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占上海，当时的上海有欧美列强把持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还有老绅士和名门贵族聚居的南市，另外还有虹口、闸北、杨浦、浦东等贫民所居住的华界，鬼子第一眼就看上了南市区，他们在这里烧杀掳掠、强暴妇女，无恶不作，于是造成了一批难民潮，都涌进了租界内。

　　我是湖州人，出生于1922年，湖州的蚕丝是世界闻名的，我祖父就靠出口丝头发财致富，于是置地造豪宅，让晚辈们享尽荣华富贵。但天有不测风云，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了，出口受阻，满仓丝头无法处理，而一大笔贷款和仓储等费用都得如期交纳，我祖父母共有子女6人，4位大姑都已嫁入豪门，大伯患有精神病，唯我父亲才能继承祖的事业，但父亲当时年仅20岁左右，哪有能力挑此重担，只能助祖父一臂之力，祖父在重重压力下，忧郁成疾，一病不起，于是这重担就压到了我那年仅23岁的父亲身上，当时我曾祖母和祖母还健在，大伯家有7口人，我还未曾出生，但也有好几口人，还有账房先生，管家和家仆等一大班人，都要生活怎么办？借的贷款又得还，无奈之下，唯有出售豪宅，各人自立门户，号子（即公司）还在，有家父掌管。

　　1922年年初，我祖母患高血压死了，同年七月份我这个可怜虫偏偏在家道中落时出生添乱，更难以容忍的是当我出生七个月后还在襁褓之时，父亲于大年夜因劳累过度不治身亡，撒手人寰，父母当时都只有25周岁，母亲焦急之下奶也急干了，当时难有进口奶粉，但价格昂贵。栋梁倒了，经济拮据，惟能米汤化奶，营养不足而导致得了奶痨病。正在奄奄一息的关头，真是神灵降临，有人介绍某一天主教堂内的嬷嬷，救活了我。而我这位已拥有三个儿女才25岁的年轻寡妇母亲今后该怎么办？尽管她已有三次生育的记录，但她毕竟还是这么年轻漂亮，她可以另觅新欢，把我们兄妹三人送进孤儿院，但她选择的是贞洁牌坊，为了我们兄妹三人，她是牺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使庞家的香火仍能继续延续。天无绝人之路，经我舅公出面支持下，我们家分得了一块土地，于是母亲就将此块地（今中共一大会址附近）作抵押，向前祖父借贷的法国银行贷款造了23幢一条弄堂的石库门房全部出租，所收租金除按月还贷还息外，余下的就作了家用，她仅读过三年私塾，但知书达理，她自己非常节俭，但为了培养我们成才不惜支付高额学费，把我们三个孩子一一送进学费昂贵的名牌高等学府，每人一学期的学费即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的全年收入。

　　战火燃起之际，我家很幸运的刚从南市迁往了霞飞坊（今淮海中路淮海坊），住在南市老西门豪宅内的舅公一家也随着难民潮逃进了法租界，我母亲义不容辞地把舅公全家接到了我们家，我家遂成难民收容所，舅公吴润昌原是法商邮船公司的买办，在南市除了自住的豪宅外，还有2幢民宅出租，但日寇的疯狂，除把宅内的东西抢击一空后，即把宅子付之一炬，难得的是留得青山在。

　　我大哥庞芳柏于1937年毕业于美国教会开办的沪江大学（今上海理工大学）化学系，上海沦陷，他就立即去了重庆，后又转至江西，与友人们办了一家酒精厂（后来，他一直从事此行业，抗战后在沪开办了彭浦化工厂，并长期担任厂长），待他立足后原想把全家迁往江西，日寇占领上海后，上海居民都是民不聊生，都付不起房租，我们家的23幢出租房的租金能收到十分之一算是不错了，且还有几幢未租出的空房，以前，我妈已卖掉了一幢店面房，把贷款已还清，但至战乱的情况下，所收到的微薄租金无法维持日常开支，所以离开上海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但我正值高三毕业班，于是只能分批离沪，另外要从沦陷区到大后方要经过鬼子设的烽火线和关卡，故必须随领路人偷渡，于是我大嫂带了她大女儿和我姐姐等人先走，留下小侄女交给我母亲和我暂留上海。

　　生活是如此艰苦，供老百姓所吃的碎米中掺了很多小石子，每天就要化很多时间去拣米，因房租欠收，全家入不敷出，已开不出伙，每天就是白开水过干面包。1942年毕业于教会所办的中学进德女中，因没钱上大学，就由我中学的黄教务长给了一份英语代课教师之职，又介绍了一家当家教，来补贴家用，后哥哥了解情况后，即托人带回一笔钱。于是次年的1943年7月，我考进了沪江大学，其间，环境越来越差，我中学的两位外籍教师JOHNSON 和HHLE都被日军抓进了集中营，生死未卜，了无音讯，集中在昔日法租界的白俄也纷纷到霞飞坊来偷东西，我们一家人又被迫搬到了姑父家（位于今瑞金二路、复兴中路口的洋房），姑父叫朱子奎，是海上闻人、原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的长子，这是一个有几十口人的大家庭，吃饭通过摇铃才能集合，我和我的表兄、后来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沈志瑜及其两个弟弟，其妹茹志鹃和他们的祖母都得到了关照资助，茹志鹃后亦成为了大作家。现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即是茹的女儿王安忆。沈志瑜的母亲是我亲姑，我姑父家原是杭州的某茶庄主，我姑生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后不久因病一命呜呼，姑父也许因不堪重负而离家出走，把这么一大包袱丢给了他年迈的老母亲。老太太总能担负得起，于是朱家姑姑就接纳了三个外甥，另一个外甥已至美国工作，小女茹志鹃即随奶奶一起生活，由各亲戚帮助。沈家三兄弟不知至朱家住了多久也即不辞而行，后我至江西曾遇到了沈，知道他们参加了革命，随后小妹茹志鹃也去了江西。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连连失利，对上海及各占领区的剥削压迫日益加重，生活更加艰难，物资更加匮乏。

　　1945年7月，我读了一年半大学后，母亲让我辍学，决定拖大带小的离开这鬼地方，先去杭州等候机会去江西，为了节约开支，经友人介绍住进了尼姑庵，一间房间的天花板上有很多壁虎在爬行，隔壁那一间则摆满了亡人的牌位，真是恐怖万分，无奈之下，只能忍着等待偷渡机会，好不容易等了一个半月，听到外面一片喧闹声。啊，真是大快人心，鬼子投降了！这种喜悦的感觉，真是前所未有，八年离乱，终于让老百姓喘过气来，于是速速奔赴火车站挤上了火车货厢回到上海。

　　二战给我们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单我们家就家破人亡，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今天，很多日本政要忘却历史，颠倒是非，拒不认错，真是让人气愤。铭记历史，是为了珍爱和平，开创和平，这也是我一个94岁老人的真心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