一整版汤蒂因的介绍,此后的几十年,凡谈到女工商业者,汤蒂因总是绕不过的弯,殊不知这位“汤大姐”曾是民建上海市委第一至六届的副主委。
在城内石皮弄度过的童年
汤蒂因,原名汤萼,曾用名凤宝、招弟、兆棣、碧珍,生于1916年1月31日(农历乙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江苏吴县人,父亲汤根泉,起先在城内侯家路玉器公所做掮客,积了一些钱,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小型的棉布批发店。母亲席秀贞以家务为主,汤蒂因有个哥哥,一家4口住在城内石皮弄一幢一开门二层楼连过街楼的石库门房子里,该屋是她父亲出资顶下的,她家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石皮弄是条南北向不长的小路,位于城内中部偏西,北至北石皮街,南至现在的复兴东路,当年叫肇嘉路。石皮弄上有久兴里、同安坊、德兰宝坊等里弄。汤蒂因家住德兰宝坊16号,她的童年在石皮弄度过,以现在的方位认定,大致在如今的复兴东路、河南南路太阳都市花园这一带。1925年,到了上学的年龄汤蒂因,进入城内有点名气的万竹小学读书。万竹小学是她成名以后常常提到的学校。
上海滩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各种诱惑扑面而来,踌躇满志的父亲见异思迁,离开了家庭,母亲心里非常难受,为了供养兄妹俩,母亲不得不把过街楼及二层楼房间和亭子间都分租出去,每日上午还将客堂间租给姓张的中医做门诊所,做起了二房东,收点房租。这样一来,母亲只能住客堂背后,汤蒂因和哥哥挤在阁楼上。当然,光靠房租收入是不够的。母亲不时帮人家做点针线活补贴家用。
汤蒂因小学毕业后,因为家庭因素,不能继续上学,于是准备找工作。某天,上海《新闻报》刊出了一条招聘广告,福州路“益新教育用品社”欲招收5名女店员,文化程度要求初中毕业。汤蒂因心想,自己小学程度能否一试,她写了一封信,信中恳切希望能给她一个面试的机会。回信很快来了,同意她去应考。结果她被录用了,那年1930年,她刚满14岁。
从石皮弄到福州路“益新”
进入“益新”的汤蒂因被分配在金笔柜台,这一分配,竟然让她从此与金笔结下了不解之缘。益新教育用品社位于福州路,福州路以前叫四马路,四马路是东西向的马路,“益新”近山西路(今山西南路),门面在马路的南面,按1947年《上海市行号路图录》的标识,“益新”在福州路401号,就是沿杏花楼向西走二三十米,现为上海古籍书店。昔日的老房子已经改建成具有现代气息的玻璃外立面的商厦,但依稀能透析出当年号称“四大文具商店”的那股气息。汤蒂因从石皮弄到福州路,是从学生到职员、从城内走向城外,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转变。
汤蒂因很勤奋,每天早早来店,很晚回家,她利用工余时间将熟读的价目表和商品一一对应,经过3个月努力,汤蒂因在柜台上应付自如,她不仅对柜台里的金笔价格和性能熟记,而且能视顾客的地位和身份,提出深得他们满意的建议,让每个顾客都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她和顾客渐渐地熟了,与他们慢慢地交上朋友。有些顾客到店里来,有时什么也不买,仅仅是为了来看她一眼,聊上几句。店里回头客的增多,使金笔的销量迅速上升,这便引起了老板的注意,开始对她另眼相看。1931年春汤蒂因升任门市主任。1932年春又升任进货部主任,短短2年连升两级。
转个弯,在聚源坊创业
汤蒂因的才干,确实赢得了老板欣赏,老板更欣赏的是她的人,想娶她做小老婆。老板原本想人财两得,可是被汤蒂因拒绝了,那是她进“益新”的第四年,这件尴尬事成了她的心结,而且老板并没有彻底死心,仍想继续说服她。在这种情况下,汤蒂因悄悄下了离开“益新”的决心,而且,她决定要自己当老板!
1933年,汤蒂因离开了“益新”,在石皮弄自己家里客堂间开起了文具批发店。门口挂了一块“现代物品社”的招牌。她聘请原在“益新“当文书的乐厚卿和一位姓方的会计,另外雇用了2个练习生,加上哥哥和自己6个人,靠积蓄的1000元和厂商赊帐调度头寸。经过3年惨淡经营,终于站住了脚跟。随后,汤蒂因集资5000元,由独资改为合伙,请乐厚卿当经理,自任协理。
1935年春,现代物品社从城内石皮弄迁到租界福建中路聚源坊。起先在聚源坊3号,1937年春,由于业务扩展,迁至聚源坊4号。聚源坊靠近福州路,实际是“益新”向西拐个弯,门牌号是福建中路140弄。聚源坊的房屋是三开间二层楼的石库门,这时地盘大了,职工人数也增加到10多人。
正当汤蒂因满怀信心,积极发展自己开创的业务时,“八一三”炮声响起。由于日机对城内一日数起的轰炸,汤蒂因的母亲、哥嫂以及乐厚卿一家都惊慌地逃到租界,迁至聚源坊居住。未几,日寇占领城内,石皮弄她家房屋在战火中化为灰烬。战火蔓延,交通阻塞,现代物品社对外地的批发业务几近停顿,货款收不回来,店里职工和汤蒂因全家20多人的吃饭都成了问题,此刻,汤蒂因心里十分焦急。
在昆明借缪云台公馆开分店
光是焦急不解决问题,汤蒂因想起了曾在“益新”时认识的一个年轻人毕子桂,他在上海生活书店昆明分店当经理,于是设法向西南地区发展业务、扩大销路,开设昆明分店。到了昆明,经毕子桂介绍,汤蒂因租用位于昆明华山南路93-94号的房屋开店,这个房屋是云南财政厅厅长缪云台的公馆,起先毕子桂已经租用华山南路90-91号,也就是汤蒂因现代物品社昆明分店的隔壁,当年昆明的门牌号不以单数或双数分别排列,而是按序数排列,汤蒂因的店门为93-94号,中间92号为一家珠宝玉器店,毕子桂的店门是90-91号,两家连得很近。
在昆明,汤蒂因自任经理,又雇了个当地练习生和一个烧饭的老妈妈。开业前后,她运用在上海时的营销方法,向昆明市和云南各县以及邻近的四川、贵州等地的文具店印发了价目单。这些地区的文具店,过去与上海的现代物品社都有过往来,当时他们正缺少货源,收到价目单后都来要货,她的批发生意在西南打开了局面。除了批发、门市之外,汤蒂因还把生意做到军政机关、学校及群众团体。这些单位内迁过来的人居多,知道汤蒂因是上海来的,乐于与之做生意。
从1938-1940年,汤蒂因前后3次往来昆明上海等地,在那个岁月,已届谈婚论嫁的汤蒂因与同龄人毕子桂有过一段恋情。当她第三次到昆明车站时,她的目光落空了,每次他必来接的呀,这次……,她怅然若失。
回到店里,一位职工告诉她:“毕先生去世了。”这对汤蒂因犹如晴天霹雳,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平时精力充沛,英姿勃勃的他,难道真的离开人世,她心痛如绞。原来毕子桂患的是盲肠炎,送进医院已经是病势危殆,不幸又遇敌机来袭,全市停电,在手术台上停止了呼吸,年仅25岁。
这个消息、这段恋情,给她人生太大的打击,也成为她终身未嫁的原因。她在昆明呆不下去,再次回到上海,以至留在那里的100多箱文具全部遭殃。恋人名字有个桂字,每当桂子飘香时,她总要折一枝桂花插在床头花瓶里,以寄托哀思。毕子桂生前爱好绿色,认为绿色是生命与希望的象征,他的喜爱变成了她的喜爱。她的衣着,室内布置以及店面装潢大多用绿色。后来,她开的工厂取名绿宝金笔厂,或许多少带有纪念他的意思。
卡德路三慰村的岁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上海租界,1942年起,汤蒂因独资经营,招牌加了“教育”2字,改为“现代教育物品社”。为了维持上海店铺,她派了2个职员装运一批货去重庆跑单帮。之后,她靠从重庆带回来的2000美元和店中原有存货,加上厂商和亲友的帮助,在卡德路三慰村弄口,盘下新造房子楼面一层,开设“现代教育物品社门市部”。
卡德路今为石门二路,这条路历史悠久,早在1869年就筑成其路,1943年改为嘉定路,1946年改名为中正北二路。1950年以河北石门(今石家庄)地名命名。三慰村是卡德路132弄,现代教育物品社门市部是卡德路130号,近北京西路,如今这些房屋都被拆迁,现为静安雕塑公园,静安雕塑公园有一块路牌,路牌标识为石门二路128号,汤蒂因当时开设的门市部大致就在这个方位。
卡德路门市部开张之际大造声势,吸引了许多中小学生。但这些小顾客来买的大多是簿子、铅笔、橡皮之类小商品,不但利润薄,营业额也有限。不久,她又从美国“派克蓝宝金笔”受到启迪,据此依样画葫芦,向一家吉士自来水笔厂定牌“绿宝金笔”,在笔尖上小斜方块里嵌上绿色,以“绿宝标记,永久保用”为号召,在报纸、路牌,尤其是广播电台大做广告,作为独家经销。
抗战胜利后,汤蒂因决心自己筹资开厂,1947年元旦她以聚源坊房屋为场地开设了绿宝金笔厂。
建国初住永福路123-125号
解放前后,在聚源坊的房屋因办厂,居住不方便,汤蒂因一家迁往永福路123-125号,是一幢独立的花园式洋房,现在为上海教育出版社所在地,只是沿街改为门面,作为书店营业之用。
建国后,在党的教育下,汤蒂因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参加赴朝慰问团。1951年经宁思宏、李伯龙2位介绍加入民主建国会,1953年3月被选为民建上海市分会委员。1956年3-4月,在京召开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大会期间,上海出席会议45名女性民建会员建立了临时民建小组,汤蒂因和胡子婴、董幼娴3人被推为召集人。同年5月,民建上海市委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汤蒂因被选为副主任委员,之后她连任至离世。
绿宝金笔厂先与两个小厂合并,后与华孚金笔厂合并,成为驰名中外的英雄金笔厂的前身。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汤蒂因被任命为制笔公司私方经理,并任中国制笔协会副理事长。她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期间,多次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毛主席称她为“金笔汤”。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汤蒂因分管民建工商联培训工作,先后创办上海工商专业进修学校、上海工商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后提议并创办上海工商学院,在人员安排、经费、校舍等方面都花了很大精力。1985年汤蒂因患乳房癌,住院期间仍关心办学事业和制笔行业的发展。1988年3月25日在上海逝世,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