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和读书没什么缘分。我进校门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记得小学二年级刚开学，我和同学们拿着大一号的《毛泽东语录》走上街头。接着当红小兵头头、红卫兵头头，写大字报、开会，忙的不亦乐乎。到了1976年春，人家想方设法回城，我却义无反顾地去农村，在江西南丰一个叫做直源的小山村插队两年。1977年恢复高考，我因读书太少没敢去，在工厂干了多年。

　　1985年上海各民主党派市委机关公开招聘干部，我参加了。在选择哪个党派时，我一眼看到了李公朴、闻一多的名字，于是踏进了民盟市委机关的大门。我进机关时，恰逢上海民盟组织成立四十周年。我被安排从一堆发黄的《上海盟讯》中摘录上海民盟大事记。这个工作很枯燥，好在我对历史有兴趣。编完大事记，看到我摘录的内容被编进由大名鼎鼎的苏步青题写的《纪念上海民盟四十周年》，我有一种成就感。很快，我又被安排在民盟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秘书。刚接手时，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是中国新闻界泰斗，《文汇报》创始人徐铸成先生。铸老家住江宁路，距民盟市委很近，我去过多次。用今天的标准看，装修很一般，墙上的字画我大多忘记了，只有洪荒画的戴贝雷帽的铸老形象留存至今。记得他指点文字，一数中国新闻界名流，对所谓“大家”不以为然。听着他的妙语，我眼前出现了他为《上海民盟》撰写的文章，尤其是回忆上海民盟创始人，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沈志远时感情充沛，满纸生辉。不久，民盟文史资料委员会换届了，主任是被夏衍誉为抗战时期三位著名左翼战地记者，与范长江齐名的陆诒。初识陆公，前额突出，面色红润，活脱脱一个画中寿翁。上任伊始，他一个电话把我叫进了家门。在楚图南亲笔撰写的条幅下，陆公一脸慈祥，交代完工作，和我们拉起了家常。末了，他认真地说：“你还年轻，我这个老记者送你‘四个勤’：脚勤、手勤、笔勤、脑勤。”怀着对陆公的敬意，我开始了“四勤”。

　　那些年，我读了《全国文史资料选辑》、《上海文史资料选辑》、《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沈钧儒年谱》、《七君子传》、《黄炎培》、《中国民主党派史》、《中国民主同盟简史》等书籍，写了大量读书笔记。走访了苏步青、谈家桢、谷超豪、赵超构、冯亦代、王亚夫、薛耕新、笪移今、寿进文、陈仁炳、冯英子、徐中玉等十几人，电话采访了李正文、罗涵先、慕尚思、周小燕等，连来沪出席会议的民盟中央领导叶笃义、李文宜也没有放过，收集了大量史料，撰写了不少文章。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有了变化，由“看热闹”转为“看门道”。比如那个叶永烈，他把满脑袋西方宪政的罗隆基写成了“党外布尔什维克”。还有谢泳，他编写了一本有关罗隆基的书，封面上的人竟成了原上海虹桥疗养院院长丁惠康。有个九三学社的创始人，在他的回忆录中信誓旦旦地说，他是民盟创立时期联络部的副部长。更有人石破天惊地宣布：当今中国有九个民主党派。于是，我的文章有考证，有观点，得到了一些专家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