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临委会参与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并提出“联共”建议。同年11月20日，“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图为参加“临时代表大会”成员合影

十九路军抗战场景

补山精舍，当时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此秘密商议举事的场所，现舍内为福建事变展厅，省级文物单位

今年正值福建事变80周年，回首八十年前的这段往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农工党员为抗击外敌，为谋求中国的民主化道路不怕牺牲、努力探索的身影。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邓演达被捕已有一个月，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处在被国民党当局残酷迫害中。临委会以极大的悲愤制定了《对时局的宣传大纲》，谴责中国统治阶级“勇于内战而怯于外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领土，明确提出了“倒蒋抗日”的政治口号和十条“倒蒋抗日”的行动纲领，要求全党“负起领导全国广大的农工平民大众推翻反动的南京政权统治以抗日救国的责任”。北平、广东等省市组织响应临委会中央号召，组织党员深夜出动到大街小巷发传单、写标语，进行反蒋抗日的宣传。

     1931年邓演达的牺牲，给农工党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为实现邓演达遗志，黄琪翔临危受命，担负起领导责任，与章伯钧等领导不断输送农工党干部到十九路军工作。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简称“十九路军”），前身是邓铿为师长的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在北伐战争中有过战功，平时注重训练，能走善战，有“铁脚夜眼神仙肚”之称，部队精锐。邓演达曾为这支部队立下汗马功劳，师长李济深曾说：“没有仲元师长的伟大和毅力，就不可能有革命的粤军第一师，并为其他部队的模范；没有择生（邓演达）同志的忠贞和热诚，就不能有团结巩固的粤军第一师，并坚定地为革命事业效命。”在参加“福建事变”之前凭藉官兵的爱国热情，在军中散发邓演达的著作《邓择生集》，宣传农工党的主张。

     邓演达与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曾经是同学或同事，黄琪翔也曾经是他们的上级，利用这些关系进行上层活动。农工党在十九路军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开展活动，许多官兵受农工党影响加入农工党组织。正如陈铭枢所说：“在当时，十九路军确有一些第三党党员，有的是比较重要的骨干。”如：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长徐名鸿、旅长云应霖都是农工党党员。十九路军上下，一向视邓为同路人，故对农工党党员从不排斥，没有一点隔阂。当时的《世界日报》报道说：“十九路军之中坚将校，殆全部与第三党发生关系矣。”故十九路军黄琪翔陈铭枢等，乃能共冶于一炉。

     1931年冬，国民党政府调蒋光鼐、蔡廷锴率十九路军守备淞沪，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中，军长蔡廷锴深受影响，亦有救亡的愿望。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人黄琪翔与蔡廷锴是北伐时期第四军的老战友，关系很好，彼此了解颇深，此时在上海又毗邻而居，相互经常对时局进行商讨，黄琪翔力主抗战，两人都认为不抗日不足以图生存。当何应钦电告蔡廷锴“退出上海市区，以免冲突”时，蔡廷锴拒不撤防。1932年1月28日，日军入侵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反抗。十九路军的壮举使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弥漫全国的悲观情绪为之一扫，因而得到举国上下的积极声援和支持。黄琪翔一面策动黄埔军校出身的人员自动参加抗战，一面组织临委会成员组成义勇军，编入十九路军补充一团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黄琪翔亲临前线，协同蔡廷锴指挥作战。临时行动委员会还组织了后援队，发动群众进行募捐、慰问等活动支援抗战。丘哲在上海创办《自卫》杂志，宣传抗日，并动员海外华侨捐款支援前线。3月2日，临时行动委员会发表《对上海事件紧急宣言》，宣布16项反蒋抗日的行动纲领，明确提出蒋介石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同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击碎这双重束缚的镣铐，建立全国农工民主的政权。”十九路军英勇奋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苦战月余，终于在国民党政府的绞杀下失败，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之后，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是“剿共投降”还是“联共抗日”？蔡廷锴经常到黄琪翔家商讨有关问题。黄琪翔建议与共产党取得联系，“联共”才能联合全国的抗日力量同仇敌忾，共御强敌。60多位在上海的临委会成员陆续到达福建，与十九路军一起在当地开展工作。临委会负责人黄琪翔、章伯钧等出席了李济深在香港召开的筹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会议，并根据会议决定，于同年11月抵达福建。临委会100多位干部汇集福建，参加“人民政府”的筹建工作。

     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黄琪翔领导的临委会、李济深等国民党左派势力以及福建地方反蒋力量，在福州南校场(今五一广场)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黄琪翔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主持会议，致开会词，会上通过了由彭泽湘起草的《人民权利宣言》。大会选出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蔡廷锴等11人为人民政府委员，推举李济深为主席。22日，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宣布脱离国民党，与蒋介石政府决裂。临委会领导成员在福建政府中担任了许多重要工作：黄琪翔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参谋团主任（即总参谋长），章伯钧任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土地委员会主任，丘哲任经济委员会委员兼贸易委员会主任，麦朝枢、万灿、詹显哲任政府秘书。郭冠杰任延津省（福建政府下辖4省之一）副省长等职务。《人民权利宣言》刊出后，《大公报》发表时评说：“观前日大会通过之纲领，显以第三党之主张占十之八九，是目下闽局，实在第三党支配之下。”

     到达福建的临委会成员日益增多，组织不断壮大，工作十分活跃。这时，福建事变领导人认为，“整个国民党为蒋介石所把持操纵”，成为“残民卖国之手段”，所以十九路军的将领们均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同时参加事变的各党派的领导人决定组织“生产人民党”，在李济深、陈铭枢等所有国民党员联名声明脱离国民党后，为顾全大局，经反复磋商，12月11日，临委会以“中央干部委员会”名义，在福州《人民日报》登出《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宣告解散启事》（策略地不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称）。参加福建事变的各党各派，都参加了“生产人民党”。

     蒋介石出动大量陆海空军向福建进攻，福建人民政府奋力抵抗，但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江董琴等5位临委会党员壮烈牺牲。福建人民政府于1934年1月宣告解体。福建事变虽遭失败，但其意义是重大的。福建事变领导人明确提出了“联共、反蒋、抗日”的方针，并颁布了一系列民主主义政策法令，同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同时也推动了国民党革命派的进一步团结和将来的进一步与中共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