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一书是著名作家姚雪垠的名作。每当人们提起它的时候。姚雪垠都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他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同志在他写作《李自成》两次最关键的时候，给予他的关怀和支持。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武汉一开始，《李自成》一书就被当作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来批判。大街上出现了批判《李自成》的大字报、漫画、铅印小报。不料到8月上旬，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同志对列席会议的王任重同志说：“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我看了上册，写得不错。你通知武汉市委，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

　　当天晚上在一个会上，谈起了这件事，戚本禹对任重同志说：“别听老头子的！姚雪垠的《李自成》我也看过，现在还不反动，写到后边非反动不可！”

　　任重同志的心中不以为然，笑一笑，没再往下谈。第二天早晨，任重同志给当时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同志打电话，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侃夫同志赶快向抓全市“文革”运动的黎智同志（市委书记）和辛甫同志（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们俩随即对驻市文化局和文联的工作组下达了指示。由于工作组的暗中嘱咐，在红卫兵大“扫四旧”时，姚雪垠的所有稿子、笔记、卡片、藏书才得以保全。当时《李自成》第二卷已经写了大半，倘若这些笔记、卡片等付诸一炬，那么以后的写作工作就无从谈起了。姚雪垠回忆这段往事时，无不感叹自己真是一个“幸运者”啊！他没有象全国许多文化界和文艺界知名人士一样坐监、挨打、大会批斗、游街示众……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产生了巨大作用。

　　可是到了1974年，姚雪垠的日子又不好过了。他的写作常常受到各种干扰。1975年夏天，姚雪垠在无法安心写作的情况下，便给宋一平同志写了封信，说明了他的处境和打算，问能不能设法将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直接送到主席面前。过了几天，他收到了宋一平同志的回信，说可以转去，并嘱他用毛笔写，字要写大一点，将信寄给宋。

　　于是姚雪垠便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长信，汇报他写作《李自成》和《天京悲剧》两部长篇小说的计划，以及当时的工作情况，请主席再一次给他支持。毛主席很快看见了姚的信，作了批示，同意他的写作计划，叫给姚提供条件，将书写完。原来一平同志接到姚雪垠的信，立即同胡乔木同志商量，也将他写给一平同志的信请乔木同志看了。他们几位在一起的同志认为可以帮助姚雪垠，就向邓小平同志谈了。后来姚雪垠写给毛主席的信，就由小平同志转给了毛主席。

　　由于得到了毛主席的关怀和支持，姚雪垠来到北京安心从事《李自成》的写作。这在十年内乱时期，是多么难能啊！每当回忆这段往事时，他还常常禁不住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