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治中心东移，民建总会从重庆迁到上海。

　　1946年至1950年，民建总会在沪期间，与上海民建地下组织一起，经历了重大的历史抉择和腥风血雨的斗争考验，迎来了上海解放的曙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应有贡献。

　　今年12月16日是民建成立70周年。特刊此文，以资纪念。

　　文/王国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12月16日，一个新的政党――民主建国会，在陪都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宣告成立。

　　随着中国政治中心东移，1946年4月12日，民建总会迁到上海雁荡路68号，与雁荡路80号的中华职教社为邻。民建许多会议都在中华职教社举行。时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曾在中华职教社与民建总会领导共同探讨对时局的看法及表达中共的观点。民建总会创办机关刊物《民讯》，宣传她的政治主张，对推动会务起了很大作用。

　　图为雁荡路68号现貌

　　参加反内战赴京请愿团

　　1946年的上海，成了各民主党派政治活动的中心。面对蒋介石扩军备战，上海掀起了反内战的群众斗争浪潮。

　　1946年6月，上海各界组成赴南京请愿团，此图为请愿团成员合影。左起：篑延芳（民建）、胡子婴（民建）、盛丕华（民建）、张�N伯（民建）、阎宝航（民建）、雷洁琼、包达三（民建）、马叙伦

　　5月5日，民建、民盟等53个人民团体组成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民建推胡厥文等3人为代表，参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工作。15日，民建举行会员座谈会，认为“和平不能等待，要人民去争取”，正式通过推派代表晋京请愿的决定。21日，民建在《联合晚报》《大公报》《时代报》《中华日报》上发表题为“挽救国运解决国事为永久和平呼吁”的文章，指出“在这国家安危所系千钧一发的关头，我们更热望全国同胞，赶快拿出主人翁的身份，一致起来为奠定永久和平而努力！”22日，民建举行会员座谈会，通过了欢送本市人民代表赴京请愿吁请和平案，决定全体会员到火车站欢送代表并参加反内战游行。23日，以马叙伦为团长的上海人民赴京请愿代表团从上海北站乘火车出发。请愿团的10位代表中，盛丕华、张�N伯、包达三、阎宝航以及代表团秘书胡子婴、罗叔章，随行人员胡实声都是民建会员。当代表团晚上7点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攻殴打,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这一事件，使民建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坚持内战、镇压人民的真实面目，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可信赖的。

　　反对美国对蒋军售物质

　　1946年7月，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撕毁旧政协会议通过的“五项决议”，派军队进攻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

　　8月10日，美国新闻处发表美国特使马歇尔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联合公报”，宣布调处失败。13日，民建发表《对马歇尔特使及司徒雷登大使联合公报的意见》，刊于《联合晚报》《文汇报》《时代报》《时事新报》，并译成英文分送上海各外文报社和马歇尔、司徒雷登。意见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实有重加检讨之必要。” 31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剩余物资购买合约》，美国政府将价值2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国民党政府，变相支持蒋介石打内战。9月7日，民建发言人发表“民主建国会反对签订中美物资协定的谈话”，严正指出：“在民主统一的联合政府未成立以前，美国任何片面援助，后果都只有加重我们国内的纠纷，不独有损于我国人民利益，而且有损于美国人民的利益。”谈话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起来要求国共双方立即停止内战，重开政协会议，依据政协决议来解决当前一切政治、军事问题，不让这次美国让售的剩余物资被利用为扩大内战，屠杀人民的工具。”

　　从9月23日至28日，民建会同工商协会、金融界民主促进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等13个人民团体开展“美军退出中国周”活动，民建由章乃器、王却尘、陈钧作为代表，并推张�N伯、胡子婴、罗叔章等人进行筹备。在活动周中，连续招待了中外新闻记者、中外工商界及国内文化、教育、妇女界人士，宣传美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美军必须撤出中国领土的主张，并致电联合国和美国政府。胡子婴还撰写了《“美军退出中国周”的世界观》一文，刊登在《大公报》上。

　　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对于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发挥了积极配合作用。

　　反对召开“国民大会”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同时，以“改组政府、制定宪法”为诱饵，企图拉拢民主党派，孤立共产党。当时，各党派是否参加“国民大会”，已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在国共两党斗争中何去何从的分水岭。

　　11日，蒋介石为争取中间势力，决定会议延期召开，并派陶希圣、张群、钱新之、杜月笙轮番做黄炎培的工作，动员他参加国大，时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雷震还到黄的寓所拜访，但都遭到黄炎培的拒绝。国民党在1946年11月15日单独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一党宪法”。

　　12月31日，民建与民进、九三学社等11个政团联合发表声明，一致认为“一党宪法”是将“人民送上死路，国家送上绝道”。

　　1947年1月3日，民建召开常务理事会议，通过《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会反对国民党召开国大通过宪法的决议》，再次表明了民建反对“国民大会”的态度。

　　继“国民大会”之后，国民党又进行了“改组政府”的骗局，蒋介石拉拢了民社党、青年党和某些“社会贤达”参加了“国民政府”，称这个政府是“多党”的政府。4月22日，民建针对国民党“改组政府”发表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内战中改组的政府，哪里说得到政协路线和扩大政府的群众基础”，并表示中国要走上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独立、进步的道路，“只有重新恢复政协的精神和原则，组织全国统一的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彻底实行和平建国纲领。”

　　开展地下斗争

　　1947年5月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声称：“民盟及其化身民建、民进、民联等党派，已为中共所控制，其行动均遵循中共旨意。” 7月上旬，“国民大会”通过了所谓“国家总动员案”，并颁布“戡乱动员令”。随后，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北平等地逮捕、屠杀了大批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10月27日，国民党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建从成立之时起，就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因而倍受迫害和镇压，民建会所数度被查抄。

　　为保存实力、积蓄力量，民建总会决定由公开活动转入地下分散活动。11月18日，黄炎培、盛丕华等11人在上海鸿英图书馆商讨会务，决定以隐蔽方式加强原来的会员小组，用青建、莫建、包建、寰建、康建、修建、核建、纪建、轮建等名称为代号，留沪主要成员则以社会人士身份参加或影响其他可以公开的团体。采用工商界自发形成的一种集会形式――聚餐会，继续开展活动。集会时间、地点不固定，出席人数视情况而定，也不以行业分界。民建核心层的活动也经常替换使用各种代号跨组进行，也有不用代号的。有时邀请一些著名人士参加，共同交换意见。有时请社会上进步人士作专题报告，分析国内外形势；或介绍中共政策、介绍解放区情况，使大家了解工商业的发展前途；或传播人民解放战争的消息，使大家提高认识，增强信心，消除国民党反宣传的影响。这些经常举行的聚餐会，联系了群众，团结了会员，稳定了人心，鼓舞了斗志。还以滚雪球的方式，不断扩大团结面和联络网点，对民建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许多工商业者就因为参加聚餐会活动，受到教育，消除疑虑，陆续参加了民建。

　　随着形势的恶化，上海处在白色恐怖之中，黑名单到处流传，爱国民主人士不断被捕。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地下工作，民建总会于1948年11月15日在红棉酒家召开留沪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推出处理会务全权代表黄炎培、胡厥文、盛丕华3人，负责组成上海临时干事会（简称临干会），承担民建总会和上海分会所赋予的职权，领导和组织会员开展地下活动。临干会经常在秘密联络点开会，交流情况，商讨工作。还以“民立公司”名义联络各民主团体。干事们则利用各自的条件和关系，开展工作。临干会的地下斗争也得到了中共地下组织的支持和帮助。

　　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及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民建秘密举行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决议赞成中共“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联合政府的行动纲领，很快得到在香港设有总部或有代表机构的民主政团的响应。当时，黄炎培在上海获得消息后，曾与张澜等商谈响应的事宜。5月14日，盛康年由香港带着沈钧儒给张澜、黄炎培的信回到上海，介绍了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行动和立场。随后，民建于5月23日夜秘密举行了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赞成中共五一口号，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

　　这个决议，是民建在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民建政治立场、政治纲领的转折。它实际上宣布民建放弃了最初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在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中，最终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立场。

　　建言城市接管之策

　　一九四九年，民建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候补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合影。前排左起：沈子槎、黄炎培、冷�y、杨卫玉、胡厥文，二排左起：章元善、陈巳生、胡子婴、陈维稷、孙起孟、盛康年，后排左起：章乃器、莫艺昌、施复亮

　　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中共中央两次致电中共华南分局，邀请在上海和香港响应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与爱国民主人士代表进入解放区，共同商讨筹备召开人民政协和组织联合政府等问题。在上海的民建总会接到邀请后，黄炎培、胡厥文、盛丕华协商决定，推派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代表民建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秘密策划和精心安排下，民建总会主要领导黄炎培、盛丕华、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吴羹梅、包达三、王却尘、张�N伯、俞寰澄、胡子婴、盛康年等分批离沪北上。于3月底，先后到达北平。中共领导就解放上海和接管上海的问题与在京的民建领导举行了多次讨论会、座谈会，恳切希望熟悉上海情况的民主人士一起探讨将会出现的各种情况和问题。盛丕华建议：鉴于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时在入住民宅上产生的问题，认为城市住宅不像农村那么宽敞，与当地人民合住实在不便，主张最好是先与当地开明人士协商什么地方有空屋可以借住，然后与该业主商借比较恰当。中共听取了此建议，急告即将进入上海的人民解放军须严明纪律，不住民房，露宿马路。盛丕华还为上海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起草了《上海市劳资关系暂行处理条例》，撰文《工业意见及货币问题》，为中共制订有关政策起到了积极作用。4月15日，中共毛泽东主席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宴请黄炎培、盛丕华、章乃器、施复亮、包达三、孙起孟、吴羹梅、胡子婴等13位民建领导成员及工商业家。席间，盛丕华提供了有关上海经济方面的情况，并提出最好能组织一个由熟悉上海工商业情况人士组成的顾问团，随南下部队一起进入上海，这样就能有利于上海经济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毛主席听了表示赞成。不久，中共中央内定潘汉年为上海市副市长，率顾问团随军南下。

　　为解放上海出力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3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上海解放在望。次日，在北平的黄炎培通过电台广播，呼吁上海同胞一致团结起来，掀起和平运动，迎接上海解放。5月25日，在上海的胡厥文冒着流弹横飞的危险，迅速通知临干会干事何萼梅、朱德禽把早已准备好的《欢迎人民解放军宣言》送往报馆。

　　1949年5月27日，民建在《商报》发表《欢迎解放军宣言》

　　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商报》刊登了民主建国会《欢迎人民解放军宣言》，呼吁全市人民协助解放军接管大上海，着重提出上海工商业者要维持并恢复生产，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许多民建会员走上街头，迎接人民解放军，送茶送水送毛巾，表示对人民解放军的崇高敬意。

　　在上海的民建会员利用各自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为上海的解放作了大量工作。民建上海临时干事会常务干事黄竞武以中央银行稽核的身份，联系和团结金融界人士，揭露国民党政府把大批黄金、美钞运往台湾的内幕，并积极收集“四行二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汇局）的情报，对驻沪的中央税警团团长进行策反。后因策反泄密而被捕牺牲。会员姚惠泉、陆勋利用与建造上海四郊碉堡的陆根记营造厂的关系，设法得到碉堡图纸，及时送往人民解放军。一些会员利用职务关系，团结上海纺织界技职人员，组织印刷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中共文件，用写信的方式向群众宣传中共政策、时事形势，分发宣传资料，组织消防队，保管工厂的账册、图纸，保护工厂的物资和机器设备等。姜化民在中纺十七厂的护厂斗争中，被捕牺牲。民建常务理事郑太朴应中共邀请去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从上海乘船取道香港途中，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积劳成疾，经抢救无效而亡。上海解放后，黄竞武、姜化民、郑太朴被追认为烈士。

　　结束在沪使命

　　上海解放，民建活动由地下转为公开。5月28日，民建总会决定陕西北路186号为会址，在《商报》上刊登公告,要求民建会员速来登记报到。29日，在上海的常务理监事和临干会商定：把上海临时干事会扩大为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会）。30日，假中华职教社举行上海临时会员大会，常务理事胡厥文作“临干会在地下斗争时期”的工作报告，并发布《告会员书》：“现在上海已经解放，新上海建设工作与解放军继续向南追剿，均须吾民主人士肩负更加繁重的工作，举凡协助接管，加紧生产，动员人民，支援前线，吾人应努力贡献其力量。凡我同志，务希各就各位，为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而奋斗到底！”

　　1949年5月28日，民建总会决定陕西北路186号为会址

　　7月6日，民建总会常务理监事会议决定：撤销临工会代行总会职权的权力，明确临工会是上海分会的临时代行职权机构。至此，民建总会结束了它在上海的使命，于9月27日迁至北平。

　　后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民建总会于1952年7月第二次扩大会议作出决议，更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