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湖帆《�h�m日记》1937年9月19日条记载：“今日中秋，月色甚佳。海上各食店不做月饼而改制光饼，可记也。”（见《吴湖帆文稿》第119页）吴湖帆日记中所谓值得记下的“光饼”，是一种什么样的饼？为何中秋节要在市上普遍用以代替月饼？为此，笔者查阅了当年的上海《申报》。

　　据悉，“光饼”是源于戚继光抗倭时的一种面饼。据福州府志记载：明嘉靖年间，抗倭英雄戚继光率军入闽追歼倭寇，连日阴雨，军中不能开伙，戚继光便下令烤制一种最简单的圆形小饼，中有小洞，用麻绳串起挂在将士身上充当干粮。消息传开后，沿海各地的百姓争相为军队做光饼。后人感念戚公，便把这种小饼叫作“继光饼”，也称“光饼”。

　　1937年的中秋节，上海淞沪抗战正进入最为艰难的时刻，宝山的刘行、罗店已为日寇突破，第一军胡宗南，第十八军罗卓英部队损失惨重，罗店、杨行、刘行一带遗尸遍野；闸北、江湾连夜炮战，同时敌寇还从江上袭击浦东。中秋的前夜，我国空军奋起还击，猛袭敌人阵地汇山码头、大阪码头附近，还投弹轰炸黄浦江上的日本战舰。然而翌日日军飞机三十余架叠番空袭南京明故宫机场。

　　1937年中秋的前一天，是9月18日，恰逢“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由于自“一・二八”淞沪停战协定以来，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使得政府一直采取忍辱负重的态度，避免刺激日本。此次纪念“九一八”六周年，适在淞沪抗战爆发的背景中，上海各界民众感时触景，表现出极大的悲壮与热烈。为表示抗战的决心，是日上海一律悬半旗并实行素食。广大市民除了踊跃捐款酬劳前线战士外，正午还举行全市市民集会。据《申报》记载，那天的集会由国民党市党部童行白为总指挥，林美衍、胡星耀以及姜豪为各路召集人。集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举行国民宣誓礼，宣誓效忠国家，抗战到底！正午宣誓的同时，上海童子军战时服务团组织人员在各路段，分头指挥所有交通车辆停驶致礼。这天，上海各界市民为迎中秋，还竞相购置“光饼”，以代替月饼，送前方抗战将士。即使馈赠亲友，亦赠“光饼”以示全民充满同仇敌忾的精神。可见当时国民之道德力和自发自动的纪律，以及社会的组织力。

　　由于当年“光饼”助戚家军平倭有功，上海淞沪抗战期间，民众自发制作“光饼”以为象征，祈愿我军将士能勇如戚继光，将倭寇一举赶下海。除了光饼送前方，当天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还发表通电：“现我国全面抗战业已开始，凡我民众自应把握精神上之胜利，非战至敌人俯首屈膝，还我失地之时，则吾人之抗战决心，绝不轻易动摇。人人认定目标，齐一心志，整齐步伐，为此精神国防之战士，则无坚不摧，无敌不克，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申报》上提到的姜豪，即我上海民革前辈，上世纪八十年代任文史馆支部主委。记得九十年代，我在民革但任文史馆支部联络员时，曾听老人说及这一段历史（但他并没有提及关于“光饼”的细节）。姜老说：“七七事变”时，他正在庐山暑期训练团受训。到了八月，局势日益紧张，在庐山训练团的军、师长不断调回防地，每天训练团都举行欢送会，大有“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的气势。未几，“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姜豪从庐山回上海，当即投入已成立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并担任民运组召集人、组织委员会主任及战时服务团团长等职。

　　记得蒋百里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生存不应被剥夺，否则那一民族为求生存，自然会结成一个生活与战斗一致的总体来争生存！”就像姜豪前辈曾告诉我：“‘八一三’淞沪抗战，全上海的民众都自动投入抵御外侮的运动中，当时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容忍外来的侵略。民气之高，士气之旺，前所未见！”诚所谓忍看国土供蚕食，不杀倭奴誓不还；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抗战是全民族抵御外侮的战争。

　　当年的“光饼”，在今天看来并不起眼，也谈不上什么美味，但就是这平淡无奇，质朴无华的小小面饼，却折射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一脉相承的“精神国防”力量。这就是吴湖帆日记中“可记也”背后的重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