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9日至11日，国民党政府组织的北路慰劳团到了延安，团长贺衷寒担心团员们受我们的影响，便假借邓宝珊的名义匆匆离开延安去了榆林。

　　十天以后，慰劳团由榆林南返时又路经延安。这时，随慰劳团的中央社刘尊棋、扫荡报社耿坚白、新民报社张西洛等三名记者找到延安交际处长金城同志，提出要求见毛主席。金城同志知道这是他们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摸摸我们的底，就让他们拟一个提问题的提纲。提纲由刘尊棋、张西洛起草，分三个部分：一、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二、关于两党的磨擦问题；三、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刘尊棋当时与我党有关系，张西洛是进步分子。这三个问题，正是当时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重大问题，最迫切要求知道我党的态度和政策。

　　金城把这个提纲转送给毛主席的第二天下午，主席接见了他们。参加的还有柯庆施、肖劲光及新华社、新中华报的负责同志。这一次谈话，就是后来震动中外的毛主席《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在这个谈话中，毛主席首次公开、明确地宣布了我党对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军的军事进攻采取的原则立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主席还说，这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的办法是退兵三舍，后发制人。

　　谈话后，耿坚白为了立功，立即把谈话内容电报重庆，本想只作为他们内部掌握的材料，但是不料我延安的《新中华报》在1O月6日发表了全部谈话记录，向全国各阶层人民揭露了顽固派搞分裂、搞磨擦的罪行，表明了我党对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坚决采取针锋相对斗争的决心。这样一来，把蒋介石一伙搞得十分狼狈。

　　三记者回西安后，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把他们找去训斥了一顿，责问他们这些问题是谁要他们提出的，为什么要提这些问题。这表明谈话已使国民党顽固派处于被动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