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学东渐以来，对中医的异议和妄加指责素来有之，其中一次还与上海直接相关，这就是82年前轰动一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中医废止案”。翻阅旧档案可以看出，当时，上海名医通过报章杂志等种种渠道，号召全国各界齐心抵制，并前往南京请愿，终于成功将“中医废止案”废止，并将每年的3月17日定为全国中医界的节庆日。

　　壹通过议案废止中医

　　由于早年追随孙中山反清斗争，后一直在孙中山身边受重用的汪精卫，在孙逝世后成为国民政府重要人物。中山舰事件后，汪以“养病”为借口潜离广州出国。然而1927年，他在一片“迎汪复职”呼声中回到上海，并前往武汉的国民政府主持工作，成为政治领袖。为维护自身权力，汪精卫标榜科学，试图彰显革新派领袖形象，四处宣扬“旧弊务黜”的“革命高调”。在一系列“国术贻害国人”论调中，国医被推到了废与存的生存危机中。他专门发表一篇极具蛊惑煽动力的长篇演讲提出：“中国卫生行政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医中药，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不能算是革命。日本能强大，全靠明治维新，明治维新能够一新民间的面貌，就是废除汉医汉药，所以卫生会议要负起全责拟定议案，交由政府执行，才算完成革命大业。”

　　有了汪精卫的摇旗呐喊，在1929年2月南京政府召开的第一次大规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废止中医”作为重要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此次会议氛围颇为吊诡。首先，与会委员、各中央级和省市医院的院长、各医学院校长及各省卫生署、各市卫生局长官等共120人出席，几乎清一色西医出身，大会经费由几家外国大药厂出资赞助。因此，会议轻松通过一份由时任上海医院医务长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议案，并通告全国，“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则一日不变，卫生行政则一日不得进展。”《废止案》规定，将处置现有旧医，禁止报刊杂志刊登有关介绍旧医的广告或新闻，也不准旧医学校继续开课。

　　贰名医在沪酝酿对策

　　汪精卫的发言和《废止案》的出笼，经南京和上海两地新闻界报道，迅速在社会上炸开了锅，一片哗然。业者咒骂西医做得太绝，扼杀中医活路；病家责怪卫生部胡来，偏听偏信，数典忘祖；还有的埋怨国民政府刚成立就出此下策立威，实是昏招。

　　南京总商会和上海总商会首先迅速反击，沪上医师也各尽所能。1929年2月14日正月初五这天，张赞臣（农工党员）和谢利恒、丁仲英等沪上名医齐聚老城厢的五芳斋，讨论如何平息甚嚣尘上的“反中医”逆潮。张赞臣后来成为上海滩一代杏林大家，谢利恒、丁仲英则是沪上知名青年中医师陈存仁的恩师。很快，这次私人聚会产生巨大反响，最后竟发展成一场全国性的巨大风波，史称“中西医之辩”，又称中医“存废之争”。

　　陈存仁和张赞臣分别是两家中医报刊《康健报》和《医界春秋》的主编，前者除了悬壶济世，还是世界书局等单位的常年医药顾问，为上海滩中医界十分活跃的人物；后者则出身医学世家，是上海国医讲习所和中国医药研究所创始人。两人利用手中的订户资料，在全国300个县市中，每县市选择两名对象，以正在筹备中的上海中医协会成立大会的名义，以速度介于电报和普通信件之间的“快邮代电”业务，把过去较少联系的国内中医界人士组织起来。同时，中草药药师张梅庵还提议，上海中医中药界集体停业半天，先召开一个抗议大会造势并募捐，为全国中医抗争活动募集经费。

　　1929年2月21日，上海1000名中医停诊，中药店也有几百名老板和职工赶来，齐集抗议大会，六马路（今北海路）上用作会场的仁济堂施诊大厅水泄不通。张梅庵学着“五四”街头游行的方式，带领大家高呼口号。最后，被大家委托为挂帅人的上海中医学校老师谢利恒讲话，把发往全国的通电大声朗读一遍，宣布3月17日在上海总商会召开全国中医抗争大会。与会者一致赞成，慷慨解囊，当场募集资金4000多元。之后，陈存仁还写了一份新闻稿，分别送往各报社发表，谢利恒等则分别向总商会、各行业工会、各地旅沪同乡会等社会团体通报有关情况。次日起，不仅有五家报社进行报道、配发社论，众多社会团体也发表了声援通电。

　　上海的动静传到南京，反对中医者坐立不安，也在报纸上发表言论，中医则针锋相对，西医去哪家报馆，他们也马上赶去，同台辩论。眼看中医风头愈来愈盛，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亲自上阵，以党国要人身份写稿发给各家报社，限定次日见报。陈存仁闻讯赶到申报馆看到样稿后，连夜写稿反驳，送往各报社，次日，除了两家报馆外，其他报纸都把两篇稿件同时刊出。

　　叁全国医师组团抗议

　　3月17日，全国中医救亡大会如期在沪举行，15省243个县市的中医代表共281人在上海总商会礼堂济济一堂，上海中医与中药界人士也想全部到会，无奈会场容量有限，大家就在会场内各自悬挂标语声援。会上，有些代表提议，应立即组织请愿团赶赴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取消废止中医的倒行逆施！发起并主持此次大会的谢利恒被推选为首席代表，隋翰英、蒋文芳、张梅庵、陈存仁等四人也当选。山西代表时逸人还提议，各地代表来沪受到上海同行免费接待，大家也应捐款作为请愿费用，同时筹备组建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改进中医中药受压制的现状。大家踊跃捐款，募集资金2000多元，足够路费开支。

　　3月21日，请愿团离沪赴宁，出发前，他们已邀请宁沪两地常给国府要人看病的著名中医陆仲安和张简斋两人当顾问。出发时，上海中医药界代表和中医学校师生共千余人到火车站送行，乐曲震天，闪光灯不断闪烁，车站广场十分热闹。列车行至苏州，同车的苏州中医代表盛邀请愿团与前来迎送的苏州业界人士见面，双方集会、游行、聚餐，直到深夜1时，备受鼓励的请愿团才搭乘另一班火车继续前进。列车到达镇江前，镇江中医中药界的代表已赶到月台，因人数太多，甚至还有一名小孩被踩踏身亡。为此，请愿团所乘的列车到达镇江时，请愿代表被要求不得离开火车，以免他们下车后进一步引发混乱。

　　22日破晓，请愿团抵达南京，受到热烈欢迎，出口处还特意铺上象征中医的杏黄色地毯，火车站外的广场上聚集了数千人参加欢迎大会。

　　请愿团在旅店略作梳洗，径直来到国民政府求见主席蒋介石，门卫要求他们先通过卫生部约见时间。争执中，陆仲安直接打电话给他认识的蒋介石生活秘书吕�筹，吕秘书很快来到门房，他虽表示蒋主席当日确实无暇接见，但同时又补充说，主席也不赞成废止中医，听了这话，代表们心中踏实不少。请愿团随即来到行政院，行政院长主动表态决不能废止中医，让谢利恒当场为他把脉开方。次日，新闻照片和处方刊登在一些报纸上，请愿团声势大振。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长戴季陶、国民党秘书长叶楚怆、国民党元老林森等也先后表达他们对中医中药的支持。盛产中药的四川省给国民政府来电称，废止中医，四川中药失去销路，必招致民心大乱。此时，四川尚未完全归附南京政府，四川来电，国民政府不能不特别小心。事情越闹越大，国民政府训斥西医出身的官员，再跟中医闹别扭，卫生费政府就不管了。23日，蒋介石接见请愿团时也表示：“我对中医绝对拥护，你们放心好了。小时候，我有病都请中医看的，现在也常服中药。”接见虽只有短短5分钟，风向却向中医急转。

　　肆请愿任务大获全胜

　　主张废止中医的官员们坐不住了，卫生部长薛笃弼派人来见请愿团，希望他们提交请愿书，以便薛就坡下驴，改变口径。请愿团却不领情，薛笃弼只好再次派人奉上请帖，请五人次日赴宴。席间，薛笃弼一改往日对中医的态度，几次表示，自己绝不会实施《废止案》，相反，还聘请谢利恒、陈存仁为顾问，增强与中医的联系。至此，请愿任务可以说取得了全胜。

　　25日，请愿团启程返沪，南京中医药界热烈欢送，沿途，请愿团又把连夜准备好的《请愿经过报告书》在宁沪两地车站散发，次日，各报均在显著位置报道。他们返回上海几天后，国民政府批谕，命令将卫生部禁止中医的“前项布告与命令撤销”。不久之后，国民政府还成立了中央国医馆，专门负责中药中医的管理和研究。国医馆成立之初，即大力推动中医立法。他们征求了卫生部两位中医顾问的意见之后，几易其稿，提出国医条例草案。

　　上海西医界眼见中医势头愈发强盛，也四处请愿，找到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1935年，汪精卫给时任立法院长的孙科写信称：“此事不但有关国内人民生计，亦有关国际体面，今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前在中政会议已再三痛切言之。今此案移送立法院，惟盼吾兄设法补救，是所至祷。”不过，孙科和立法委员们明辨是非，不为所动，《国医条例》顺利通过，卫生部根据这一条例，正式成立委员会。

　　这次大风暴过后，中医界将在上海召开全国中医救亡大会第一天的日期3月17日定为“国医节”。此后，每年3月17日全国中医界都举行“国医节”纪念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