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7日,是上海解放65周年。
65年前的5月25日,清晨,上海市区一些早出门的市民走到马路上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他们看到了什么?以至于匆匆忙忙的跑回弄堂大呼小叫起来──马路两边睡着许多军人的事在弄堂里传开了,有一些市民聚在一起站在远远的看着议论着:看穿的着装样子与先前几天的国民军勿一样……侬看!头上戴的勿是美式钢盔,军帽上已经勿是青天白日的帽徽了,许多军人中分不出谁是官谁是兵,军衣上满是尘土绑腿上还沾着泥,看上去很累很疲劳他们睡的很熟很香……那就是人民解放军进军上海时,不住民房,而全体在马路上露宿的壮观场景,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时的真实情况。
然而今天,却很少有人知道,当时这一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决策,与一个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的建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人就是解放后上海市第一任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副市长盛丕华。
应邀北上北平
盛丕华先生(1882-1961),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解放前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兼民建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等。全国解放前夕,他应中共中央邀请,赴北平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在北平期间,盛丕华参加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参与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的制订,并为上海的解放提供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
1949年初,上海解放前夕,盛丕华先生接到中共中央邀请,赴北平参与新政协筹建工作。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他与同是中共邀请对象的儿子盛康年于2月15日一起乘车到达吴淞码头,登上早已准备好开往香港的一艘外商轮船,同船共行的还有黄炎培等一批民主人士。这次计划完全是中共地下党精心组织安排的,船是包租的,先去香港。在香港期间,盛丕华与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和中共代表潘汉年、许涤新接触,促膝谈心,深受启发和教育。
3月23日,在中共地下党有关人士的陪同和照顾下,他们由香港乘船到达天津,受到天津市市长黄敬的隆重接待。25日,他们乘专车到达北平,董必武、李维汉等中共领导到站台迎接,安排他们住在六国饭店(后改名北京饭店)。当天下午,他们参加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检阅人民解放军的仪式,晚上又被邀请参加中共中央庆祝和平解放北平的盛大宴会。
在北平期间,盛丕华先生下榻的六国饭店112号房间经常来客不断,最频繁的要数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秘书长齐燕铭。由于盛丕华先生是事业有成的上海工商业家,他创办过房地产公司、饭店,担任过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常务理事、银行经理、董事及上海总商会会董等职,阅历丰富,大家谈论的中心议题有都市房地产问题、交易所问题、金融财政、上海的劳资关系等。盛丕华先生畅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想法,指出利弊得失。李维汉建议盛丕华先生能否先就都市房地产问题拟订一些条例和办法,盛先生愉快地接受下来,他认为这是中共对自己的极大信任,也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从3月31日至4月4日,他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翻阅了大量资料,写成《都市房地产处理办法草案》,涉及产权、使用权转移,捐税及接受对象,敌伪房产处理办法等。
建议不住民房
4月21日开始,人民解放军全面向江南挺进,解放了一座又一座城市,上海的新生已为期不远了。
中共中央为使上海这座国际性的大都市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接连举行了多次讨论会、座谈会。4月15日,毛泽东在他办公的北平香山双清别墅专门宴请从上海赴北平的民建领导成员以及工商业者黄炎培、盛丕华、包达三、孙起孟、胡子缨等13人。席间,盛丕华提供了有关上海经济方面的情况,并提出最好能组织一个熟悉上海工商业情况人士组成的顾问团,随南下部队一起进入上海,这样就能有利于上海经济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毛主席听了“甚以为然”。嘱勉民建为解放上海提供更多的建议和意见。不久,中共中央内定潘汉年为上海市副市长,率顾问团随军南下,而盛丕华的长子盛康年等则作为顾问一起赴沪。
在座谈会上,盛丕华先生还就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住宿问题提出了建议,借鉴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时在住宿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认为城市住宅不像农村那么宽敞,与当地人民合住实在不便,他主张最好是先与当地开明人士协商什么地方有空屋可以借住,然后就与该业主商借比较恰当。最后大家提议:可以与各同乡会或公所等团体商量办理。中共中央听取了此建议,急告即将进入上海的人民解放军前线部队。当5月25日人民解放军进军上海时,就出现了不住民房,而在马路上露宿的现象,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给上海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制定“入城守则”
在渡江战役之前,第三野战军为此制订颁发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当中共中央收到陈毅关于“入城守则”的草案后,毛泽东在来电上批复了8个大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时任23军69师205团团长的秦镜也曾回忆:“部队模范地执行了城市政策纪律,在市区内一律不进民房,全部露宿在马路街头,谢绝一切物资慰劳。”为了不影响市场供应和金融秩序,解放军入城后,一律不允许在市区买东西,甚至部队吃的饭菜,也是在几十公里以外的郊区做好,再送到市区。
5月底6月初,正是江南的梅雨季节,蒙蒙雨中,疲惫至极的战士,就这样和衣抱枪,整夜睡卧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两侧。胜利之师的仁义之举,令上海百姓感动不已。其时移居上海的著名人士竺可桢,曾在日记里记下了当时的点滴情景:“26日。下午三点起微雨,子夜大雨……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
当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夜里攻入上海市区,第二天居民晨起开门而发现解放军官兵全部露宿街头时,对中外舆论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震撼力。当时美国合众社的报道也记录了当时的场景:“中共军队军纪优良,行止有节,礼貌周到……虽然有许多大厦是大开着,可以用来做军营,而中共军队仍睡在人行道上……”
《大公报》则报道了一件小事:“某对新人定于25日在新生活俱乐部结婚,婚礼正在进行,解放军到了,来接收这个国民党机构。新人宾客进退维谷。不想解放军很客气地说‘你们结婚’,站在一旁等待。等到礼毕,又等到宾客们进完茶点,司仪宣布终场,解放军才进场接收。”
严明的军纪,感动了平民百姓,也令上海的商贾大亨们动容。“我的车开到一个路口,有位解放军战士告诉我,前边还有战斗,不安全,要我别过去,态度和气诚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解放军。”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曾这样回忆。当时,荣毅仁是上海三新银行董事兼经理、上海合丰公司董事、江苏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在荣氏家族中举足轻重。1949年年初,荣氏父子心情复杂,荣毅仁的太太杨鉴清已托人在香港租好房子,准备在“形势紧迫”时,迁居香港。而这一天的见闻以及随后解放军的城市政策,让荣家留了下来。
伴着感动与惊叹,上海市民同自己的军队见面的场景却是在“睡马路”中迎接上海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