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5月，我出生于上海老城厢董家渡一处“三合一”民宅，我家与外公、舅父家同住。在1937年8月13日，我刚三周岁时，我们居住的民房与邻屋成片毁于侵略日军的狂轰滥炸。为避难我家迁往市区英租界福煦路“念吾新�”1号沿马路过街楼，我父亲师兄胡大元家，外公、舅父家则无奈住入“徐家汇天主堂难民收容所”。没几天，父亲自营的运输卡车，被当时国民政府征用，为抗日前线运送军用物资及抢救伤员。一次，父亲接受抗日运输任务驶往前线，车辆经杨行、月浦途中，整个车队遭侵华日军飞机低空盘旋机枪扫射追杀，赖以养家活口生存的我家生产资料被击中焚毁，父亲逃下地沟，虽捡回一条命，但全家生活陷入困境，几乎倾家荡产。

　　1940年炎夏，父母亲对我说：“你已七岁了（实六周岁），已该上学读书了，现家里付不起你读书学费，给舅父谈好了，送你到舅父家附近‘天主教若瑟院’去读书，因来回路远，你就住在舅父家，和几个表哥一起读书、玩，好吗？”隔天，父亲一手拿着一个为我准备清洗更换衣服小包袱，一手搀着我的手，去舅父家，到达时见前后两条筒子形草棚棚，四周无墙，用一条条木板自下而上，一块块斜叠钉成四壁（后知道是便于排水）。每条筒子近百米长，宽约六米。入内，只见每条筒子南北一分二，中间留一条长近百米天井走道，舅父家分得住后面靠北一筒的北面，因都是烂泥地，大家便搭建离地0.5米的木柱子框架，在上面钉木铺板，建成一个个5平方米左右的坑床，每户人家起居饮食生活全在坑上。户间无遮蔽，全部敞开。那时舅父家已有五口人，连我六个人就挤在一个炕上，仅靠北面一扇木板窗采光。开窗用一根木棒向外推后，再向上支撑作开窗工具，我们做功课则双脚盘坐伏在这扇窗下。这是我第一次住难民收容所，彼时情景至今不能忘怀。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经徐汇区政府投资，该地块全部改造成漕溪北路523弄多层公房，后随着城市发展又动迁新建为百脑汇商场。

　　第二次住难民收容所是在1945年。记得6月4日上午，日本战斗机堕毁于上海辣斐德路停云里（今复兴中路160弄）40号晒台。由于飞机汽油箱爆炸焚毁，一条东西向弄堂朝北39-47号、朝南56-61号计14幢石库门民宅焚烧陷尽，61名在家居民倾刻惨遭丧生，被焚伤者无数，我家和姑母住该弄41号，当日在家中二个表姐、一个表弟丧于非命，一个表妹站在门口弄内，被日军燃烧飞机喷溅出汽油泼身，人像火球一般逃出，她脸部至全身皮肤被烧成一块块数不清大小不一鸡皮疙瘩伤疤，造成周身伤痕累累。倾间，我们两家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被当时上海吉安路“法藏寺”主持以慈悲为怀，收容在寺底层西侧朝东客堂，靠铺着棉被的地上起居生活学习，每天以慈善事业捐献施粥淡馒头酱菜度日。

　　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也是“八一三”淞沪抗战80周年。回望那段艰难岁月，我辈劫后余生，我们对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因此格外珍惜今日的幸福生活。痛定思痛，唯有铭记历史，才能自立自强；唯有珍惜和平，才能大步前行！