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5月，我出生于上海老城厢董家渡。在1937年8月13日（我刚三周岁）至1945年6月4日，我家因日寇遭受三次劫难。

　　第一次，我们在董家渡的民房与邻屋成片毁于侵略日军狂轰滥炸战火。

　　第二次，父亲自营运输卡车，被当时国民政府征用，为抗日前线十九路军，运送军用物资及抢救伤员。一次接受抗日运输任务，在驶往前线，车辆经杨行、月浦途中，整个车队遭侵华日军飞机低空盘旋机枪扫射追杀，赖以养家活口生存的我家生产资料，被击爆炸焚毁，父亲逃下地沟虽捡回一条生命，但全家生活陷入困境，几乎倾家荡产。

　　第三次是1945年6月4日上午，日本战斗机堕毁于上海辣斐德路停云里（复兴中路160弄）40号民居阳台。由于飞机汽油箱爆炸焚毁，一条东西向弄堂靠北39―47号、靠南56―61号计14幢石库门民宅焚烧殆尽，使61名在家居民倾刻惨遭丧生，被焚伤者无数，我家和姑母住该弄41号，当日在家中两个表姐、一个表弟丧于非命，一个表妹站在门口弄内，被日军燃烧飞机渍溅出汽油泼身，人像火球一般逃出，她脸部至全身皮肤被烧成一块块数不清大小不一鸡皮疙瘩伤疤，造成周身伤痕累累。倾间，我们两家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被当时上海吉安路“法藏寺”主持以慈悲为怀，收容在寺底层西侧朝东客堂，睡在铺着棉被的地上，每天靠施粥淡馒头酱菜度日。

　　事后，在媒体压力下，伪当局假仁假义，对这次空难丧亡者，一条命赔一石（老秤折算约60公斤），但是赔的是几乎粒粒发青霉烂的�i米。我妻、母及胞妹，由上海避难回浙江宁波西乡段塘李家桥。那里侵华日军围剿新四军，实施细菌战，施放霍乱病菌，使全村平民上吐下泻不止，几乎全部致命。日本人还将尸体抛在村河里腐烂，让细菌随河水流动广泛扩散传播，可见恶毒手段一斑。这段日军侵华史实，给我家带来的苦难，我一直铭记心底。

　　回望1949年上海解放不久，我刚15周岁求学于上海震旦大学附中，是校口琴队成员。一天，校学生会金铎同学来家动员，征得我父母同意，将我们口琴队成员组织起来，学习、练习演奏解放区传来的革命歌曲。后在1949年7月6日下午1点，大家穿着整齐长袖白衬衫，戴上蓝底银白相间横斜条领带，蓝卡其长裤，白色低帮跑鞋校服，至学校集中，跟随拉着大红布横幅、上书“纪念七七庆祝解放上海市军民抗日纪念大游行”等字样的震旦大学游行队伍，出重庆南路校门，浩浩荡荡参加全市人民抗日纪念大游行。游行队伍至复兴中路右拐，冒着阴霾细雨朝东方向，气势磅礴直行。一路上，我们口琴队昂首阔步吹奏着《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解放军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乐曲，受到道路左右两侧民众热烈拍手欢迎。沿途多处设有“茶水站”，一些热心群众纷纷送上热气腾腾红糖姜茶，为淋了一天雨的游行者解寒。到达“宣传鼓动站”时，在主持人带领下，大家一起互动，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军国主义”，歌唱《团结就是力量》、《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引来围观人群一片欢呼声。游行队伍行进中，不时有等候在南、北横马路支线道上各团体的游行队伍加入，前后连接，队伍越来越长，因此走走停停，经复兴东路至南外滩由延安东路折返进入“跑马厅”（现人民广场）通过大会主席台，已过深夜。游行队伍出“跑马厅”结束，已临近拂晓。整个游行过程前后近18个小时，大家米粒未食，身上衣服被细雨淋得湿漉漉，湿了干，干了又湿，但人们混身是劲，热血沸腾。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华，我们这一辈人劫后余生，有血海深仇，苦难家史。上海刚解放仅40天，全市能举行如此规模浩大的抗日纪念大游行，便是明证。

　　（作者系民革徐汇区委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