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那个夏天，民盟先贤赵超构作为新民报记者，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访问。单从“西北参观团”这个名称看，似乎和延安关系不大。由此可见，延安这个地名，在国民党统治区几乎就是个禁词。斯诺的《红星照耀着中国》，为什么中译本取名《西行漫记》，就是这个原因。实事上，新民报原来指派去延安的是浦熙修，可国民党宣传部一见这个名字，便以“女人不便”为由拒绝了。据《赵超构传》作者张林岚先生考证，国民党方面看到赵超构这个名字很开心：“就让这个聋子记者去吧。”不料就是这个两耳重听，操一口难懂的温州官话的记者写出了《延安一月》。

　　70年后的今天，重提《延安一月》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我以为有的。

　　就说中共吧，作为一个革命党，她当年的宣传极为成功。比如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揭露，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批判，对“四大家族”的揭露，“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五一口号”的公布，无一不是成功的事例。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年的宣传存在着“矫枉过正”，于是出现了现今一些人对历史的“反思”，甚至出现了对蒋介石和他统治下的民国的“推崇”。回过头去，看一看民盟先贤当年的作品，无论是黄炎培的《延安归来》，赵超构的《延安一月》，还是陆诒的《战地萍踪》，都是客观公正，生动鲜活，至今仍有很强的吸引力。说到陆诒，我想补充几句。他当年和范长江齐名，是著名的战地记者，1938年起任《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可后来退出了。为什么呢？陆诒的儿子亲口告诉我，1943年其父采访沈钧儒先生，请他谈对当时热火朝天的宪政运动的看法。谁知文章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时，却多了一段沈老没有讲的话。陆诒找到修改他稿件的那位领导，与之争论，以为此举违背了新闻记者的底线。据陆公子说，这是他父亲退出的重要因素。试想，如果赵超构当年在中共的报刊工作，遇上一位如此这般的领导，他在《延安一月》中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的生动描述还能保留吗？

　　当年让延安闻名天下的作品有三部，一部是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着中国》，另外二部，就是本文所说的《延安一月》和黄炎培1945年7月访问延安后写的《延安归来》。斯诺是美国人，他的作用暂且不说。可黄炎培和赵超构的作用就不能不说了。它让我想起了习近平同志九十年代写的“忆大山”，其中有一句话，大意是大山是个民主人士，他在文化人中起了独特作用。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独特作用。然而，环顾当今，民主党派究竟能够发挥多少独特作用呢？尽管主流媒体加大了对民主党派的报道，但那些署名文章和各种活动究竟有多少特色呢？由此我不能不想起已故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他当年是这样向民盟成员介绍中国政党制度的：咱们有一位先烈闻一多，他的名字就可以说明中国的政党制度，那个“一”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那个“多”就是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多党合作。这样的言语是多么亲切，多么自然啊！

　　如果说赵超构的《延安一月》70年前，起到了中国共产党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的话，那么70年后的今天，作为中国的参政党，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从《延安一月》的成功中汲取经验，为实现“中国梦”发挥独特的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