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校的时候都很钦佩刘大杰先生（农工党上海市委原副主委）的，因为他才华横溢，学识兼茂。据一些老学长说，刘先生以前经常跟学生讲他的丰富经历，比如到过巴黎啦，巴黎怎么漂亮啦，说得很像回事。思想改造的时候要填履历表，结果履历表里没有这些内容，别人就觉得他是不是有所隐瞒。而他自己觉得面子上也有点放不下，就去跳黄浦了，不过是到人很多的地方去跳的。随后他觉悟提高了，挖掘思想很深刻，他说解放前自己有段时间嗜赌，在家里苦练掷骰子，家里练得不错了，但一去赌场还是输，输了又想翻本，结果输得更惨，后来生了一场大病，就把坏毛病戒掉了。因为他讲得很生动，就被当成思想改造运动中进步的典型，让他现身说法到上海各个高校去宣讲。朱先生在沪江大学听过他宣讲，后来给我们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刘先生真能说话，他讲到赌场里的情况，诸如有好吃的东西，有漂亮的女人，显得五光十色。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文学发展史》三卷本开始陆续出来，中文系多数学生不管经济怎么困难，总是出一本买一本。该书梳理的线索很清楚，文字又漂亮，大家对刘先生非常崇拜。可是书出不久，又要批判了，中文系《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会开了多次，时间延续好几个月。有些人上去批判他也不是很在理，刘先生头脑很清楚，应答得都在点子上，所以总是刘先生道理比较充分，批判他的人反而下不了台。1968年落实“一批二用”政策时，苏步青、谈家桢、周谷城和刘先生四个人要互相批判，刘先生脑子真清楚。批判周谷城的时候主持会议的工宣队领导先问：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周谷城想了半天讲不出来，苏步青、谈家桢也讲不出来。刘先生说：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是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人民的精神。讲完大家都点头嗯嗯，就过关了。

　　刘先生平时很平易近人的，喜欢说学界和文坛的往事，包括很多上海文人的掌故。不过刘先生处在兴奋状态时，说话脱略不羁，说的很多掌故靠不大住，传播中变形的东西很多。七十年代毛主席指示要他改《中国文学发展史》，这个问题刘先生没办法处理好。当时毛主席曾叫李讷去范文澜家里探望，询问范老能否用新观点把以前的书改一改，范老说目前修改尚有困难，就算了。刘先生一听说毛主席叫他改，有一种巨大的幸福感，马上就动工了。刘先生在老一辈学人里，文献功底稍差，材料出处、原文核对都比较疏忽，弄不好要闹笑话的，六十年代出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发展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金性尧先生帮他仔细校过。新编《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是章培恒先生帮他校的，中卷出来章没时间校了，刘先生来找我，我同意帮他校对一遍。他当时家住静安区乌鲁木齐北路8号，我去过那里多次，每次都带一部分样稿回学校，断断续续校了好几个月。这个时候政治风云变幻，也是刘先生受到毛主席礼遇最高的时候。刘先生经常讲毛主席接见的故事，每次讲都会增加一些新的东西，很难确定其中哪些是毛主席的原话。《文学史》改完以后刘先生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向主席请教两个问题，一是当时批儒把韩愈说得一无是处，他对韩愈有所肯定，问主席是否合适；第二就是李商隐的无题诗究竟讲什么，希望主席指点。毛主席去世前给刘大杰回信了，后来刘师母给我看过原信的复印件，墨迹很淡，已经抖得不成形了，我记得写的大意是：上海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先生，来信已收到。同意你对韩愈的评价，要一分为二；关于李商隐无题诗，存疑可也。

　　刘先生在当时比较高调。粉碎“四人帮”之后，很多人对他有意见。刘先生的追悼会去请周谷城先生（农工党中央原主席），周谷老说评价不能太高，高了就不参加。相比之下，刘先生狼狈的时候，倒是朱东润先生一直为他讲话。当时上海流行一种说法，复旦的朱东润是块石头，意思他是坚持原则；刘大杰是泥土，一捏就散的。朱先生听到这一说法，当即表示：刘先生也是一块石头，只是因为掉在油缸里沾了些油污，拿起来放到清水中去洗一洗，还是一块石头。

　　刘先生小时候非常苦，周岁不到父亲去世，童年时母亲去世，他寄养在舅父家，舅母不喜欢他，把他当长工，让他去放牛，后来他逃出来，到岳阳县城里做童工，织毛巾做阳伞。上中学没有钱交学费，就给学校里养猪、打扫抵学费。刘先生一路走来真不容易。

　　赵景深先生（农工党上海市委原委员）其实学问蛮好的。大学里工作的文史学者大多主张以经史为纲，在牛棚里处境不好还经常要比学问。很多老先生咸以通读二十四史为荣，朱东润、蒋天枢、刘季高等先生都说自己全部读过，陈子展先生则称曾精读和翻阅十七史数遍，由此可见大家对史籍的重视。赵景深先生倒是很坦然，说我只读过王伯祥的《史记选》。一般人会因此而觉得他旧学修养不够，其实赵先生搞的是俗文学，有着另外一整套知识结构的要求，史学方面略有了解就可以了。

　　赵先生一生受郑振铎影响很大，他总觉得自己早年所从事的那些研究工作，都是尊奉郑振铎的将令后才付诸践行的。我们老先生里有两位跟郑振铎的关系很深，另一位就是郭绍虞先生。郭先生列举他的好友，总是无例外地把郑振铎放在首位的。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主要组织者是郑振铎，他比郭先生小，为筹备研究会的事情，常到沙滩春台公寓找郭先生商量，两人深宵戴月，沿着附近街道经常一边散步一边交谈。郑是通过郭先生的介绍才跟南方的沈雁冰和叶圣陶接上了头。赵先生是郑振铎介绍入会的，很快成为骨干。三十年代赵先生的主要研究重心放在戏曲上，也是受郑的影响。研究戏曲要是对唱不感兴趣，很难研究好的。解放初复旦中文系和华师大中文系的老师每年要聚会一次，有一次会上华师大中文系主任许杰说，我们华师大力量不很强，但是有个把人是古、今、中、外都通的，此指施蛰存。刘大杰先生是复旦中文系的代理主任，他致辞，也先谦虚了一通，然后说我们也有个把人是编、导、演、唱都行的，就是赵景深。我们初入学时，和数学系的新生开了个联欢会，赵先生在会上演唱《西厢记・酬简》中的一支曲子，“彩云何在，月明如水浸楼台”，“僧居禅室，鸦噪庭槐”，当时我们听来真是很新鲜。赵先生性格平易近人，他的藏书谁去借都可以的。

　　吴文祺先生（农工党上海市委原名誉主委）学养、识见俱高，解放后出的东西不多，但在上世纪末仍主持完成了《续辞通》的编撰工作。二十四史标点初期，吴先生所起的作用尤其显著，他对古代典籍与古代典章制度把握得很准，帮助点校组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1971年“九一三”以后提倡学哲学，点校组请吴先生给大家作一次哲学辅导报告，他讲得极好，不但阐述透彻，条理也非常清楚。吴先生晚年生病，经济情况不太好，系里给他补助，他坚决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