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忆徐嘉陵

　　徐嘉陵同志解放前夕的公开身份为上海常熟区公所保干事，实为农工民主党党员。在我于1948年8月加入农工民主党的前后日子里，他和我过从甚密，常给我带来地下党出版之《文萃》刊物及油印文件，促我进步。

　　时常熟区区长王伯盘与嘉陵与我均熟悉，旦交往甚多，故1949年1月常熟区公所民政股主任周某另有他就辞职后，嘉陵嘱我争取此职，经我提出后，王即照委。

　　嘉陵同志时正拟了解常熟区某些住户情况，并负责妥善保护区公所文卷财产，保证在解放时完整移交，要我与之合作。

　　首先是争取区长王伯盘．目的是使其倒向人民。嘉陵和我分别向王进行形势分折，晓以历史发展和中国前途，以及个人利害关系，进而导其收听共产党广播，了解上海解放后的政策。王有所领悟，并有立功表现。如原常熟区警察局长奉命缉捕进步青年章某，章曾任职区公所，警察局人员不识章之面貌，强邀王随同逮捕，及至章就读学校，巧遇章迎面立于教室门前，王即对之施以眼色、使章免罹灾难。又嘉陵需要通过我向有关科室调阅簿册文卷，但凡重要者必须区长加盖印章，经我提出要求，王即将名章交我随时以其名义调阅，井由我携出所外交嘉陵。

　　南京解放后，国民党军队的溃兵逃来上海，窜入常熟区，纷来区公所，以“保卫大上海”自命，向居所要民�福�要给养。嘉陵请区长王伯盘暂避，嘱我与敌官兵周旋，因此事责在民政股。敌溃军之要求事项固多，其首要者则为抽丁拉�福�对此要求，先由我婉言拒绝，待其发火，则我“命”嘉陵与之交涉，嘉陵与之争论之后，允为尽力“设法”，不作满足之诺，敌军宫兵总是悻悻而去。如是二日，待第三日下午，敌官兵气势汹汹来到区公所，对嘉陵和我大加取闹，开口辱骂，动手殴打。陵嘉镇静应敌，与之说理。敌方不容开曰，强迫我方派人随彼到居民家中强拉年轻力壮男性居民，人数要达500名。嘉陵以“我等为地方人员，市府曾命令不可扰民，违者严办，你们的要求，不敢妄从”相拒，又谓“如果你们轻举妄动，激怒上海居民，你们就真正犯了贻误戒机之罪”作警告。敌无可奈何，狼狈而去，但口中不停地嚷：“咱们走着瞧！”

　　不数日，上海解放。嘉陵与合作人员，恭迎自南郊进人常熟区之部分人民解放军，招待休息于区公所门前。嘉陵等高声歌唱，欢庆胜利。

　　农工党成员中的“三轮车夫”

　　解放前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三轮车夫”，他们任凭巡捕开口辱骂，举棍殴打，乘客呼之则来，挥之则去，血汗所得，首先要缴付车租，有余则勉强糊口，无余则忍饥挨饿。在这些人中间有的投身革命队伍，对解放事业有所贡献。

　　上海解放后，我奉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工作委员会委派，充任南区区委委员。三名委员之中，除我是教员之外，其他二位都是三轮车工人，其中一位还是区委领导，名孟时庆，另一位的姓名我想不起来了。孟时庆同志是江苏省海安人。两位同志都住在南市小东门附近一家拥有十余辆双人三轮车租户之内，睡在大门内账房的搁楼上，铺盖单薄破旧，衣着褴褛不堪。既要出房租，还要受老板娘监管，言语行动她都有干涉之权。我看到他们这种生活情况，想象解放前他们在这种环境中从事地下活动，比一般同志更为艰苦。

　　据孟时庆同志对我说，他在家乡曾加入过共产党，因家乡被敌人占据，才来到上海以踏三轮车谋生。但一心不忘革命，虽然找不到共产党地下组织，但却辗转遇到了革命的民主党派――中国农工民主党，经介绍，加入了这个组织。在解放前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有：

　　(一)监视苏北、安徽逃亡来沪的地主、还乡团人员

　　约在淮海战役之后，有些从苏北、安徽逃亡来沪的地主、还乡团反动人员，他们自称为“难民”，有的居住在安徽会馆内，有的散居他处。国民党政府公认他们为“难民”，在政治上给予保护，而这些人又在社会上散播谣言，诬蔑解放军，反共反人民。孟时庆同志曾同几位同志，对这些人进行监视，发现情况随时向组织反映。

　　(二)观察社会动态

　　孟同志等每日踏着三轮，东奔西驰，对社会上的动态，接触到的人物，发现有不利解放斗争的情况，不论巨细，随时向组织反映，对地下工作很起作用。

　　(三)宣传

　　当时农工民主党在共产党领导下，除出版《沪讯》外，还不时印发一些宣传共产党的政策，驳斥反动谣言，歌颂胜利等宣传品，孟同志等以踏三轮之便，散发、张贴，为解放事业获得民间效果。

　　总之，解放前这几位“三轮车夫”曾为革命做出了一些贡献。解放后，又根据农工党市委指示，动员支授前线，团结教育群众，推进生产，继续调查工作肃清残余匪特，学习革命理论等，每均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