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上海民革党员向哲�F逝世30周年
近几年的上海书展，几乎年年都有东京审判方面的专著与读者见面，2017上海书展的现场更设立有“东京审判巨幅油画・出版工程”展示专区，不仅集结了200余卷东京审判的相关文献与研究著译，还陈列了美籍华裔画家李斌历时两年半画就的《东京审判》大型油画（局部），而11国代表中国部分画面上赫然在目的，有上海民革已故党员、著名法学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向哲�F。
8月31日，是向哲�F教授（1892-1987）逝世30周年纪念。2006年9月刊《上海民革》“民革春秋笔”栏目，曾专门撰文介绍过他，彼时电影《东京审判》才刚上映，当民革党员知晓全程参与东京审判、在组建富有战斗力的中国检查组及广泛收集战犯罪证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检查官，竟然是上海民革党员时，都甚是惊奇，为自己组织有如此出色的人中翘楚感到无比自豪。
从少年早慧到初露峥嵘
向哲�F（音jun，亦作浚），别号明思，曾用名向哲文，湖南宁乡人。1892年向哲�F出生在宁乡双江口的一户殷实人家，他少年早慧，善于内省，又极易汲取外界的养分，对于人性和世事的诸多可能性和复杂性，很小就有了自己的独到见地。
1911年，向哲�F考入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读预科，6年后，因为成绩出色被选送赴美留学，先后在耶鲁大学文学院、法学院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深造，获文学士和法学士学位，其中1921年8月～1922年8月华盛顿会议前后，因被推举担任留美学生会代表而休学一年，任英文宣传组主任，经常撰写并登报发表文章，这一年的忙碌，扩大了他的眼界和心灵的疆域。所以有些文章说他在耶鲁大学获得文学和法学两个学士学位、华盛顿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是不对的，向哲�F自己填的表格，清清楚楚显示耶鲁法科未获学位，原因就是他中间休学了。
在如饥似渴研习西方法律，掌握深厚的法学知识后，1925年2月向哲�F回国，同时在北京大学和承德的河北大学任教，教授英文和罗马法、行政法，还兼任交通大学的国际公法教授，当有国际公法课程时，他会适时出现在唐山交通大学的校园，可以说非常忙碌。期间1926年1月至10月参加“调查法权筹备委员会”，任当时北京政府任命的法权会议中国委员王宠惠的文牍秘书，随王出席国际会议，并由王宠惠面邀，督办华俄道胜银行清理处。道胜银行的事务非常繁忙，1927年7月，向哲�F不得不辞去北京大学的教职。知与行本就是相通的，丰厚的知识积累，让向哲�F博学而通达，思想的力度和深度非一般人所能及，王宠惠由此对向哲�F的才干非常赏识。
1928年王邀约向一起南下去南京政府司法部任职，后司法部更名为司法行政部，向集谦虚与自信于一身，一直是里面最得力的秘书。1932年年届不惑，向被派到苏州，任吴县地方法院院长，开始独当一面主持全院行政，而这时，他有了第一个孩子向隆章。
先立业后成家
说到向哲�F的家庭，他的妻子周芳，比他小了整整14岁，毕业于沪江大学，秀外慧中。而岳父周震麟也是民革党员，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其爱国爱人民的热情一直令向深受感动，是思想上影响向比较多的一位师长。
向哲�F近四十岁才结婚，向隆章之后，周芳生了女儿向隆本，几年后又添了小儿子向隆万，向隆万退休前是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的教授，因为负责欧美同学会的日常工作，党派的同志对他可能都比较熟悉，他尽管是数学教授，却写了很多关于东京审判的著述。周芳解放前一直相夫教子忙于家庭事务，解放后到华东师大附中任俄文教员。
1933年9月，向哲�F出任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对现实社会和民生的无比关切，让他常年的思考得以有现实的实践，所受的教育又从不给他放任和沉溺的机会，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下，自然而然成就为官场的一股清流。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他和法院的同事倪征燠离开沦陷区辗转到重庆，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1943年出任高等法院湘粤分庭检查处检察长。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向哲�F出任上海高等法院检查处首席检察官，不久即受命组团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任中国检察官，并举荐梅汝�H为中国法官。在2006年9月上映的电影《东京审判》中，梅汝�H由刘松仁扮演，倪征燠由英达扮演，而向哲�F，由著名老戏骨曾江扮演。
亲历东京审判的日子
在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律专家中，向哲�F最早到东京，承担了压力最重、最艰难的取证工作。1946年2月7日，由向哲�F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11名日本侵华战犯名单。当时军事法庭采取英美法诉讼程序，定罪要看证据是否有力，还要不被对方的辩护驳倒。由于战争期间中方没有注意搜集和保留证据，日方借口严守军事秘密，投降后销毁了大量罪证，为此向哲�F排除万难，频繁带领工作人员前往中国过去的敌占区寻找人证和物证，还前往查阅被查封的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存，从字里行间的细微处，发觉日本侵华罪行的证据。经向哲�F据理力争，终将1928年“皇姑屯事件”发生日，正式确定为中国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把起诉起始日从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提前了9年。
1946年春，国际检查局开始起草起诉书，但日本战犯都配备了资深的美国辩护律师，对英美诉讼程序了如指掌，原以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轻而易举，但东京审判进行到半年之后，中国代表团发现他们正在陷入困境。于是在法庭上，向哲�F多次举证发言，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时，战犯松井石根在辩护中把自己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向哲�F当庭展示了一叠资料，包括1937年12月10日有松井石根亲笔签名的进攻南京的命令，最后远东军事法庭以无以辩驳的事实宣告松井石根率日本军队在南京犯下了滔天罪行。
审判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时，向哲�F提出：“土肥原和板垣在中国犯罪最多，应由中国检察官负责对此二人的控诉。”他还从南京搬来援兵、刚从欧美考察回来的老同事倪征��出任其首席顾问。板垣提出书面证词想证明“满洲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向哲�F出示日本御前会议文件和内阁会议文件、密电、动员令等材料铁证进行有力的反击。
1948年11月12日，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被告被判绞刑，另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948年12月23日绞刑执行，向哲�F和中国代表团团长商震参加了见证。向哲�F和他的同伴们戮力合作，终于不辱使命，代表国家在远东军事法庭行使职责，充分体现了其爱国心、责任感和才干
案牍劳形的教书匠
向哲�F回国后，国民党政府先后委任他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司法院大法官等要职，均被向婉拒。1949年2月，留在上海的向哲�F接受大夏大学和苏州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聘请，讲授《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审判》等课程，接着参加了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1952年10月转到复旦大学，先后在外文系、法律系任教，随后又调到社会科学院承担法律研究工作。
1960年起向哲�F调至上海财经学院（即后来的上海财经大学）工作，任财经学院基础部外语教研组主任，是五级教授，直至1965年退休。在财经学院期间，他每天按时到学校上课，努力地在集体中做到与社会意识和价值取向相适应，在保全人格修养的同时尽量做到能免于批评。他从不向人夸耀当年的经历，平时鼓励下属和学生们用英语谈话，竭力提携后进。只有那不怒自威的神采，透过貌似随意的言谈，让人隐隐地感觉一种极其静默高贵的气质，隐隐地感觉到这个清华学堂的放洋生、这个代表过国家的检察官一定有极不寻常的经历。
英雄暮年
1943年春天到秋天短暂闷热的日子，向哲�F在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编审法规时，莫名其妙被集体加入了国民党，连介绍人是谁他都记不起来了，未担任过任何职务，也未参加过任何会议，但即便这样，文革期间，这位退休教授也还是因此遭受了政治打击。加之他一生坦坦荡荡光明磊落，解放后实话实说，坦言除抗战时期，其他年月因为待遇一向很高，即便妻子不工作，一家老小的生活也能过得极其优渥，解放后虽则夫人也出来谋职，但他自己最初去复旦时拿到的只是东吴法学院兼职的原薪49元，生活一度“极感困难”，后来专任教授职才“可得改善”。幸好这些罪状比梅汝�H背负的要轻好多，1973年，69岁的梅汝�H（1904-1973）在饱受摧残后默默离世，而向，幸运地只被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上海民革的杰出党员
向哲�F教授1956年加入民革，入党介绍人之一，是同为研究国际法又数度成为同事的张汇文。张汇老（1905-1986）是上海民革第四至七届副主委，他对向哲�F的评价是：“无论从事何项工作，作风相当正派，对人亦颇谦和”。
法律界除了张汇文，向哲�F跟小他14岁的倪征��（1906-2003）也有很多的交集，倪跟张一样也是斯坦福大学的法学博士，向对这位年少成名的后辈一向倚重，用向的话说就是“他法学优长，办事能干，我和他共事廿年深得切磋观摩之效”。新中国成立后，倪正燠调到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任法律顾问，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后，他多次作为代表出席国际海洋法大会，1981年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1984年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享受到国际司法界最高荣誉的国际法官。可以说，向、梅、张、倪，唯独年纪最小、活得最久的倪正燠，真正等来了发挥其法学专业才能的春天。
余音不绝
“文革”结束后，向哲�F教授不顾年迈，多次接待司法和新闻界的故雨新知，解答与国际法相关的问题。198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他多次在不同场合发表义正词严的谈话，条分缕析揭露日本右翼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耻行径，还积极配合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筹建工作，介绍东京审判的诸多史实。改革开放日渐宽松的环境，让他的话语陈述能不再脱离自己的心灵。
1987年8月31日，向哲�F老先生在上海驾鹤西去，面容安详而满足，享年96岁。当年他在东京发出的正义之声，依然振聋发聩，而历史长河中反对侵略的警示之音，也必将永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