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上海闵行区浦江镇恒星村。父母给我题的名字是“凌坤余”，到部队后，首长认为我的名字太封建，帮我改了名字，叫“凌世民”。后来“擅离”部队到地方，怕受追杀，就改名为凌行青，直到现在。我是个抗战老兵。可是由于抗战胜利后，我们的部队开始与八路军、新四军“自相残杀”，此时我“逃离”了部队。

　　1939年春，我逃过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浦东设立的封锁线，从上海到浙江金华，19岁的我报考国民革命军，和被录取的同学们长途跋涉一个半月，到达湖南榆树湾，参加宪兵教导团2年的军事训练。结业后编入宪兵二十团一营一连当战士。在教导团受训期间，就是团长汤永咸为我改的名字，我的连长是叶冠军。我入伍后，填了一张表，发给《党员守则》，就成了“中国国民党党员”，奔赴云南昆明西山，担任蒋介石行辕的保护任务。

　　那时处在血雨腥风的抗战时期，二十团奉命奔赴云南保山、惠通桥、畹町、大理等地执行保护抗日“国际运输生命线”―滇缅公路的任务。当时驻印远征军副总指挥是郑洞国，新一军军长、38师师长孙立人。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一部分宪兵翻过野人山到达印度，部队退驻大理整训。整训完毕后奉命赴印度，参加“中国驻印远征军宪兵独立第六营”，成立宪兵独立第三营，我被提升任班长，担任训练新兵的任务。后又在兰姆伽、丁苏伽、利多等地监察部队的军容军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宪兵独立第三营调驻上海虹口大连路、榆林路一带，我奉命率一个班的战士押运大批车辆、武器、弹药等国际援华物资，从印度利多，经过缅甸的曼德勒、密支那、八莫等地，走过滇缅公路，吃尽千辛万苦，克服千难万险，终于把物资送到昆明部队。数月后，宪兵司令部派车将我和战友们送到湖南常德，后乘轮船到南京，又转火车到上海部队报到。

　　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我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十分不满，我绝对举不起枪来瞄准昔日一条战壕里打小日本的战友。就改名“凌行青”，悄悄逃离宪兵部队，托人介绍到上海泗泾路24号“协兴公报关行”任业务员。1949年，全国解放后，我担任组织员、48组联会劳保主任，在长兴岛围海造田。1961年，国家遭受自然灾害，我响应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主动报名回乡支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怕招惹麻烦，把所有的国民党宪兵的证件、资料、制服等等全部销毁了。

　　回到农村后，我当过小队会计、大队畜牧场副场长、大队调解委员，直到退休。退休后，又被上海黄陂托运站及长沙托运站聘请，帮助搞托运和集装箱管理直到2010年。

　　我今年95岁了，在9月3日“中国人民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看到许多抗战老兵们，也许其中有我的战友，我心中很高兴。我怀念那些为国捐躯的“抗战老兵”，我能活到今天，已经很幸运了。在每年的8月15日那天，我总要在家里烧上一桌“浦东老八样”，斟上一杯水酒，祭拜那些牺牲的战友，低着头给战友们拱拱手，口中默念：祝愿健在的战友一路过好，故去的战友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