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陆诒，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他是民盟早期的盟员。曾在在周恩来的领导和指导下，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和党的新闻战线方面工作。

　　我今天要讲的是发生在1946年我父亲与周恩来之间的两个小故事。

　　1946年4月至10月期间，我父亲在上海《联合晚报》当记者，有幸经常到周公馆（有时也到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采访新闻，多次受到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指导。他对我们当时所办的《联合晚报》既有表扬又有批评。表扬我们几个月来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工作有成绩。批评我们政治色彩太红，有时会脱离群众。他要我们注意团结广大群众，在各个方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充分运用民间报纸有利的条件，讲出人民要讲的话，报导人民要知道的事实，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去获得千百万读者的同情与爱护，争取能长期战斗下去。

　　1946年4月12日陶行知先生从重庆回上海

　　我父亲是爱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好朋友，是陶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的兼职教师和《职业教育社》的社员。听说陶先生回到上海，我父亲就在4月19日，带着他们创办的《联合晚报》的创刊号，到陶先生暂住所重庆南路53号，友人许德臣先生的家里拜访，向陶先生征求对《联合晚报》的指导意见，并向他征稿。陶先生当场就给作了一首诗歌，对这张报纸的创办祝贺。4月20日，《联合晚报》就把陶先生的这首诗歌刊登出来了。

　　1946年6月23目上午，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并组织10万群众欢送人民代表马叙伦等赴南京请愿同时举行示威游行，这是抗战胜利之后上海一次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使国民党反动派为之战栗不安。我父亲亲见到身着白色衬衫的陶行知先生，精神抖擞地登上讲台，代表群众公意发出正义的吼声：

　　“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我们要用人民的方量，制止内战，争取永久的和平！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

　　那天会后，陶先生始终跟着群众队伍游行，直到抵达复兴公园游行宣布结束。那次代表团到南京请愿，发生了“下关血案”。7月12日，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接着，闻一多教授15日又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在上海，传出了反动派要逮捕民主人士的黑名单。据内部消息，陶行知先生也上了黑名单。陶先生不得不转移至他朋友家里居住。

　　从爱棠新村传来噩耗沈钧儒父子赶往抢救

　　7月25日上午9时，我父亲到愚园路愚园新村去访问沈钧儒先生，忽闻电话：“陶先生在友人任宗德家中，突患中风倒地。”这简直是晴天霹雳，使沈老和我父亲异常震惊。沈老急忙吩咐家人叫出租汽车，一面叫他的大儿子沈谦医师赶快准备好药箱。老先生又伸出一只手，拉住我父亲说：“我们赶快去看看！”外面下着细雨，他们三个人坐上汽车向爱棠路（今余庆路）疾驶。在车上无心谈话，但心却跳得特别厉害。一到爱棠路爱棠新村13号，即直奔三楼，见室内无人，再推门进入卫生间，果见陶先生倒在地上，眼睛还半闭着，可是已喊他不应，问他不答了。沈医师先翻看他的眼白）查看陶先生的瞳孔，再按他的脉搏，听他的心脏跳动。大家寂然无声，用期待的目光紧盯着沈医师的脸部表情。

　　沈老着急了，问：“能不能立即送医院急救？”沈医师摇摇头，向大家解释：“陶先生患的是脑溢血症，动不得，也不能打针。”他叫大家先把陶先生抬进卧室，然后用冰过的毛巾，放在陶先生头部。陶先生依然沉睡。环视室中，陶先生那套蓝布学生装还挂在衣架上，他的一副黑框眼镜仍安放在一本书上，一枝钢笔静静地等待陶先生再提起它来战斗。

　　沈老忍住眼泪，叫我父亲到二楼去打电话，通知有关朋友和家属。不久，田汉、司徒慧敏和台湾同胞李佛光医师匆匆赶来。李医师的诊断与沈谦医师是一致的，也认为不能送医院。

　　陶先生不幸辞世周恩来握手诀别

　　我父亲连忙打电话给马斯南路周公馆，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周恩来同志。上午10时半，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迅速赶到。恩来同志紧锁双眉，快步走到陶先生身边，俯身拉着他那还不十分僵硬的手对他说：“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的事，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发展下去的。你放心吧。我立时就要到南京去了，我们要争取全面的、持久的和平和实现民主来告慰你的。朋友们都得学习你的精神，尽瘁于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息的。陶先生，你放心去吧！”

　　周恩来同志向陶先生诀别的话讲得真诚而哀切，他还特别抓住田汉的手久久不放，并对他说：“你们都得保重啊！文化界的朋友们无论如何再牺牲不得了！你平时欢喜喝酒，也别再那么喝了。”

　　11时30分，沈医师再去为陶先生按脉，突然告诉大家：“此刻脉搏有点趋向正常，还有一线希望。”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得到片刻的安慰，想不到紧接着的竟是一个永恒的悲痛。当天12时30分，陶先生患脑溢血不幸逝世，终年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